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当代理论建设一直是中国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不揣浅薄，欲秉愚钝之质，挟鄙陋之学，谈谈自己的一点思考，以求教于方家。
一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来，任何学科都有一个草创——发展——成熟——衰落的过程。有人曾提出知识增长是一种“蚕—茧”模式。[1]所谓“蚕—茧”模式，大意是说一种理论随着其发展成熟，它会像蚕吐丝作茧一样慢慢地把自己封闭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随着它的进一步发展，又会重复前一个过程，再产籽吐丝又形成一个一个新的茧（理论），以次类推，人类的知识就这样丰富起来。如果把这种理论反推过来，也就是说，不管蚕茧（理论）如何大，如何完备，如何丰富，如果蚕（理论）不能破茧而出，那么，这种理论实际上也就还停留在原来的阶段。
飞蛾迥异于蚕，然而它来自蚕蜕，这就暗示传统理论与新兴理论关系，是承传，而非一刀两断。破茧就是突破与创新，茧破，飞蛾出。这也表明理论创新的两大要点：一是承传，一是突破创新。正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闻一多所言，“夫文学诚当因时代以变体；且处此二十世纪，文学尤当含有世界底气味；故进之参借西法以变革诗体者，吾不得不许为卓见。……但改来改去，你总是改革，不是摒弃中诗而代以西诗。所以当改者则改之，其当存之中国艺术之特质则不可没。”[2]无源之水不能长流，无本之木不能长青。中国文化源渊流长，但似乎总没有好好利用起来。不妨看看中国古代文论史，其中，充满智慧的片羽式论断俯首即拾，如曹否的《典论·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然而想要梳理出一个源流兼备的完整系统，却总觉得中间缺乏太多的链接。西文则不同。例如亚里士多德一支，亚里士多德的文艺观是从批判柏拉图的“摹仿论”开始。其流可一直延伸到现代。有专家指出，“西文批评界长期以来讨论的一些重大问题，差不多都可以溯源到《诗学》，古典主义时期关于‘三整一律’的讨论，也是来自对于《诗学》的一些不同的理解。”[3]
有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理论界的弊端在于，“20世纪中国的文化人或者将创新理解为对西方的拿来、翻译、评价、阐释，或者为纠正这种创新的肤浅，逆反性的依附于中国传统的知识系统，从而不仅忘了原创，而且也不知该如何原创，最后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创新。”[4]这种意见不无道理，全盘西化与抱残守缺都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原创理论。
笔者认为，建设中国当代的文艺理论不妨沿着这样一种思路：从既有的文化传统中汲取养料——突破既有理论的窠臼——形成新的理论。其中“突破”意识尤其关键，传统文化是支点，新的理论是目标。当然，强调传统文化并不是要弃绝异质文化，异质文化既可以作为新的内容融化进来，也可以作为可供借鉴的模式。有破才有立，破从立中来。
原创理论当然不是从空而降。飞蛾既然从旧茧破壳而出，其养分自有源自旧体的部分。也就是说传统理论的素材可以利用，传统理论本身也一样可以承传，所谓源远流长，源清本正。建构中国当代的理论，离不开中国本土文化，离不开中国本土的实情。“茧”既指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指中国的本土实情。“茧”是前提和基础。旧茧和新茧应该有层层相因的地方。破，是打破，是突破。破坏一个旧世界，才能建立一个新世界，有突破，才会有进展，只有突破旧的蚕茧，才能产生新一代的蚕茧，这是第二个重要环节，中国传统因袭太多太重，因此“破”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新月派可以作为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梳理新月派的诗歌理论，可以发现，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割不断的血源关系。新月诗派整个诗论体系包括诗歌产生论、诗歌建设论、诗歌审美鉴赏论、诗歌风格论等，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是新月诗歌理论的源头，新月派诗论继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但同时它又用现代话语对传统文论进行了转换；用现代科学知识对传统文化的某些要素进行了重新诠释和说明，为其注入了活力。从而产生了适合时代需要的新诗理论。
然而，由中国实情而言，实现此举并非易事。中国人历来有一种作顺民的心理，这一点鲁迅看得很清楚，他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可分为两个时代，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5]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心理的积累沉淀，使中国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甚至以守旧为荣，还美名其曰“保存国粹”。又因为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号称世界级文明古国，更增添了中国人躺在祖荫下乘凉的理由，使其以地球中心自居，号称中原、中国，津津乐道于巍巍大观、盛龙气象。客人来了往往要炫耀祖上如何如何绰阔，如何如何博大精深。圆滑的客人往往也随声附和，主人于是愈发飘飘然，愈发要整理国故，保存国粹。孰料一晃几千年过去了，待到自闭自封自高自大的门被打开之后，国人一下子傻了眼，于是风也不是风，雨也不是雨，跟别人对起话来感觉就像乡下姑娘进城来，越看越自叹不如，越看越觉得别扭。
于是有人大喝“拿来！”、“拿来！”中国向来不缺乏济世救危之士，这点也的确足以让国人欣慰。拿来并非坏事，只是在拿来的当儿，有人又陷于了另外的极端：全盘西化。感觉什么都是国外的好，什么都是国外的先进，甚至国外的糖都比国内的甜。平心而论，这种思想用“崇洋媚外”来界定委实过于武断，但剥开其形形色色的外衣，我们看到，其骨子里实质就是沿袭下来的那种顺民思想。“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其者，或谓之顽固；且将保守残阙，以底于灭亡”[6]闻一多对此也有同感，他说：“孔子的理想既是恢复奴隶社会的秩序，而董仲舒是将这理想略加修正后，正式实现了，那么，中国社会，从董仲舒到中山先生这段悠长的期间，便不妨称为一个变相的奴隶社会。”[7]
鲁迅、闻一多似乎都过于文雅，他们把忧患深深的写在心底，曲折的显现于古奥的文字之间。中国人的这种保守心态，究其文化根源，当来自在中国长期占主流的儒教文化。鲁迅和闻一多都曾谈到这个问题。
有关历史发展变迁的规律，中国的经典论调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其治国方法也有二：一是暴政，一是仁治。前者如夏，后者如周。而对百姓来说，仁政带来的实惠显然要优于暴政，也就认同了周的统治方式。因为儒家以周礼为基调，提倡行仁政，与民同乐。这样一来，更贴了老百姓的心，于是就一心作顺民了，于是自周以下，直至孙逸仙出。尽管历史上也不乏暴动起义事件，但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中国人自古就缺乏一种“反”的心理。因为无论是哪个阶层，无论是在何种状况下，无论是开初如何如何壮观，往往虎头蛇尾，最终脱不了“顺”的窠臼。比方说太平天国运动，或李自成起义。起义之初，他们急切地“以打破前朝的禁锢，为人们争得自由为第一要务”，待到临近大功告成之时，却又效仿了前朝，不自觉地要“禁锢”人们。
中国的文化思想界也同样如此，自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接受然后被强行实行以后，中国人似乎再也没有跳出儒家的圈圈，就像孙悟空翻来翻去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
因此要使新理论“破茧”而出，去掉心中的那种顺民思想，当是第一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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