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传统，怎样融合，谁的复兴？
——评甘阳的“三种传统的融汇与中华文明的复兴”
还是先从一件小事开始。
2005年5月12日晚上7：30，甘阳在清华大学演讲，题目是“三种传统的融汇与中华文明的复兴”。主持人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评论人是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由于甘阳、崔之元与汪晖都是1997年那场争论中被命名“新左派”的人，而且朱苏力也一向被认为有“新左派”倾向，这场演讲被有些人戏称为“新左派峰会”。虽然同题的访谈早在2004年年底就已在有名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上发表过，许多人也估计到了演讲不过是重讲一遍这篇文章，但这场演讲还是吸引了众多的人去听。
演讲后的第二天，一位听众写的一篇题为“甘阳演讲印象记”迅速在网上流传了开来。这位听众写道：“甘阳真乃人中之龙，谈话东拉西扯的蜻蜓点水，似乎很散，平淡无奇，但直抵根本的意识非常之强；指东打西，若无其事，背后却有极深厚的内劲。其人气息澄敛而有弹性，收放自如、动静皆宜；特别令人惊异的是，五十几岁的人，却是三十七八岁的相貌，二十来岁的举止与活力，七八十岁的秋肃之气”，“甘阳有没有说出什么高深的道理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所涵的思力与气象。人中之龙，这是确定无疑的”。并且，这位作者在文中将甘阳称为“甘子”、“大师”等等，言语之间充满了敬重——甚至都不是敬重，而是敬畏。
与此相反的是，另一个听众所描述的情况与这位作者完全不同。他把甘阳形容为一个“艺人”，而且直言说：“我自己对这次讲座有期待－现实落差感，整场讲座注意力不是很集中。整体印象是一场平庸的演讲，大师风采没有表现出来，或者他本来就没有想在这种场合表现。”
前一篇《印象记》在网上流传最为广泛，也在部分地方遭到了猛烈的批评和攻击。出现这种情况自然并不奇怪，毕竟人的感觉都只属于自己，不可能被别人左右。如果有人刚好失恋了去听这场演讲，结果当然是很失望。如果有人是怀揣着“跟大师过招”的想法去的，自然会格外兴奋——虽然这种兴奋的表现形式是强烈的不满和批评，但也仍然是兴奋。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所知道的那一套才是真理而别人的一切表现不过都是在自己的意料之中的，无论演讲者讲了什么，听完的感受毫无疑问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胡说八道。前一篇“印象记”的显然相信，甘阳不仅是大师，而且是懂得微言大义、熟谙隐微书写的大师，所以连甘阳“王顾左右而言他”都可以理解为有深意在焉。而对后一位作者来说，就没有这样坚定的信念，而是准备去“听听看”，怀着试探的态度，或者是想在甘阳那里验证他对甘阳的或深或浅的理解，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
这当然不是仅有的两个版本，但却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两个版本。此外，我还找到了两个看起来态度比较客观的版本。但是，无论如何，甘阳的演讲都是整个2005年5月最值得期待的文化事件——这是1989年以来甘阳第一次面对中国大陆的公众发表演讲。同时，2004年文化保守主义“浮出水面”（坦率讲，我个人一直觉得这个讲法很好笑）以来的第一个重要文化事件。
什么是老祖宗的传统？
无论听众的总结结果怎样不同，但无一不提到，甘阳所谓的三种传统，不是别的，正是“毛泽东时代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的传统”和“老祖宗”的传统。而且，他在那次访谈中也是这样讲的。毛泽东时代的传统被他归结为平民主义传统，改革开放以来的传统则被他归结为市场自由传统，而许多人最为看中的“老祖宗的传统”究竟是什么，他却没有明说。在关于传统的说法中，“老祖宗的传统”这个看起来似乎亲切的说法最笼统、最不负责。
谁都知道，自从晚清以来，儒学逐步退出意识形态神坛，下降为诸多现代大学学科中的一个科目，曾经的经世济民的宏大抱负也变成了皓首穷经的学院八股，而且很多人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诸子百家、老庄申韩、诗词曲赋、训诂考据就被统称为所谓的传统文化。总之，传统成了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几乎只要是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切都可以堂皇的成为传统的一分子。甚至连“中国历史的后门”、“流民文化”、“潜规则”也往往以“真正的传统”自居，以何为主以何为客、以何为体以何为用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而对任何一个有社会、文化、历史责任感的儒者来说，儒学都如陈明所说，“不主流，毋宁死”。因此，不明言传统的具体内涵，而“若存若亡”的说“老祖宗的传统”就是最笼统的。
这场演讲最动人的地方似乎是会讲诸君子们表现出来的深沉的历史与文化责任感。“印象记”的作者充满感动之情地记录了与会者朱苏力的发言：“苏力说，我们都是五十岁的人了，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呢，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对这个国家的责任，我们愿意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为我们文明的复兴尽过一点力，想想心里就很满足了。我们有过理想，到现在也还在追求理想，我们没有放弃，不会放弃。可能七十年代的人不大懂我们，八十年代以后的青年更会觉得陌生，但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我们做不了别的什么，只希望自己做学问能对国家、对民族有用，这是我们的心愿。”这种责任感是怎样表现的呢？朱苏力介绍说，一向来以“民营企业家”代言人自居的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先生正准备用经济学来重新解释儒家思想，并以此证明“儒家是最伟大的制度创新”。
儒家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制度创新，这一点我当然愿意承认并且相信，但儒家如果沦落到了需要用经济学来证明其制度创造力的时候，儒家还是儒家吗？难道这里的儒家不是仅仅是一个幌子而已，用来证明经济学无远弗界的普遍适用吗？为什么不想想儒家对那种包裹在儒家外套背后的各种荒谬的批判呢？或者，为什么不能老老实实、又直接了当地宣布“儒家死了”呢？在这样的年代，说一个东西死了，这需要什么勇气呢，不是早都有人宣布过历史已经终结、革命已被告别了吗？难道宣布一个已经停止心脏跳动的人的死亡真的需要费这样大的周折吗，难道儒学今天的境遇不正是如此吗？
作为此次演讲的主角，甘阳先生的观点当然需要在这里被特别地提到并加以分析。但遗言的是，我们没有在这次演讲上听到他对这个问题有任何更进一步的阐述。不过，我们仍然记得的是，甘阳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观点，那就是“儒家是为己之学”。而且，我们还记得，甘阳说这话的时候，正是1980年代热烈的欢呼着告别“传统”的时候。要知道，甘阳那时可是乐观的西化派的头面人物，并且是专以崇西抑中为务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知识分子群体的领军者之一。因此，今天甘阳在这里对“老祖宗的传统”来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的时候，就尤其一定要问清楚，“老祖宗的传统”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中国历史的后门”、“流民文化”之类，还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吾汉家自有法度，外儒而内法”呢，还是“儒道互补结构”？
甘阳是聪明人，他不是蒋庆，没有“儒家原教旨主义”信念，当然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也没有大讲王道政治。所以，虽然也有人在网络上严厉的批评他的态度，但比起将蒋庆直斥为“神棍”、“骗子”来，还是要客气很多。当有人问他三种传统当以何为主的时候，他给出了一个十分新左派的答案：三种传统之间必然存在冲突，这里没有以何为主的问题，更多的还是一种张力。这让人想起汪晖，每当有人问汪晖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又怎么走的问题的时候，他总是按照惯例送上一个玄而又玄的概念：历史的可能性。
面对着“满屋求知、求道，狂热又理性的年青人”，甘阳所选择的姿态居然是装神弄鬼，这不是不负责任又是什么呢？当“三种传统之间必然存在冲突，这里没有以何为主的问题，更多的还是一种张力”被理解为“大师的‘显白教诲'”时，甘阳该做何感想呢？是为“隐微书写”与“显白书写”的说法深入人心感到高兴呢，还是为“橘逾淮而枳”悲哀？
一个启蒙领袖的出走
在甘阳这一代人中，甘阳无疑是一个佼佼者。几乎在1980年代以来的重大文化事件中，我们都能看见甘阳那富余激情与穿透力的文字闪烁其间，而且每每以“意见领袖”的角色出现。
1982年左右，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文革后恢复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们研究生毕业了，在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断层之后，甘阳们无比茁壮地成长起来，既怀揣着毛泽东时代留给他们的最后一点理想主义激情，又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了对西方思想的大规模全盘接收。比起五四运动那一代人，他们更缺少历史包袱，又少“2000多年来的封建思想”的毒害，对汹涌而入的西方思想的接受能力更强更快。
在1980年代的新启蒙文化热中，影响力最大的被公认为三个知识分子群体，其中影响至今未见衰弱的当属“文化：中国与世界”，而这个群体的领袖则毫无疑问的是甘阳。甘阳在2004年年底接受报纸采访时提出过一个观点，即中国要超越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这个看起来似乎新颖的观点其实并不那么全新，早在20年前，“文化中国”便已成为相当普及的概念。这个概念的灵感来自于海外新儒家，而发展与实践者却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的知识分子们。
如果我们今天查仍然活跃在中国思想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就会发现，大多数人都曾经是“文化：中国与世界”这个群体中的一分子。而这些人被汪晖称为“启蒙知识分子”。而且，在今天被冠以“新左派”的恶名的知识分子中间，相当多的人都曾与这个全体有过或深或浅的关系，更年轻的出生于1960年代的一代则是在这个群体的直接影响下接触与了解西方思想的。因此可以认为，“文化：中国与世界”是一个启蒙知识分子共同体。在他们1980年代的的启蒙话语里，潜在地把现代性等同于资本主义。在“与西方接轨”、“打通中西文化”的措辞背后，是将中国重新放进“全球化”的急切心情。但当1992年以后中国在市场化的道路上加速行进时，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思想文化格局也发生了裂变，这个群体也随之迅速分裂。仍然坚持启蒙姿态的知识分子成为自由主义者，而对市场化带来的严重后果与社会危机持怀疑与批判态度的人则成为所谓的“新左派”。1997年虽然被命名为自由主义浮出水面的一年，但这背后的真相是，原来本属于一个阵营的知识分子们的分歧终于到了无法弭合的地步，于是出现了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
要确认这一点非常容易，在1989年到1992年之间，比新左派更加让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无法接受的左派曾短暂地活跃过，并出现了何新这样的国家主义者，却并没有引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的愤怒，而态度要温和得多、在话语谱系上非常接近、思想逻辑上几乎相同的新左派却引起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集体愤怒和声讨。因此，与其将这场争论视为一场激烈的敌我斗争，不如将之视为启蒙知识分子对内部出现的分歧一种惊异与愤怒。——因为在他们看来，批判市场化就是背叛了1980年代知识分子的理想，质疑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就是在破坏1980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的遗产。
作为曾经的启蒙知识分子群体的领袖，甘阳在这时采取了一个看起来十分奇怪的姿态：支持以汪晖为代表的新左派。而在此前，甘阳虽然在1990年离开了大陆，，他的思想影响力却没有丝毫减退。早在1988年，甘阳就发表了题为《扬弃民主与科学，奠定自由与秩序》的文章，从而为1990年代中国大陆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规划出了基本的取向。1990年代以后，批判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激进传统成为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也为日后文化保守主义批判五四运动的激进反传统路向埋下了伏笔。此外，甘阳还着力地向大陆思想界绍述了伯林关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思想的区分，使之一度成为大陆思想界的基本概念。日后哈耶克一路的保守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迅速泛滥，对积极自由的批判也与此不无关系。
但是，1997年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者的争论里，甘阳却采取了一个至少看起来是十分奇怪的姿态，不仅在道义上支持新左派，而且对自由主义采取了严厉的批判立场。他将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日益趋于保守的自由主义走向直接职之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道德败坏症”和“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知性低能症”。他的语言甚至都与新左派如出一辙，激烈的质问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对大规模的工人下岗、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东南沿海的迅速资本主义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仍然极力的为这种改革取向辩护，难道不是资本的马侔吗？他还质问中国以经济学为基本背景敷衍出来的自由主义理论：中国的自由主义到底是平民的还是贵族，是民主的还是反民主的？他提醒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说，即使是伯林，也并没有对所有的积极自由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而是说“我站在法国大革命这边”。
至少从姿态上说，可以公认地认为，甘阳当时并没有对自由主义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只是极力地批判了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间广泛存在着的日益保守化、反动化的趋势。虽然如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也并没有念丝毫旧情，果断地将新左派的帽子送给了甘阳。甘阳并没有象其他新左派那样，不予置评，而是完全地剖白称，将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的知识分子称为新左派是不正确的，更应该将他们视为“自由左派”。在《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中，甘阳列出了被公认为新左派的代表性人物的四个人，其中除了受到强烈批判与抨击的汪晖、崔之元、王绍光外，也包括了他自己。换言之，在甘阳看来，这场争论更应该被当成一场针对内部意见分歧的讨论，即“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而不应该相互将对方当成敌手，上纲上线为“阶级敌人”。
2000年，《读书》奖事件再次引发中国知识分子大讨论，对汪晖的个人攻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此前的理论上的相互批评直接上升到了人身攻击与个人品德质疑。面对滔滔流水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讨伐，甘阳再次不聪明的选择了支持汪晖，为之辩解。更要命的是，他在一篇反击自由主义阵营的文章中劝沈昌文“不要越老越不要脸”。整个知识界为之大哗，甘阳的学术影响也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至少可以说，在自己的同龄人与出生于1960年代的知识分子中间，甘阳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如果在今天再回头来看当年的那场影响广泛的辩论，对中国的自由主义阵营来说，新左派与甘阳的批判并不是全然没有道理，有些甚至已经成了新的“常识”。——当代中国的“常识与事实”总是在不断的变动之中，对于同样的事物，人们几乎没有固定不变的所谓常识。比如保守这个词汇，在1990年代的思想语境中，是一个绝对的贬义词，这就是常识，以至于当人们说哈耶克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时，所有的哈耶克信徒都会起而为之辩解；而在今天，当一个保守主义者似乎是一件极为时髦的事情，会被人认为“有文化”。
一直以来，甘阳都是一个敢开风气之先的人，似乎每一次他都能敏锐地把握到中国思想界的基本趋势并做出相应的批判。他当年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那些批判在今天看来，应该更多的被当作是善意的提醒与批评，而不是完全的否定。但在当时派性攻伐流行的语境中，自由主义几乎享有一种天然正确的霸权地位，所有批判自由主义的人都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是背叛知识分子理想的。甘阳的那些批判没有为中国自由主义所及时接受，所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当经济学支撑下的整个理论体系逐渐失去其魅力时，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显得极其软弱和敏感，面对其他思想的挑战，除了神经质般的过敏和人身攻击之外，几乎无法做出更好的分析与回应。
如果说启蒙首先是启蒙知识分子自己的话，那么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似乎大多都没有经历过这个自我批判与反省的过程，从而长期陷于另一种蒙昧状态之中不能自拔，即对自己所信奉的东西笃信不疑，容不得丝毫的怀疑与批评，常常将自己关于历史与现实的种种个人感受放大为真实的“事实与常识”。近来反日运动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斥为义和团与文革的事实再次说明，中国的自由主义是一种神经质的意识形态，缺乏自我更新能力，也缺乏吸纳其他思想潮流的能力，更不具备为历史与现实提供完整的解释的能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僵化，象是一种多数人的意识形态，而失去了时代感与现实感。
甘阳与新左派被开除出自由主义阵营，对中国自由主义来说，是一个重大损失。虽然在那之后涌现出了众多的以自由主义思想家面目出现的知识分子，但他们毕竟只是知识分子，除了会重复早已由别人编制好的顺口溜之外，几乎没有丝毫的创新能力。关于历史、关于现实、关于文化……在众多重大问题上，自由主义都缺乏积极的回应与建设能力。在1990年代中后期，甚至有些自由主义者敢于宣称自由主义是不讲道德的，是无所谓文化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是普遍适用而无须任何论证的。一种无知而无谓的乐观与自信弥漫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间，甚至连将他们称为“形而上学骑士”都是一种名不副实的过奖。
在那之后，中国自由主义似乎再也没有能够在内部调整自己的姿态与思想结构。在2004年关于文化保守主义的争论与由郎咸平引起的关于国有企业改制的问题的讨论中，自由主义阵营内部的混乱正是这种后果的初步显露。
甘阳的保守主义转向
2000年左右，刘小枫率先在中国大陆起劲地介绍施特劳斯与施米特，使这两个名字成为这几年里最广为人知的哲学家，微言大义、显白教诲、隐匿对话、重读经典等提法也一时成为最时髦的学术术语。刘小枫不但应上海三联书店之约分别选编了关于施特劳斯与施米特的文章与评论文集，还主编了“经典与解释”，大量地引进了施特劳斯学派第二第三代弟子的作品。除此之外，他还身体力行，写了许多绍述施特劳斯与施米特的文章。
但是，引起爆炸性轰动的却不是刘小枫的这些举动，而是2003年甘阳为施特劳斯著作《自然权利与历史》所撰的长篇导言。与刘小枫介绍给中国人的施特劳斯不同，甘阳给了中国人另一个施特劳斯。他特地强调了施特劳斯学派在施特劳斯生前如何寂寞、身后如何声名显赫却始终不为美国主流学术界所接受等情况。也恰恰是在此前后，布什政府的保守主义面目越来越明显，施特劳斯学派也跟着浮出水面，施特劳斯本人则被成为新保守主义教父。施特劳斯身上本就神神秘秘的色彩因此变得更加让人难以理解。如果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来观察，得出的结论也许是甘阳这篇文章的标题“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
诚如甘阳所说，施特劳斯生前几乎闭口不谈任何与现实政治有关的问题，只强调经典教育，即使参加过一次所谓的政治斗争，也是典型的学院政治，即用自己的否决权，将卡尔·波普尔这位在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界颇有建树的哲学家挡在了哥伦比亚大学门外。而且，施特劳斯的亲炙弟子也并没有出现特别有名的政治人物，几乎在世时都是大学里的教书匠。而到了第三代弟子，不仅几乎渗透到了美国人文—社会学科的各个角落、更被认为是布什政府所执行的新保守主义的教父。因此，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究竟何指就让人颇肥琢磨。
甘阳说，施特劳斯学派看起来是个怪胎。施特劳斯本人几乎从不引用与自己同时代的学者的任何研究成果，毕其一生的精力进行古典哲学教育。但是他的第二代弟子们却遍布哲学、历史、教育等社会学科。尤其“反动”的是，施特劳斯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火力之猛烈，绝不亚于马克思主义者们。他们甚至认为，正是美国今天的民主政治导致了自由教育的衰落。施特劳斯一反启蒙时代以来的所谓基本常识，强调善先于正义。尼采曾经认为，要走出西方的现代性危机，就得回到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传统，而施特劳斯学派则更进一步认为，这还不够，要回到苏格拉底之前的传统。
为什么要回到苏格拉底之前？刘小枫在浙江大学讲柏拉图的《会饮》时曾讲，苏格拉底毕其一生，事实上只在做一件事，即回应启蒙。换句话说，启蒙与现代性都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早就发生过的事情。而在苏格拉底之前的智术师们则正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启蒙知识分子。智术师们与启蒙知识分子们一样，试图将哲学普及到每个人的内心，而忽视了人天生来的禀赋差异。因此，施特劳斯学派强调指出，苏格拉底从一个哲人“下降”为一个政治哲人，这意味着苏格拉底的成熟。懂得遵守城邦的法律和习俗、宗教，保卫城邦生活的基本价值，而不是去极力地批判它们。启蒙以来的知识分子们则恰恰相反，将一切传统的东西都视为反动的、非理性的、愚昧的，以为只有自己才掌握了真理，并要灌输给大众，却不知道他们已经陷入了施特劳斯所谓的“第二层洞穴”。
刘小枫说，政治哲学与现实的政治无关，而只与一件事有关，即“为什么要哲学”的问题。为什么要哲学？
政治哲学家们的职责完全不在于填充大众的政治意见橱窗，而在于教给大众和政治家一种坚定的信念，一种思考人类社会中政治问题的真正智慧。柏拉图说，哲学生活是唯一能够有资格轻视政治权力的事物，“只有当你能为你们未来的统治者找到一种比统治国家更善的生活时，你才可能有一个管理得好的国家。因为，只有在这种国家里才能有真正的富有的人来统治。当然他们富有的不是黄金，而是幸福多必需的那些善的和智慧的生活。”柏拉图强调，人生来是分为五等的，并不是天然平等的，金银集团是天生的精英，而铜铁集团则是天生的被统治者。这是神决定的，不是人力所为。但因为世事纷杂，有时候金银集团可能失去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而铜铁集团也完全有可能得到统治地位。金银集团是天生来就负有重大使命的，因此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与义务，充当城邦守护者的角色——因此柏拉图认为一个真正的城邦守护者是不幸福的，不能享受平常人的生活快乐。但即使如此，政治家也不天生的具有政治能力，也不具备抵抗物质诱惑的能力。能够帮助他们具备政治能力并抵御尘世间的物质诱惑的，就只有哲学家的教育，将一种善和正义的生活信念传给他们，让他们成为品德高尚的人，做一个好的统治者。换句话说，“为什么要有哲学”这个政治哲学的关键问题的答案完全不是启蒙以来的“教育大众”，而是“教育政治家”。
而且，政治是一种专门而特殊的技艺，只可默会不可言传，只有有心的人才听得懂，对政治毫无感觉的人就听不懂。哲学家们就是要将这些专门而特殊的技艺传授给未来的政治家们，将他们教育成合格的政治家。流风所及，连文化保守主义辩论中最受人关注、被视为“儒家原教旨主义”的蒋庆也在所不免。蒋庆在《政治儒学》里动不动就神神鬼鬼的说“对政治有心者不可不察……”，看起来高深，其实就是实践施特劳斯的教诲。
《资治通鉴》这样的书在平常人看来就是一本史书缩编，而在王夫之看来，却是司马光一生所学的结晶。如果将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与《资治通鉴》对照着看，就能明白，《资治通鉴》里的“臣光曰”就是所谓的“显白教诲”。这种“显白教诲”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所以常常被人误会成什么权术秘籍，实在是搞错。王船山不忍于此，于是替司马光说出了“臣光曰”没有说出来的那些“臣光曰”。只可惜，到今天仍然没有多少人将《读通鉴论》当成政治哲学来读，而是仅仅当成所谓的“史论”、“历史哲学”来读，实在是辜负了王船山的一片苦心。文化保守主义一起，政治儒学呼啸而出，而《道德经》、《春秋》、《读通鉴论》这样正正经经的政治哲学却少人问津。即使船山泉下有知，大概只能一声叹息了。
施特劳斯终其一生所批判的虚无主义在西方有基督教抵挡，而在中国，能想起来的也就只有儒家了。蒋庆与甘阳看似不同，其实也差不多。蒋庆在谈话中几次三番地提到政治的“历史合法性”与“文化合法性”，其实也就是想要抵挡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中充满着的那种历史与道德虚无主义。甘阳则干脆说：“中国人的身份是我们不能选择的，我们只能从这片土地和生活其中的人们的角度来看问题，永远不要穷于应付别人的咄咄设问，而要勇敢地从我们的角度提出问题，要敢于去想问题得以提出的那些根据；要有文化自信，这种自信表现为面对强势而不卑怯，面对弱势而不傲慢，从容自如、包得住，这才是中华礼仪之邦的公民应有的气度”。用意其实都已经很明确了：回到中国。只不过蒋庆的姿态更决绝，而甘阳则多少还留有一些余地：“重新认识中国，不是要拒绝西方，恰恰相反，只有更为全面、深入地理解西方，才能拒绝对西方虚妄的移植和引证，从而更为真实地理解中国”。
好在知音虽少，总还是有的。“苏力说，我们都是五十岁的人了，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呢，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对这个国家的责任，我们愿意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为我们文明的复兴尽过一点力，想想心里就很满足了。我们有过理想，到现在也还在追求理想，我们没有放弃，不会放弃。可能七十年代的人不大懂我们，八十年代以后的青年更会觉得陌生，但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我们做不了别的什么，只希望自己做学问能对国家、对民族有用，这是我们的心愿。”当是意会之言。甘阳说，今天正当30岁左右的学者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清华大学法学院赵晓力说：无论是霍布斯的“丛林”还是康德的“天堂”，或者对外霍布斯对内康德的“双重标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共识，那都是西方文明看待世界的方法，中国人应该也可以深入考虑自己对待这个世界的符合中国文明的看法。其实正是对甘阳这种意见的回应。
如此看来，对向中国介绍、阐释施特劳斯立有大功的甘阳实实在在是中国的古典保守主义教父。
五十年来的两种传统
按照古典保守主义的理念，既然“人民”总是愚昧的，那么要唤起他们的激情，就得有个图腾。而中国的新保守主义为民众找到的图腾就是毛泽东。因为，鸦片战争以降，再没有哪个时期象毛泽东那个时代那样，整个民族都充满了乐观与自信，准备改天换地。所以，对毛泽东的改造是从两个方向展开的，一方面是将毛泽东放在儒家传统内部来处理，将之解释为“圣王”；另一方面则是极力地夸大毛泽东领导的革命的民族主义因素。
对毛泽东的儒化处理并不是新鲜事，还在文化热那阵子，无聊的文人学士们就“发现”，毛泽东的传统文化修养是很深的。这当然包括了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没有废置的诗词创作、书法、传统文化典籍阅读等。坊间在毛泽东与权谋术、诗词等“传统”文化之间拉关系的人也不少见，甚至大有发展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之势。但真正将毛泽东与儒家的关系放在思想史的角度处理的，刘小枫可谓是第一个。刘小枫在《儒家革命源流考》中直接将毛泽东与“左派儒学”挂钩，使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谱系拉回到儒家思想传统之中。如果考虑到刘小枫的这篇长文是为了反驳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谓的基督教传统在中国引起了革命的观点，那么可以认为，刘小枫此举更大的意义不在于使毛泽东脱欧入亚，而在于将中国革命的责任推回到儒家身上去。
据几位听众的总结，甘阳在这次演讲中提了一个让他们感到很新奇的观点，即毛泽东时代与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不是断裂的，而是连续的。换句话说，如果真的要回答甘阳在演讲中提到的那些难以回答的问题，那么，毛泽东时代是不能忽略的。尤其重要的是，不能用简单的、意识形态化的人身攻击来打发了事。
一首广为传唱的歌是这样唱的：“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这样的唱法背后的意思是，毛泽东时代的最大功绩被总结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条件改善，则一概要将功劳记给改革开放。甘阳将毛泽东时代留给中国的遗产评估为“平民主义”。说毛泽东时代把平民主义留给了中国人，这当然是正确的。1949年革命沉重的打击了保守、反动的势力，人生来平等的观念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内心。并且，为了打击顽强地滋生蔓延着的新的精英阶层的生长与形成，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虽然毛泽东对新精英阶层的打击使他得罪了知识分子并使得他的历史名声在一段时间内遭到歪曲，但这是所有中国人凤凰涅磐的伟大过程。所幸的是，今天的人们正在重新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如果要用“平民主义”来涵盖整个毛泽东时代的遗产，则未免太过狭隘。事实上，甘阳并不是第一个发现改革开放与毛泽东时代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联系的人。早在1994年，还在美国的崔直元就开始鼓吹“鞍钢经验”、“社办企业”。汪晖也在不同的地方表达过同样的意思。站在今天，回头去看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我们无法设想，如果不是朝鲜战争，中国会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如果不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中国就无法取得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如果没有这个席位与毛泽东晚年做出的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重大决策，就不会有后来的“对外开放”——因为中国的开放首先是对美国、日本、欧洲开放；而没有“对外开放”，“改革开放富起来”也就不大可能——这一点只要看看率先富裕起来的沿海省份那些出口导向型的企业在那里的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就可以得到确认。可以这样说，没有毛泽东时代，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开发，更不会有今天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
但是，毛泽东时代的伟大成绩还不止于此。如果说这些都可以被一句“无心插柳柳成荫”轻描淡写的掩盖过去的话，那么那个年代里取得的技术与基础设施建设成就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铁的事实。在1949年到1976年之间，中国绝大多数年份的GDP增长率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名列世界前茅。至于毛泽东时代建成的铁路、水利、国防工业体系、重工业基础等等，则是我们至今仍然在享用其成果的客观现实。正是在那个年代里，中国的现代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人均寿命大幅增长，婴儿死亡率则大幅度下降，杜绝了嫖娼卖淫等色情活动，灭绝了疟疾、血吸虫病等流行病症，建立起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乡村医疗体系。所有这一切，都是改革开放能够在经济建设上取得成绩的最重要前提。
然而，在“现代化史观”主导下的1980年代的中国历史学界竟然无视这一切，将这30年的历史描写得一团漆黑。在过去的近30年里，毛泽东时代越来越脸谱化、符号化，被几乎被描述成了一团漆黑：闭关锁国、大跃进劳民伤财、文革全国大乱等等。伤痕文学之后，知识分子经历的历史被放大成了整个民族的整体历史。人们对那个时代的伟大成就提得越来越少，而对一些以讹传讹的流言则越来越相信。这种趋势的严重几乎可以用“妖魔化”来描述。对于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这似乎已经成了不能也不应该反驳的“事实与常识”，将毛泽东等同于封建暴君也成了所谓的“事实与常识”。人们相信，1956年之后，中国再次进入正常时期是在1978年的“拨乱反正”之后，夹在当中的这23年之间的中国总是摇摆在正确路线与“极左”路线之间。成绩都归正确路线，而错误与挫折则都算到“极左路线”头上，或者说干脆算在毛泽东头上。
与此相对应的是，甘阳将1978年以来的历史概括为“市场自由”传统。但是这不是事实。市场自由传统无法涵盖1978年以来日益蔓延的官员腐败、官商勾结、贫富分化等事实，也无法解释1990年代以来越来越严重的“三农问题”、工人下岗、国有企业、环境污染、基础设施被破坏被贱卖等问题。1978年以来的改革建立在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的基础上，也建立在对毛泽东时代积累起来的大量财富的重新分配的基础上，更建立在对毛泽东时代建设的基础设施的利用的基础上。
甘阳曾在关于《江村经济》的书中说，中国农村在近代以来的迅速凋敝是因为大量的农村手工业的破产。这首先是对中国农村几千年的生存状态的误解，因为男耕女织从来都是儒家所描述的理想状态。农村手工业与农业在儒家传统中的经济思想中几乎占有同样大的比重。19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陡然兴起，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但这决不是传统农村手工业的再度兴起，而是完全不同的制度的产物。最后的研究结果却表明，相当一部分乡镇企业的技术、人力、基本设施都来自于毛泽东时代的积累，而且，正是这些企业的发展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1980年代曾经有过短暂的缩小。进入1990年代中期后，随着私有化的展开，乡镇企业先前的制度优势丧失了，乡镇企业也随之衰落了。——顺便说一句，在我的家乡，1980年代几乎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工厂，而且效益都不错，在厂里务工的都是本村的农民，他们的生活水平正是因此而得到了改善。1990年代中期以后，这些企业纷纷倒闭、破产了。至今仍然有许多人在使用着那个时期买来的电视机、洗衣机等现代工业产品。
用市场来概括1978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这是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之一。在这一理论的支持下，计划经济、公有制等历史存在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污蔑与诋毁，而私有制、把一切东西都当成商品的理念则深入人心。几乎一切在改革中发现的问题最后都要由计划经济与公有制负责，解决的办法则无一例外的是私有化与市场化。他们完全忘记了公有制、计划经济对中国现代化过程所做出的贡献，如果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物质与技术积累，就没有商品经济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至于所有制问题，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则是，最先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安徽凤阳小岗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在20多年后并没有大的改善，倒是一直坚持实行公有制的河南南街村、江苏华西村等地几乎家家有轿车、孩子读书不出钱。
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更重要的问题似乎是，今天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方都面临着技术瓶颈。包括广东、浙江、江苏南部等地的民营企业在内的全国大多数民营企业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自己开发品牌的成本远远高于帖牌生产而收益却要低，因此从长期来看毫无前途，只能甘当跨国企业的加工车间。即使那些号称高技术产业的行业，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除了简单技术之外，几乎所有的核心技术与核心配件都必须有国外企业提供。如果这个关口过不了，那么只能有一个结果，即中国永远只能是“世界工厂”，为国际资本打工，在对外贸易中所能提供的永远都只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或粗加工产品、原材料。
曾有人说过：“为别人打工是永远挣不到钱的，要想真正的挣钱，就得让别人为你打工。”难道中国会是一个例外吗？难道改革开放以来的传统就是为国际资本打工吗？靠为国际资本打工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吗？
当传统已成春药
如果有人说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是集体性的狂热，而没有一点点理想，那就完全错了。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们同样是有理想的，而是是有着深厚的历史责任感的。文化热兴起的一个前提就是，他们承认官方所设定的现代化方向，文化热是为了使中国文化能够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近年来的新保守主义趋势同样如此，不是没有社会、历史责任感，而是这种责任感太强烈了，以致于他们愿意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任何事情。被自由主义者所完全否定的毛泽东能够被新保守主义者接受，原因也在于此。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的文化自信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
1978年来的脱亚入欧过程使崇洋媚外在一切号称发达的地方成了一种广泛存在的市民意识形态。凡是与中国有关的东西都成了落后的、愚昧的、闭塞的，而西方的一切则都被当成是先进的、文明的、开放的。即使是那些做有文化状将中国传统挖掘出来欣赏的人也不过都是叶公好龙，是东方主义的后殖民时代的产物。但是，30年来的经济改革成就唤起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感。在这些自命精英的人看来，民众是愚蠢的，需要一种图腾来使他们认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项新的历史使命。而在当代中国的最大多数沉默着的人中间，毛泽东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资源。毛泽东时代使他们体验到了做国家的主人公的美妙感觉，是毛泽东时代打败了几乎所有对中国领土的外来侵略，最重要的是，落后了100多年的中国人第一次赶上了世界潮流，而且充当了一回举足轻重的角色。还有什么比这项资源更现成的呢，还有什么资源比毛泽东时代更容易刺激人们产生自豪感？
当然，光有毛泽东是不行的，恢复毛泽东时代的平民主义传统也是不可能的。除了现成的图腾，还必须将民众组织进一个历史传统之中去，用他们的祖先的辉煌唤起他们当下的自豪感。2004年，正当文化保守主义一时甚嚣尘上的时候，一部电视连续剧引起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兴趣，这就是《汉武大帝》。中国的历史上，历代之强，莫过于汉；汉之强，莫若武帝。那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夷”最强硬的时代，也是对外战争取得胜利最多的时代。虽然《汉武大帝》象以往所有的帝王剧一样，纰漏百出，但是它的春药功能还是让已经衰弱了许多年的中国人重新振奋起来了。在那之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成了最流行的口头禅之一。
毛泽东与历史，这两项资源都成了新保守主义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重新整合中国人的共同体认同感的春药之一。换句话说，甘阳所谓的三种传统其实都是这个民族的春药，为的只是重新唤起这个民族的阳刚之气。从策略上讲，这是将中国从世界重新拉回到中国，让中国再度成为“中国”。因此，“中国人应该也可以深入考虑自己对待这个世界的符合中国文明的看法”这样的说法毫不奇怪。正是在让中国重新成为中国的过程，使保守主义获得了比自由主义更多的现实可操作性，或者换句话说，获得了更多的“政治领导权”。
甘阳说，20世纪中国的历史使命是从一个传统的帝国下降到一个民族国家，而21世纪的中国则要超越民族国家传统，使中国成为一个“文明国家”。请注意，甘阳在这里没有使用1980年代的“文化中国”概念，而是“文明国家”。因为，1980年代的“文化中国”确实是文化的，而且仅仅是文化的，没有政治功能；而今天的文明国家则不同，它不仅是文化的，更是政治的，甚至是一种国际秩序的框架。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中国，在历史上从来都是帝国；它理所当然地包括着帝国边缘的小国家对帝国文明的承认与崇拜，在国际关系上的臣服。在当代世界体系之中，以文明作为一个国家的内核而不是民族，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是一个新帝国，它的必然结果就是军国主义、纳粹。二战中的日本与德国正是以文明而非民族作为自己的边界的，这也是“大东亚共荣”的内在逻辑。
但是，春药的功效是有时间限制的，它无法解决人身体本来的虚弱，无法使一个原本衰弱的人变得真正的强壮起来。今天的中国也一样。新保守主义固然可以提出一整套对外政策方略来，但它却无法解决中国内部的问题。甘阳曾在1997年义正词严的责问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们，所谓自由到底是谁的自由，是资本的自由还是人的自由？是一部分人的自由，还是所有人的自由？同样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固然是任何一个有“中国人感”的中国人所希望的，但这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复兴是谁的复兴，复兴是怎样的复兴？尤其是在中国今天贫富分化极度严重、改革利益分配严重不均的时候。
1997年那场争论最后的回答是，所谓的自由只是资本的自由、一部分人的自由，而不是所有人的自由。那么同样的，今天的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不是所有中国人的复兴，只是“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中一部分人的复兴。对处于严重危机之中的农民来说，复兴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对下岗工人来说，复兴无法为自己带来工作机会；对无法就业的大学生来说，复兴无法提供任何生活必需品。那么，所谓的复兴究竟是谁的复兴呢？在今天的中国，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是新精英阶层的复兴。只有他们才迫不及待地想要与国际大资本平起平坐；只有他们才希望中国也能够拥有资本主义的外围，而不仅仅是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边缘；只有他们才梦想着“让中国人主宰世界”，而这里的中国人其实不过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而不是所有中国人。
还在二战刚一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就指出，这次战争是资本主义内部危机向外部的扩大和转移，是为了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同样，当今天的中国连自身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的时候，就梦想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导致的结果只有一个，即中国的帝国主义化。即使有所谓的“王道”、“和平崛起”，也仍然不能无视历史的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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