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农民问题，我觉得我有责任来讲几句。
我确实在网络上讲了很多文化的改良，思想改良的问题。实际上，却一直关注农民问题。我曾经做过三次大的农民调查。第一次是2002年到广西宜州进行调查，路过南宁就住在东海一*枭家里。我是凭着我的良心去的。因为那里有几万农民，因为当时的市委书记邓庆，极度降低甘蔗收购价，压榨他们，让他们无法忍耐，发生了现在称作的群体性公共事件。那年我刚学会上网，看有网友呼救，真的不明白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因为我与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童年有几年都是在农村度过，寄放在一位退伍的抗美援朝老战士家里。那时虽然很苦，但我与农民兄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至今仍然怀念那些美好的时光。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2002年的时候，我对社会的发展方向没有任何概念，不知道社会应该怎么走。我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去解决这个问题，自认也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看到了悲惨的局面。农民付出了血的代价，得到了公平的甘蔗价格。不过，那个中饱私囊的市委书记今天仍然是河池地区经委主任。这代价真的太高了。
农村确实存在各种各样的悲惨的局面。农民家里如果一个孩子考取了大学，或者一家子有一个人生病了，全家就会倾家荡产。在一个民主法制不健全的社会里，没有形成契约化公共道德关系的社会里，没有建立完整的农村养老医疗保障体系里边，是不可能完全实现他们的利益的。现在有人叫喊着说要土地私有化。在政治文明不及格，在司法和社会监督机制，相关配套政策不完善的情况，冒然做这种尝试，会更加有危害性。土地现在是他们唯一赖以生存的底线，改成土地私有化的话，现在乡县两级庞大的公共负债会全部转嫁到他们头上。看清楚这些，所以我凭着我的良心，写下了几百万字的调查报告。东海一枭当年也是凭着良心接待了我，并不是为着我个人，因为我们当时素不相识。他为着正义，我也为着正义。
我想这次能参与营救林樟旺兄弟的工作，不仅仅是从个人方面，而是凭着良心来努力改变农民困苦无助的事实。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情，我想这样的话这个社会才会越来越好。
林樟旺案的情况十分简单。龙泉市岩樟乡金沅村有一个叫做姚坑的自然村，全村共有26户，约100余村民。因为地处高山，交通不便，村民和外界的物品流通只能依靠肩挑手提，因而经济落后，生活贫困。他们多年来一直希望能修筑一条通向山外的道路，为此曾经集资10万余元，但因工程浩大，只修了100多米就半途而废。后经多方联系，得到梅善良、林樟旺、林樟法、毛根寿等人同意出资承建一条机耕路，并在2004年1月18日签定《关于修造黄塔至姚坑机耕路的合同》，合同甲方是姚塔村的20多名村民代表，乙方由梅善良代表。合同约定，由乙方出资修造从遂昌县龙洋乡黄塔村垄下口至龙泉市岩樟乡金沅村姚坑自然村屋内田的机耕路，有关手续及补偿等事宜，一概由甲方负责办理。乙方的投资，则在机耕路完工后，通过对出村物资收取一定费用的方式收回。
这本来是一桩各方共赢的大好事。首先是村民的竹木山货可以便利地运出山外，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甚至有望脱贫致富：其次是商品流通可以给当地政府提供税收；三是投资者通过收取出村物资的费用，在收回投资后可以获得一定的利润。
不料，就在机耕路修好可以基本通行的时候，2005年4月20日，龙泉市森林公安分局突然以涉嫌非法占用林地的罪名，扣押4名出资人。在羁押10天之后，又对林樟旺实行正式逮捕，对林樟法、梅善良、毛根寿等3人则采取取保候审，对另一个地区的农民林樟旺实行逮捕，至今未予释放。同时向他们的家属勒索6万元“预付款”。
关于 “林樟旺案”，中国十大律师之一高智晟已有详尽的法律阐述。笔者就不赘述。
走到今天，我看到在林樟旺案件里边，他们用的方法是抓捕人的办法。你要放人就得走路子，他们一可以完成罚款任务，个人又可以从中捞取好处。李尚平老师事件中他们用的是黑社会的方法，贪官污吏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我们都期待农民，和我们的兄弟姐妹一样有好的归宿。所以在这个期待下，需要每个人凭着自己的良知来处理三农问题。每个人行动起来帮助改变农民的悲惨境地。我们要有圣雄甘地、戈尔巴乔夫、毛泽东那样有智慧的人，我们的公共知识分子也为了农民的利益不断地呼唤维权。但是实质上，知识分子们，农民不需要你们来解放，不需要你们来拯救。我在农民调查的时候，我写了几百万文字，没有公开发表。我不会公布任何关于宜州农民调查的文字。因为我深深知道，大家希望这个社会还是和谐的，和平发展。我生怕自己的一点点臆断引导社会向错误的方向前进。在这个调查过程中，我发现农民是非常聪明的。很多人认为农民很愚蠢，认为农民的愚昧落后到不能保护自己。其实农民们早就意识到了，他们完全有办法解决农民问题。他们想尽很多办法把一些维权的人士保护起来，完全可以与当年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的办法来保护他们。他们是真正聪明的，有一天真正为他们求得公平的主要还是他们自己，公共知识分子能做的，是促成这一天早日到来，避免流血解决。缓冲这些就行了，希望自己来保护自己，自己来解放自己的事越晚发生越好。我觉得这种良心的发挥，是从内心深处，和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你如果不保护弱小群体的话，有一天你也可能受到侵害。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等待李自成、洪秀全这样的人出现。我们要改革，第一希望有圣雄甘地那样的公共知识分子。实在不行，第二我们可以期望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政治体制改革者。万一都不成，还可以期待象毛主席那样改良文化。
归结起来我们真正的改革应该是思维的改革，体制的改革。
一、以“民本位”思想摒弃“官本位”思想。
改变只要政绩工程，不计民众负担，权力没有监督的状况。为政绩工程把负担转嫁给农民，挪用农业建设项目资金做门面工程，自不必言。也暂不说一些县市统计报表里面的水分。但这些数字到底有多重要呢？就算数字是真的上去了，是不是最终变相的增加了农民负担呢,比如垄断一些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哄抬农资物价，提高教育附加费，增加学费，挪用民办教师工资等？是民众生活重要，还是数字重要。如果硬要设一些考核指标的话，建议设民众满意指数、脱贫指数、农民教育指数、农村民主指数。批判“官本位”思想，提倡“民本位”思想，真正做到主权在民，宣传爱民思想,任贤选能。象许志永、李昌平这样敢于为群众呼吁的同志应该破格提拔，打破按部就班的干部选拔机制，清理队伍，实行贤人政治。不看学历看经历，不看后台看群众是否满意。群众监督干部，允许成立不同利益社会团体。主流新闻媒体脱离党派，广告收入上交国家，由国家统一拨款经营。新闻媒体每年的财政预算和媒体管理委员会人选，由民众投票决定。加强新闻媒体的良心监督，关注弱势群体，政治体制改革，向彻底的民治、民享、民有的新政治体制迈进。
二、坚决用疏导的办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农村教育工作刻不容缓，宣传党的政策，保持党和人民意见一致很重要。如果不一致，首先要思索这政策是不是符合农村实际，是不是脱离了农民的根本利益。通过正面细致宣传，引导农民不要采取过激方式解决矛盾，要允许成立农民协会，能集体维护自己的权益。让他们可以通过合法途径争取自己的利益。一方面，在宜州，我看到“坚决打击冲击政府机关的犯罪行为”这样的标语。这是不适合的，是生硬没说服力的。安，示之危。让他们知道不和谐行动的危险性，珍惜生命。有些口号也许用得上“农民的事无小事，你的事就是政府的事”、“青苗绿禾种田土，政府全为民做主”、“用心与政府交流，不要用生命让亲人流下泪水”、“你觉得哪里要改进，请拨县长热线116”、“伤害农民，看我人民法律来治他”。要发动城市富人捐款支持城市待业大学生到农村去办农民学校，宣传党的富民政策，宣传国家稳定的好处，传播农业致富信息和技术，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和认识事物、分辨对错的能力，让他们不会轻易相信谣言和腐败分子的煽动。
三、减少地方保护、政企不分带来的负面效应。
营造全国大市场，打破地方垄断，坚决打击行政干预。实行土地改革试点，有重点地发展农村合作化。现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阻碍先进科学技术和农机的推广。画地为牢，导致农产品种植结构单一，进而引起“粮贱伤农，猪贱伤农，果贱伤农”。农民积极性一受影响，就会出现荒地长草的现象。体制不能适应土地集中之后的农业产业化运作。只有把土地联合起来，一部分人种田，一部分人做其他产业，还可以安排一小部分人在多余的地上试验新品种、新技术、新农具。这才叫解放生产力。
四、直面贫富分化带来的社会问题。
城市里先富起来的人不要忘记农民就是你们的衣食父母，更不可歧视农民。有钱的拿出钱来帮助农民，支援城市待业知识青年志愿者下农村帮助农民致富。兴办农校，进行平民教育，宣传党的富民政策。最关键的监督好农村基层干部。有力的朋友，请来帮助农民进城发展第三产业。打破户籍制度，只要是愿意进城的，降低城市增容费门槛。在长住三年以后才享受低保医保等城市特别补贴。鼓励农民进城办企业，并可推出相应优惠政策。合作化企业只要有条件的都欢迎，还要扶植他们与城市待业人员一起闯市场。开办城市文明教育夜校，宣传城市市民文明规范，传授个人创业技术。让他们融入大社会，与城市平民百姓共同创造城市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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