（一）诸神向一神的进程
一切伟大的行动和伟大的精神现象都发生于诸神时代，而终结于一神时代。围绕着“神”或“道”，各民族的先知把他们的价值推到了审判台上，在法官与法官激烈的言语碰撞中，迸发出巨大而绚烂的精神火花和殉“道”者审判的声音。
在希腊民族和希伯莱民族的世界里，因其繁复的神话谱系和大地上普遍的悲剧痛苦，他们审判的声音异常峻烈。“我的国度不是这个世界的国度”。预言天国降临的耶稣基督发出这样轻蔑的声音。在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里，只有如此身临绝境的人才会把拯救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全能的上帝身上。“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啊”集中了他全部怨恨的声音最终遏止了一个祥云飞临的天国的涌现，而他“道”成肉身钉在十字架上的剧烈惨象判处了这个世界的永恒罪性。在哲学的故乡希腊，苏格拉底的声音显得从容而沉静些：“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惟有神知道”。早期天真的人类在探求永恒幸福的时候，都借助了一中介--超乎人类力量的“神”。
中国人是一个比较含蓄的民族。由于神话在这片土地上的过早遁失，中国先知对世界混乱作出审判的声音显得微弱些。但还是以它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孔子作春秋，删诗三百，从先王历史的角度判处当下世界的礼崩乐坏；老子留下一部道德五千言，然后遁出函谷关，以退场的方式对世界混乱作出了终极而缄默的审判。这分别从政治和哲学的方向对诸侯失道作出了理性裁判。而在南方的楚国，诗人兼祭司的屈原，首先对流放他的楚王发出满腹怨骚，继而对作为历史王道之存在根据的“天”发出严厉的拷问，最后是作为与秦国争雄的民族代表诗人，在秦国攻陷了他的父母之邦后，以投江自沉的方式作出了天崩地裂的末日审判。以这种最极端的方式，屈原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恢弘磅礴的悲剧诗歌，言语诗歌和行动诗歌的合一。
而后中西方在不同的世界开始了从诸神向一神的进程。柏拉图的抽象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本体）和犹太人的上帝分别从哲学和信仰的方向在大一统的罗马帝国的上空汇合——共同指向一个绝对永恒。（罗马城被称为永恒之城）。而随着罗马帝国的瓦解，上帝之光照耀的是无数个涌现的民族的长期混战，--实际上，上帝之国从来就是一种幻景。若人们真在地上建立起了天国，上帝自身就会隐遁消失。天国幻想的前提正是地上无尽的苦难和混乱，只反映人类生存深渊的深度。耶稣就是这样一个身临其境滋生幻象的伟大幻想家。
在中国，通过一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进程，首先是儒家的道德信仰和汉帝国结合起来。绵延到南宋，理学的出现才最终实现了哲学解释和道德信仰的结合，并渗入到世俗政权中。而这时正是中国作为一个文化种族倾颓衰败的时候。
把一个失败的民族的神赋予崇高的殉道形象并加以偶像化，再把他身上的原生精神意识形态化渗入到世俗政权或机构中，这是所有一神化的结果。如犹太人的上帝开始不过是他们民族的神，即使他们沦为了一个奴隶民族，他们还自诩他们的城是上帝的城，他们理应蔑视异教徒。基督教正是根据原始的神灵信仰，在集体受难的基础上，经由耶稣基督沟通天庭意志，再经过教士的基于理性-信仰的理论体系化建立而成。其中耶稣走上十字架承负世界恶是宗教拯救意识中最有价值且撼动人心的一幕，显现了人类承担悲剧痛苦时巨大挣扎的生存景象。
一神信仰虽然战胜了异教信仰，但无不以人的自身欲望为潜在敌人，在刮干了人的欲望鳞片后始放射永恒寂静之光。所有宗教无不以禁欲为鹄的，基督教以一个超验完美的天堂否定现世，佛教则在灭绝欲望的修持中抵达一个生命的临界点--“涅槃”。
在历史和永恒之间龃龉，中国这个民族缓慢而艰难地前行。道家和儒家作为古典理性主义的代表，他们在共同戕伐生命之树的同时导向王道历史。道家在坐禅忘机的境界中有似佛教，儒家在群体约束的功能方面有似基督教。宋以前中国是一个圣王合一结构的历史民族，宋朝开始中国人欲结束历史时间，儒道合一指向一种宗教式的“永恒时间”。在北方蛮族蜂拥涌向中央帝国的腹地后，汉族人退出历史。
一神时代，人们栖居在一种人--神（天）结构的垂直信仰中，西方的牧师和中国的“士”充当了此种信仰的中介、沟通和维护者。道德等级形式赋予了他们绝对审判的力量。（在西方是律法审判形式而在中国主要是宗族亲缘形式）。这是他们面对虚无面对异己力量时自我确证的有力武器。虚无，消散在一种坚固的垂直信仰和高高在上的权力增长感中。
在西方，使人匍匐于其下的力量是人格化的上帝，而在中国是神化的“天”即天子。代表一神的上帝或“天”把裁判天地万物的的权力紧紧攥在自己手里，唯他是瞻，唯他是善恶之价值表的制定者。而作为新生力量涌动的人，必定是夺取和分化上帝和“天”的权力，于是产生了诸神（人），产生了历史民族。我把在历史上疾走行驶的诸神相争的时代称之为后诸神时代，区别于前历史以“神”为核心的诸神时代。尼采、鲁迅就是涌现于后诸神时代的先知。作为人之子，尼采反戈一击，弑杀先他而在的父亲势力“上帝”，双手沾满了上帝的血迹。
准确地说，东方世界从文明的肇始起就进入了历史的后诸神时代。春秋战国诸子蜂起时中国人业已取消了神性之“天”。秦汉帝国只是对诸侯国的政治结构的同构合并。而中国整体和谐之“天”的独一无二性，又使它的文化呈现一神的结构。所以，中国人半是历史民族，半是永恒民族。当它坚持一种华夏正统的历史王道时是历史民族，而当它导向一个纯粹不变的“天”时是永恒民族。
作为从上帝（“天”）倒下的废墟里成长起来的叛逆者，尼采首要敌对的目标是基督教的上帝，是它治下的顺从谦卑道德。鲁迅要摧毁的则是绵延两千年的礼教--奴隶道德支持的一神教。而从上帝的废墟里崛起的是人之欲情，是血肉丰满的反叛英雄，是绝对权力没落的平等的人。
尼采对基督教进行了最猛烈的轰击，但他并不意图创立一种新的宗教，用他的话说，“宗教是群众的事情”。宗教的瓦解促使一个新的诸神时代的来临。 而超人，是诸神之一极，是有限之人的权力意志发挥到极致的“人”。“难道我们不能使自身成为上帝，就算只是感觉仿佛值得一试？”是人感到内心之主子降临的喜悦的一刻。
尼采，作为诸神之一极，同样遭遇了诸神兴起而自身溃退失败的结局，并扮演了预言家和沙漠里的先知和大地之王的辉煌的角色。他作为新世纪的早产儿面临不被世界理解的黑夜时，他不得不借助了审判的力量：“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有的人死后方生”。但这已经是响起在历史地平线上的审判的声音。
（二）世界是深沉了
世界的永恒轮回正抵达人类的午夜，凡摧毁旧价值而欲建立新价值的人们，他们总是最先触摸到人类黑夜的黑暗和空虚。午夜笼罩着他们的幽影何其悠长呵。
尼采的超人敌对的目标是上帝，鲁迅的狂人诅咒的是吃人的礼教，他们要摧毁的都是一神结构的道德等级秩序。在这场为“人”争夺权力的篡弑上帝的浪潮中，尼采和鲁迅都高举着他们反叛的旗帜。随之，更多的反中心主义却又高举旗帜画上自己头像的人蜂拥而起。尼采和鲁迅在辗碎等级秩序的同时也敉平了自己和人们的差别，即他们在篡弑上帝的同时也戕害了自己。群众站起来用自己的声音掩盖了哲人的声音，用尼采的话说，“侏儒跳到人的肩膀上去了”。井然有序的等级秩序被互相争战的混乱秩序替代了。欲争得自己声音的人撕心裂肺地吼叫。伟大的反叛者必得首先使自己疯狂。
作为神圣祭司的诗人，他们负有审判世界并赋予世界意义的使命，而此刻他们发现审判的目标突然消失了，他们无“的”放矢，他们面对的是“无”，是从深渊里涌现的无尽黑夜：
哦，人类！注意！半夜的声音说些什么呢？我睡了，睡了—我从最深沉的梦中醒来。世界是深沉了，深于白昼之所能知。
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尼采在远离人类的午夜里喃喃自语。这不仅是大自然阒寂无声而万物休息的午夜，乃是人类疏远尼采的午夜。临于绝顶瞻望遥远的人类，尼采感到生疏了。负有“改良”人类之使命的尼采被人类疏远了。此一刻乃是尼采的“黑夜时间”。
我们犹记得查拉斯图拉下山的时候，他这样说：
啊，太阳，你伟大的明星哟，假如没有你所照耀的人们，你的幸福何在呢？
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太阳（尼采自喻）和人类的关系乃是照耀（爱）和被照耀（被爱）的关系。真正伟大的爱像太阳自发的光热惠赐宇宙万物而不求报答。神圣祭司的使命乃是用言语之光照耀濒临黑夜深渊的人类，诗人的言说乃是为了开启人类的意义之光。
而此刻诗人和人类的关系断裂了，诗人坠入虚无的深渊。意义的消失乃在于人--神垂直信仰结构的破坏：尼采亲自弑杀了上帝。超验的神既已消失，诗人借以沟通人神的依傍力量也已丧失，王和集体祭司合一构筑的等级结构遭到毁坏。诗人陷入个体孤独的命运中：诗人和人类疏远造成垂直蒸晒的境地。
鲁迅也写了这样的“夜”：
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就耗尽了我的青春。
鲁迅《野草.希望》
鲁迅感受到了他和民众的疏离，向他袭来的是那空虚中的暗夜。这反映了中国圣王合一的等级结构的破坏，我们听不到古中国士大夫那种道德立言的慷慨气概。而鲁迅自己就是这一结构的破坏者。鲁迅在打倒圣人的同时也削弱了自己作为诗人的神圣性。
在这里，鲁迅还濒临另一重黑夜的深渊：种族大衰退的午夜。且第二重黑暗是由第一重黑暗引起的，是外族入侵导致了整个种族的衰败，由此触发了中国一神秩序的崩溃。鲁迅正生活在这双重黑暗叠加的午夜中，“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
这里的内在逻辑线索是，因外族入侵造成的种族伤痛，引发了他内心“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他的复仇意志无法抵达人民的集体理念，他的呐喊不能唤起大众的觉悟，并因为他和民众的疏远而使他置身于无物之阵中，最后他只能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并陆续耗尽了自己的青春，从而导致意义之遁失和虚无之产生。虚无的产生乃在于生命意志的耗尽和目标之遁失。“上帝死了”，是导致虚无产生的可能性之一种。
然而，这些人类精神的承负者--尼采和鲁迅，他们都不可能坠入彻底的虚无深渊，只是预兆般提前感受到人类黑夜的黑暗和空虚。他们不可能放弃对人类的热烈希望，他们内在的神明和力量驱使他们像夸父追日一样追逐新的光明。他们以自己的创造反击着虚无，并开辟出新的意义之太阳。凡提笔艰苦写作的人都不是虚无主义者，凡选择活着的人也不是虚无主义者。而新价值就产生于这世界轮回的午夜。
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的尾声，我们听到了如此高昂有力的声音：
好吧，狮子已经来了，我的孩子们接近了，查拉斯图拉已经成熟了，我的时候已经到了！
这是我的曙晓，我的白昼开始了！现在起来，起来吧，你伟大的日午哟！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并离开了他的洞府，炽热而强壮，如同清晓时一轮正从阴沉的山头升腾起来的太阳。
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日午”和“太阳”是“午夜”和“黑暗”的对抗性话语。它们是人类生存处境的两极。“日午”和“午夜”通过一团炽烈燃烧的太阳之旋转形成两极转换。
尼采的“日午”是什么呢？尼采说：“我的天职是为人类准备一个最高自决的时刻，一个伟大的日午。”并说他发现的“永恒轮回”是人类迄今获得的对生命的最高肯定形式。尼采的希望是在他杀死上帝后，促使诸神（人）的新生，走向超迈之路--在对生命的积极肯定中生育超人。他弑杀上帝促使了诸神（人）的再生，而诸神（人）的涌现必将疏远尼采。在尼采看来，他自己是通往超人的最高希望的桥梁。凡创造新的价值的人们，必将首先触摸到人类的黑夜，也必将提前看到人类生存的新希望，他们牺牲自己而成为桥梁。
所以，“午夜”和 “日午”，“光明”和“黑暗”，“绝望”和“希望”，并由此引擎的权力意志的潮涨潮落，一切人类的生存景象乃至四季循环和自然元素分解和聚合的自然现象，无不形成永恒轮回的景象。这永恒轮回乃是亦苦亦乐的生命取之不竭的丰盈。超人即是人的权力意志以永恒轮回的方式达到颠峰又能复归平静的人--一个精致的“圆”。只有肯定生命本身的丰盈，肯定人的痛苦和绝望、陶醉和极乐皆是生命的必要体验，永恒轮回的的生存方式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尼采用永恒轮回的生命体验方式替代了一神结构的垂直信仰的内在体验方式。
这样看来，我们就不难理解这部“给每个人看而又不给任何人看”的“山顶雄风最高迈的书”：这是一部太阳激情引擎的，上面笼罩着日午光明和午夜阴影，中间穿插着上帝死了和超人诞生、诸神兴起和价值重估、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等一系列预言和说教的奇书。
鲁迅曾被称为中国的尼采，他的文章很多地方颇合尼采的思想和神采：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意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鲁迅《影的告别》
人类是一根系在兽与超人间的软索--一根悬在深谷上的软索。
往彼端去是危险的，停在半途中是危险的，向后望也是危险的，战栗或不前，都是危险的。 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以上两文都强调了现时的危难和当下的困境，人类回到遥远的天堂乐园去，是不可能的；瞻望将来的黄金世界，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只能在此时牺牲自己而成为桥梁。拒绝神性的启示和一个超验天堂的安慰，正要求人自身担当更多。这些伟大的诗人以自己超负荷的担当而成为像神一样的神明，尼采甚至为人自身激发的神性而激动得热泪盈眶（“我是快乐之神”）。即使像耶稣这样的基督，也只是以神为杆杠使自身上升到神的高度。不能担当的人则选择了像虫一样爬行，这是开启后诸神时代的尼采和他的后继者卡夫卡、加缪和萨特等荒诞作家显著不同的地方。
“人类是一个过程和没落”，在鲁迅那里化身为“过客”。他从能记忆的时候就开始这么走，但不知道能走到哪里去，且在前面的路途中，“没有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但他还是要顶着落日下的夜色走去，——只力求担当。这些伟大的先知先觉者，与其说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不如说首先揭示了我们人类的生存处境。尼采和鲁迅的伟大之处亦在于此。
尼采以永恒轮回的方式思辨性地解决了后诸神时代人的生存和信仰问题，并以“伟大的日午”召唤人类重浴在生存希望的高潮中。但在鲁迅那里，他面临的多重迷津使他的心性具有更多的迷狂性：
我不过一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没。 鲁迅《影的告别》
黑暗和光明纠缠着，不甚清晰。也就是说，没有一种力量驱使黑暗和光明以轮回的形式正常地转换。黑暗的势力占了上风。鲁迅的绝望超出了西方哲人所能感受到的，所以他只能“彷徨于无地”。作为民族魂的鲁迅，他竟不能看到他的民族战胜异族的入侵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多重黑暗遮蔽着鲁迅峻亮的眼睛，戕害了他的脾性。
而种族午夜后的熹光是如此闪烁不定，微茫如许……
世界是深沉了。
（三）
求知者不但应爱自己的仇敌
还应恨自己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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