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庄子.口箧》
用一个晚上看了两部电影，一部似乎是浅薄的喜剧的《天下无贼》，另一部则似乎是深刻的悲剧的《一九八四》。然而，两者之间似乎并没有如此巨大的差别。
“天下无贼”，仅仅存在于打工仔傻根的想象之中。然而在他看来，这并不是想象，这个世界本就没有贼，别人才过分地运用了自己想象力构思出了一个到处都是贼的世界。他不相信可以与一群狼和平共处的他，怎么会在人的世界里遭到不公的待遇。这一想法，在他那里不过是本真的思考，不过是对真实世界的一种描述，并非什么遥远的理想。然而，在除了他以外的所有人来看，这就成了一个遥远的梦想。于是，为了这个梦想，本想以盗窃来教育这个“不知江湖险恶”的傻根的“贼”最后却动了善心，以自己的生命来保卫那六万块，不，确切的说，是那“天下无贼”的梦想。
为什么一对从事盗窃的情侣却要始终要保卫这个梦想的完全，甚至是把傻根“蒙在鼓里”？仅仅是因为被他的淳朴感动？或者是因为爱情的驱使？而恋人驱使的背后又是那一次跪拜佛陀的感化？而或是她肚子里即将诞生的小生命的安全所要求的“多积善德”？显然，不仅仅如此，而在于傻根的梦想对于他们同样有着震撼心灵的力量（事实上，这不是傻根的梦想，而正是他们自己的梦想）。哈耶克和布鲁诺?莱奥尼在分析自由主义精神的时候，都指出了所谓自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意义，即一个人自身出于某种状况时所不愿意承担的负担，就构成了全人类所共同分享的某些自由。比如贼也不愿意被偷、强盗也不愿意被抢，因此免于被盗窃或抢劫就成为了基础性的自由，也就成为限制某些自由的合法性来源，在“天下无贼”的故事中，这一点在无意中体现了出来，即使是贼，也希望看到一个“天下无贼”的世界。
为什么恰好在这时觉醒？因为只有如傻根者才会有别人所不可能的本真想法。为什么叫“傻根”？我相信命名并非是随意的，正如那个扒手团伙的头目叫做“胡黎”（狐狸）一样，奥古斯丁告诉的是名字乃是显明“我是谁”这一重要问题的重要媒介。为什么说他“傻”？什么叫做傻？傻显然是相对聪明而言的，而聪明意味着算计，意味着能拐弯抹角而又目的明确，在于心照不宣而又主旨昭彰，在于能洞悉人性而又善于利用。那么“傻”是什么呢？傻是不明事理、是直率莽撞、是外表与内心不能分离、是不解人性。霍布斯实在的指出，现代社会的建立基础不过是“狼与狼”的状态的产物，正如影片中那些手段多端的“贼”的自称一样。而傻根，虽然能够与自然界的狼和平相处，但却根本不懂得人类社会中的“狼”，如果在卢梭看来，就是一个幸福的野蛮人了。在卢梭看来这种状态，即没有意识到与别人争斗，只是处于同情而与他人交往的野蛮人才是最为幸福的状态。于是，在一个满是霍布斯笔下的“狼”的世界里，做一个野蛮人是要被淘汰的。而教育野蛮人认识到人与人本身就是“狼与狼”的状态因而要相互提防，就是现代人的一项工作了，如果不是必须的责任的话。因此，当男主角要以自己的偷窃行为来教育傻根认识到世界的真相的时候，这其实不能说是一种不人道，而恰恰是一种人道。
但是，尽管教育“野蛮人”懂得社会比起保护他的六万块钱可能更为重要，就如同影片中所说的“其实是救他”。但男女主角们摆脱不了自己内心“天下无贼”的梦想，即使是这些以“狼”为其象征的贼其实也是有良心的，因果报应也似乎是有震慑力的。唯物主义相信世界是一团团的原子分子构成，没有上帝的末日审判，没有尘世与天堂地狱的界分；但是，绝大多数人类都无法坚定这一信仰，正如《理想国》中那个老迈的克法洛斯说的：“当一个人想到自己不久就要死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害怕缠住他。关于地狱的种种传说，以及在阳世作恶，死了到阴间要受报应的故事，以前听了当作无稽之谈，现在想起来开始感到不安了——说不定这些都是真的呢！”是的，说不定这些都是真的呢！因此，那个即将做妈妈的女主角在这样一个非常的时刻会觉得是应该“为孩子积点德了”，而男主角也正是在孩子这一点上，最终被感化了。
但是，当男女主角们试图行善积德时，一个悲剧的结局就出现了。意愿和能力是两个东西。通常我们不是说不想行善，而是没有能力，这是一个工具理性和技术主导的世界，意愿与能力的分离随着这样的世界而日益分裂，或者总是有那么一些物质上的和心理上的因素阻碍我们的行善，正如影片中的献血一样。我们想去爱，却并非都有爱的能力。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已经不可能都从聪明的“狐狸”回复到“傻根”——“纯朴的根源”，这就使得“天下无贼”只能是梦想，而为了捍卫这一梦想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
人人都善良，人人都做一个傻根，是否世界就真的变得更加美好？“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是否真的“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这就最终成为了一个人性的拷问。正如卢梭认为原始社会是一个幸福的黄金时代，进入社会生存之后人类就开始了堕落，人性中与生俱来的恶导致了人类世界逐渐的“礼崩乐坏”。那么，能否以某种方式抑制人性中的恶而张扬其中的善，去重新锻造一个黄金时代、一个“天下无贼”的时代？《一九八四》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虽然在《一九八四》中并没有“贼”的出场，但我们可以相信，在一个“老大哥”无时无刻不在监督着整个社会一举一动的国家中，是没有“贼”的容身之地的。在这个国家里，连所有的儿童都被教育得充满了高度的警惕心和斗争意识，随时将自己身边的邻居、亲人乃至父母作为“敌人”揭发出来。“老大哥”注视着的这个国家，所有人都只能有高尚的念头与举动，只能有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思想与行为，无疑将成为卢梭等思想家们所设想的美好社会。然而，生活在其中的人，却体会不到任何幸福，哪怕是“野蛮人的幸福”。看起来人性中的恶都已被除去，但事实上却丢失了更多的善性，人已经不再成为人而只是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
人性到底应该是什么？“性善”与“性恶”的争论已经逾越千年，但是现代人都心照不宣的默会的道理是，人即使不是魔鬼，但也绝非天使。现代性的基础，经过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充分展示，乃是建立在基于人性卑陋的假设之上，是“low
and base”的局面，因为一切高贵的善德已经被现代性的始作俑者们打消。正如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中指出的，人性的不完美是人类沉重的肉身与生俱来的重负与亏欠，不是人类自己可以设法解决的。而正基于此，人类社会也不可能完美，恶的重负始终是社会的负担，社会中所出现的恶是人类所必须承受的，除了爱，人类并没有别的力量来对抗恶。人类不能如牛虻一样，把自己的遭遇全部推脱给社会，这样只能使人们放弃自己爱的责任、漠视自己身上的罪孽，而企图以制度构建永恒地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
“天下无贼”，是的，一个多么美好的梦想，但是，如果想要以某种制度手段去实现，那就只会走向一个“一九八四”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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