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春秋战国显示了中国整体之“天”分崩离析的凶兆和变乱世纪的倾向，它既是中国古典理性主义萌现的时代，也是原始生命力喷涌而出的时代。各种学说纷呈异彩并同大量悲剧的发生。所以，春秋战国也是中国的悲剧时代。
“逐鹿中原”显示了代表原始生命力的蛮族对文明形式和政治中心的掠夺。经历了春秋五霸，到了战国七雄各领风骚杀伐渐歇的尾声，代表最富生气、最能囊括四海的民族，西蛮秦国和南蛮楚国进行了最后的争夺。“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是这种形势的有力概括。最后以秦国击败楚国统一天下、楚国的悲剧诗人投江自沉结束了这场纷争。这正契合着人类精神产生的一般规律：两个民族的王持兵器和头颅在舞台上进行政治竞赛，得胜的民族的王取得王冠并占有了历史空间，失败的民族的王头颅落地，整个民族都惨灭了，却留下了诗歌、诗歌幻象，而取得对时间的永恒占有。
在这场热火朝天的政治竞赛中，张扬个体生命意志和富于悲剧精神的事件是普遍的：如伍子胥为报父仇逃奔他国，然后兴兵攻楚怒鞭仇人的死尸；越王句践卧薪尝胆最后杀灭吴王夫差；面对虎狼强秦的压境，荆轲告别燕王太子丹，击筑而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无一例外体现了剥去文明外壳后赤裸裸的血腥击杀。相对于这些，楚国诗人屈原身上的悲剧精神体现得更加充分。在日复一日的向父母之乡诀别的过程中，怨恨之情不可遏止；跋涉于漫漫的流放路上，他眼前的景色幻化成诗歌幻象……在他游历了诗歌幻想的理想之邦后，最后终于自沉于温柔的水之家园。屈原表面上是一个弃臣，如他在诗歌中也反复陈述自己对楚王的忠诚；实际上他是一个真正的王，是楚国的集体祭司；是众芳之最，是昆仑山上的顶峰，是驾御羲和的高傲之神。总之，是政治角逐失败后的精神的王。
其实，在这场以民族为单位的政治竞赛中，没有一个是最后的胜利者。秦国，也不是最后得胜的民族，而是承担最后悲剧的国家。它的原始生命力没有完全蜕化为新的政治形式：秩序井然的礼义之治。秦国的残暴很快激起了各国人民的反抗，在楚汉之争的新一轮竞赛中，它顷刻瓦解了。但在秦始皇的兵马俑中，却保留了它威武的神态、奋戟而击的姿势和吞灭六国时排山倒海的气概。总之，一切伟大的悲剧总转化为艺术造型而显示其努力奋争的姿势。
那么，更深的悲剧何在？
象征着征服、扩张的秦文化，它代表北方的武士和霸业传统；象征着歌颂、漫游和心灵深处日神和酒神舞蹈的楚文化，它代表南方的诗歌和栖居传统。它们都诞生于民族居住的原初地，带有鲜明的野性未化的地方色彩和人类早期的童年气息。如屈原诗歌中的狐死首丘和他最终自沉于汨罗江；而秦国在灭亡时也未改其虎狼性格。
同时，在周王朝礼崩乐坏而诸侯混战的时候，孔子怀着复兴周礼的热情，带着他的弟子们周游列国去推销他的礼义之治，却频频遭受冷眼，没有国君的支持他的计划只能泡汤；而在城邦互相厮杀的混乱世界里，周朝图书馆的馆长老子也在冥思和追问他的终极之“道”，并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当人们听不惯他的道时，他就骑牛奔出函谷关，逃到沙漠之孤独里去了。孔孟的“礼”带有世界大同理想的倾向，老庄的“道”则带有万物齐一的倾向。作为典型的世界主义者，孔子和老子都是道德主义者。只不过儒教是以装饰、仪典和对群体约束的“礼”为目标，是国家政权、意识形态“仁”和导源于天地秩序的等级制的合一。而老子则是剥掉外表装饰和政治说教的神圣外衣，直达心灵中的终极之“道”，而表达了对人类个体的永恒关怀。作为形式文明之一的道德理性，它们共同构成对生命之树的戕伐。
当秦国用武力统一中国时，它无限伸展的原始力量不能被整体和谐之“天”容纳而分担于政治形式中；相反，带有世界大同理想的“礼”文化开始登上了大一统的国家舞台。这样，原来并不能显示其优势的儒文化取得了对作为民族主义的秦文化的优势；而老庄的逍遥精神也渐渐对屈原的悲剧精神进行褫夺。因此，这更深的悲剧就表现为：当各民族倾其武力争夺世界霸权而互相杀伐时，以孔孟的“礼”文化和老庄的“道”文化为代表的世界文化，正暗暗进行着对以秦楚为代表的原始生命力的民族文化的劫夺。
当楚国人项羽起义攻秦时，坑杀秦兵二十余万，一把火烧了秦国经营几代的阿房宫，比起秦王的残暴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汉王刘邦以军事谋略战胜项羽时，他能避免以暴易暴的后果吗？当那个楚国辩士陆贾以诗书之礼劝说刘邦时，他先是不屑地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但当陆贾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那个流氓皇帝刘邦居然能够脸怀愧色，在中国实行礼义之治。
因此，汉帝国既继承了秦楚人的体魄和秦朝的帝国构架，又吸收了致力于天下和谐的儒家伦理文化；既有道家无为思想对人的精神空间的占有，又有楚骚怨幽之声在南方的回响。同时汉民族在与匈奴族的长期交锋中，渐渐形成华夷之别：在种族中心的优越感和外界压迫的危机意识之间形成一种张力。这一切促成了汉帝国的赫赫武功和雍容大度。
而失败了的秦国和楚国，作为原始生命力的代表，渐渐被古典理性主义支解。它们分别作为政治形式和艺术形式对原初生命的分担者，被后起的世界主义的“礼”文化和“道”文化劫持，却留下了秦始皇兵马俑的造型艺术和帝国构架，和南方的悲剧诗歌。
所以，中国文化始终在政治功业和审美艺术的两极中摇摆，并不断地从一种悲剧形态走向和谐与消解的文化形态。
而屈原，作为楚国的集体祭司的悲剧诗人，他诗歌中人神共舞、妖巫荒淫的原始野性的直裸，香草美人和歌舞礼乐的美饰纷繁，在天空中的宏伟漫游和永诀故乡的叹息，乃至最后自沉于江水以明心志。这种恢弘磅礴的乐感氛围和悲剧性歌唱的合而为一，是我要指明的楚文化的鲜明特点。
作为一个和秦国竞争而失意败北的英雄，他有着同样炽烈燃烧的统一中国的野心；和儒家相比，他同样有修明法度、振兴邦国的政治意向；而和诞生于南方的道家相比，他是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者，不同的是，庄子的浪漫主义是一种站在世界立场的个体超越的审美逍遥，而屈原的诗歌是在政治野心和极度愤怒支持下的抒情燃烧，非用清凉的江水不能熄灭。譬如，屈原的在天空中缤纷灿烂的驰车漫游和对故乡无限的眷顾留恋（《离骚》），他站在昆仑顶峰与日月争光的形象和陷于穷苦孤独的哀叹（《涉江》，他餐玉食菊的洁身自好、聊以舒心的远游和悲世俗之迫厄（《远游》），都是诗歌之王对故土景色和故乡人民的光照和倾顾、悲悯和超越，这不同于庄子的宇宙意识苏醒时破鱼而出的序幕、个体生命的飞腾翔舞和游于无何有之乡的超脱（庄子开篇《逍遥游》）。清人胡文英说的“盖三闾之哀怨在一国，而漆园之哀怨在天下；三闾之哀怨在一时，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指明了屈原民族失败的悲剧和庄子个体悲剧的区别。
随着汉帝国定都关中取得天下的大一统，中国文化创造的重心基本固定在北方；南方的楚国作为诸侯国消融于天下而显得无足轻重，再也无法产生屈原式的集体祭司的悲剧诗人。在这个蛮荒之地，只有那些从北方的政治舞台败下阵来而迁到南方的骚客，他们创造了一种失败者的文化：贬谪文化。这可以看作湘楚文化的余波末流。但已经没有屈原那种恢弘磅礴的悲剧氛围和努力抗争的飞翔姿势，只留下一种流放的耻辱感、弃妇之怨和命运不济的叹息，悲剧气氛大为减弱。屈原之后，王和集体祭司的身位开始分离……
儒家思想作为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居于人们的信仰中心后，道家则隐于山林。直到魏晋南北朝再次显示变乱世纪的征兆，放诞不羁的魏晋风度成为士林效仿的作风，清谈玄言的逸响不绝于林……但他们所谈的哲学话题如有无之辩，还停留在老子哲学的起点。
而大唐帝国则显示了中国人上升时期的精神，政治功业和审美艺术同时臻于伟大。这体现了中国人为建立中心和谐之“天”作出的巨大努力。那时的中国人如此渴望“美”，他们首先珍惜生命的自由、快乐和青春的力量。他们创造形式也是创造美，这表现在唐朝的诗歌中，整饬的形式更有助益于美……唐朝人的“礼”并不繁复，美好的心灵被诗歌之喷泉涤荡着、充溢着，不需要“礼”来约束……唐朝人对和谐之美独有感受，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民族能出其右。
李白被称为骚裔，指的是他继承了屈原的浪漫主义风格。他减轻了屈原诗歌中的悲剧色彩，让艺术更适于心灵之鸟的飞翔。开始的时候他被一种心雄万夫的政治信念攫住，王的气概赋予他睥睨一切的风度。但后来他愈益越过政治功业对他的羁绊，而对世界采取了彻底的审美态度。“谪仙人”，隐喻他是一个必遭贬谪的人，而飘飘升拂的仙人姿态使他成为中国审美主义者的代表。李白是中国唯一的酒神艺术家，他是轻盈的……
自唐朝以后，中国人已经丧失了为建立中心和谐之“天”而积极奋发的精神。儒道合一的宋明理学是中国文化衰败的征兆之一。儒家是以群体约束的“礼”为目标，道家以个体安身立命的“道”为目标，两者同出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之时但并不同源，甚至是悖道而驰的，尽管他们都是道德主义的奉行者。两者未合流时，它们在各自的文化领域内承担相应的功能，儒家的“士”有一种为社会群体担当十字架的悲剧精神，道家则寻求一种个体超越的审美境界而向内挖掘。而今，儒家的伦理道德要到道家那里去寻求一种“终极依据”，岂不可笑？儒道合一构成了对生命的最严重的阉割。他们说“内圣”即可当圣人，那一尊尊掏空了心肠的泥菩萨也是圣人么？那些谈心养性的理学家，当你们的高论不能博得观众的掌声时，你们为什么不拿出一点勇气，像老子一样逃出函谷关去呢？可他们却要拿这一套去教训桀骜不驯的年轻人！
因此，当北方的蛮族把宋人赶到南方、中国的政治中心亦随之南移，而宋明理学欲浸染湖湘大地时，徒然增加了一些颂经习礼的风气。如最初在这里形成势力的“湖湘学派”，只是儒家文化的变体“理学”对湖湘之地的地理占有，并未与湖南人的强悍性格（原始生命力）融合而产生大批耀眼的经世致用的英才，更遑论上升到一种文化类型。傲慢的湖湘大地仍旧酣睡着。
而一旦中国再次面临战国纷争时，湖湘大地必将首先咆哮如雷。“若要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的遥相呼应。中国近百余年的近现代史，大体是以“礼”文化和“道”文化主导的天下文化被西方的民族文化击败日渐消亡，而中国人的悲剧精神不断加剧的历史。从一种大的历史眼光看来，这好象又回到了当年战国七雄为争夺世界霸权的时代。这是一个鲜明的执掌政治权柄、挥舞杀伐之剑的变乱世纪。对中国来说，这是它从世界中心的位置下降为民族一极，是中国蜕去旧有政治形式而建立新的政治形式，也是中国人积弱图强，东方的天空呈现一缕复兴曙光的时代。但其中包含着一种时间落差的巨大隐患：西方人在科学理性和民主理性的驱动下已经比中国先行前进了几百年。湖南人在这个巨大的历史潮流中扮演了辉煌的角色。在北方的政治中心，它的原始生命力在文明形式的长期劫掠下消耗怠尽，而不能再现奇迹的情况下，湖南这块“蛮荒之地”必将创造辉煌。这是一个悲剧奋争以成就英雄的时代，湖南人在这种形势下创造了个性鲜明的湖湘文化，它是以政治功业的登峰造极为目标，这区别于人类的早期，荡漾在这片土地上的悲剧性歌唱：楚国的“王”的歌声。在不同时期，湖南人的强悍性格和不同的文化形式结合而产生了新的略有差异的文化，统一冠之为“湖湘文化”：
之一，崛起于湖南的经世致用的湘军集团，以曾国藩、左宗棠和胡林翼“中兴三大将”为代表和“扎硬寨”“打死仗”的强悍作风著称。它击败了妄图僭替清王朝的太平天国起义，并引进了一大批西方的新鲜玩意儿，但仍旧以天下的“礼”为目标，甚至回到程朱理学的旧窠臼里。在它遭遇了更为发扬踔厉而背水一战的日本海军时，湘军失败了。他们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
之二，以谭嗣同、唐才常为代表的维新志士群体。他们变法而不变君，欲以个体生命的权力向整个腐朽的时代发出挑战的呼声，像刑天怒触不周山，头颅撞得粉碎，而它的响声只摇撼了某些人们的心。谭嗣同在刑场上大声呼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之三，以黄兴、陈天华和蔡锷为代表的民主革命群体。他们是革命的马前卒，有语曰：“广东人革命，湖南人流血。”显著地体现了在悲剧精神的驱动下抛头颅洒热血的慷慨之举。他们打碎了一个有形的“天”，但没有打碎无形的“天”，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崩塌了，却留下一堆四分五裂的政体。他们是一群有限的反叛者。三位先烈的忠骨祭祀在云松掩映的岳麓山上。
之四，领导中国人民重整破碎山河、创造国家神话的毛泽东和他的将帅们，好比一群战斗着的诸神和诸神之王。毛泽东把湖南人的精神上升到一个顶峰，是伟大的意志力量、开阔的世界胸怀和古老的中国智慧的结合和统一，为苦难深重的中国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在这个缺乏神话的国度里，他把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从集体受难的维度跃升到宗教崇拜的高度，使分离的王和集体祭司的身位重新合在一起，是政治先知，也是诗歌之王。“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这是一种面对世界政治版图踌躇满志的王者风范，是诗人和王合一、交相辉映产生的生命景象。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作为世界民族的一极，傲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是成功的，他曾指挥着他的军队在朝鲜打败过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但他未能将内心澎湃的意志力转化为新的政治形式，他为他的人民尝试的政治生活是极为不成功的：他不但要用狂热的革命意志摧毁一个旧的世界，还要用狂热的革命意志探求一种新的幸福生活的可能。苦难的中国大地连续沉浸在一片盲目的现代宗教氛围中，这是他的悲剧。
（而外面的世界一跃，我们睁开眼睛，不知到了何年何月？）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为斯巴达。”诚哉斯言！近现代的湖湘文化是一种形似希腊的张扬生命意志、寓生命于战斗和富含悲剧激情的文化，是世界主义的和谐文化的反动面，并且最终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
那么，现在湘楚文化和湖湘文化的区别就一目了然了：它们分别是以艺术形式和政治形式对湖南（楚）人的强悍性格（原始生命力）的分担者，一种是失败者的千古绝唱，一种是胜者为王的独占鳌头。这两种文化在时间上大概以唐宋为分界线。这也可以从象形字体中辨析出来：湘楚文化中的“楚”给人在树林下的诗意栖居之感，而湖湘文化中的“湖”赋予它以近代化色彩，如西方人从海上驾驶着重炮利舰轰击中国，中国人近现代以来向海外求索真理等。这也契合着中国从大陆文明向海洋文明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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