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迄今为止的中国还称不上一个实现了言论自由的国家，但在现在的中国的知识界，各种各样的声音也都还有着各自一定的发出机会，以至于有人说，在今天的中文符号世界中说什么不可能简直是不可能的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谈思想界的“左”、“右”分殊也就成了一笔糊涂帐，很难有一个清晰的图景。
上世纪90年代末期，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乃是知识界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但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国内政局与国际环境的变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说空间日益逼仄，一些代表性人物或被迫去国、或转入网络空间的非主流话语、或退回到书斋转为不那么激烈的学理性阐述。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当年论战的另一派别也并未因为对手的受挫而占到便宜，由于对社会公正的强调并进而对当前注重效率的政策的抨击，新左派事实上在政治上也并不讨好，其言说也无法进入主流领域。于是，在分别代表左与右的两大派别都遭遇到困境之后，中国知识界逐渐出现了一种分离与断裂的景象，在左与右的两端之间，分布着毛泽东主义、新民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合作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新权威主义等林林总总的思想派别。而面对这些复杂的思潮，之所以说左与右成了一笔糊涂账，就在于中国政府本身是一个“左”的政权，于是比如从施密特这样的典型右翼思想得出的新权威主义因为其强调政府权威这一点在中国就成了“左”；而像社会民主主义这种欧洲社民党所采取的中左路线到了中国则就是“右”。
在这些思潮中，本文所要分析的是那些极端的思潮，无论左右。从左的来看，极端思潮应该是毛泽东主义甚至斯大林主义，坚持“原教旨主义”的左派思想；而在其它国家本应是极右的国家主义虽然理论来源与之大相径庭，但在很多具体问题上尤其是与其达成了高度一致。两者达成的这种政治上而非理论上合作的原因，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所谓的“被迫害幻想”。
所谓左翼思想的“被迫害幻想”，是指一种从意识形态出发的阶级斗争心态和文革思维，坚持认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认为中国受到国际上“阶级敌人”的迫害，将很多问题都转化为一个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问题。于是在国际关系的判断上，就导向强烈的反西方倾向并进而反对自由民主，而对萨达姆、塔利班这样独裁政权表示支持。而在国内问题的判断上，就导向只要看到对政府的负面报道和批评言论，就认为是居心不良、反党反人民的“持不同政见者”，从而立即用愤怒的口水加以淹没。这类幻想发挥到极致，就是所谓的“非典是美国对华发动的生物战”这样的可笑观点。这种思潮理所当然的会引起国际性的警惕，而反过来却又让持这种思想者自我感觉得到了证明。
同样，在右的极端，也存在这样一种“被迫害妄想”，也是从意识形态出发。那就是认定当今的中国一片黑暗、中国政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极权主义政权，幻想中国人民特别是幻想知识分子受到“极权势力”的迫害，基于这种幻想，就导致了对政府所作所为的一切都持怀疑与攻击的态度，于是总希望借助外力势力改变中国政权，反而格外亲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而基于这种“被迫害幻想”攻击政府，当然要受到一定的压制，于是这似乎就更加证明了其理论的正确性——因为攻击而被“迫害”，因为被“迫害”所以更要攻击。
其实，两派虽然分处左右两个极端，归根结底都是受毛泽东式斗争思路的影响：“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支持，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只不过两派对于敌人的认识存在不同，因而也就对于中国问题认识不同（在此我假定，我所分析的这些都是具有强烈民族责任感、希望中国振兴的）。一派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国际上的敌人，另一派则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国内的黑暗。而在笔者看来，还是要告别这种斗争心态，更加理性地去看待问题，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问题都不是绝对化的，因此还是要在“左”和“右”之间保持的更加中庸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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