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并出版《国学研究》，200年武汉大学专设国学班，希望冀此培养新一代国学大师。北京“安定门国学馆”开馆两年半来深受民众欢迎，中国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进展相当顺利，类文言文高考作文《赤兔之死》博得喝彩阵阵。2004年的9月28日，也即孔子诞辰2555周年纪念日，在曲阜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官方祭祀大典。前来参加大典的有美国、日本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参礼团以及曲阜市民等近万人。很明显“复古”的潮流越来越旺盛了。换用民间的说法，那就是“国学”越来越得到今人的重视了。
每种文化现象的背后，其实都蕴藏着一种文化心理。种种文化复古现象预示：在现代化程度日渐提高的今天，传统文化显示出了越来越强大的亲和力。需要指出的是：当前的这种国学热，其实也并非简单“复古读经”，它有着对伦理道德、行为准则、思想意识、以及美学、文学等诸多方面的诉求。
何谓国学？国学，从广义上看，应该是指中国每一时代文化的主要潮流。这种看法当然不是我的个人发现，国学大师钱穆在其《国学概论》里指出：“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他认同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所述国学的含义，认为国学，包括每一代学术思想的主要潮流。[①]推而广之，从文化的角度看，那么，应该是每一个时代的的文化思想的主要潮流，如汉之经学、唐代佛学、宋明理学诸如此类。
从文化知识发展的角度看来，任何知识都有一个草创——发展——成熟——衰落的过程。有人曾提出知识增长是一种“蚕—茧”模式。所谓“蚕—茧”模式，大意是说一种理论随着其发展成熟，它会像蚕吐丝作茧一样慢慢地把自己封闭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随着它的进一步发展，又会重复前一个过程，再产籽吐丝又形成一个一个新的茧（理论），以次类推，人类的知识就这样丰富起来。[②]反推过来，也就是说，不管蚕茧（理论）如何大，如何完备，如何丰富，如果蚕（理论）不能破茧而出，那么，这种理论实际上也就还停留在原来的阶段。
这种理论其实包含着三个主要观点。第一，知识具有自足性。第二，知识之间具有延传性。其三，新知识的的产生源自对旧知识体系的突破。这里，用“国学”二字来替换，同样成立。
正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闻一多所言，“夫文学诚当因时代以变体；且处此二十世纪，文学尤当含有世界底气味；故进之参借西法以变革诗体者，吾不得不许为卓见。……但改来改去，你总是改革，不是摒弃中诗而代以西诗。所以当改者则改之，其当存之中国艺术之特质则不可没。”
[③]无源之水不能长流，无本之木不能长青。
文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层：器物层、制度层和精神层。通常，文化的异变从三者依次渐进。如果将当前的国学热放到这种语境中来看，它其实也是转型时期文化转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转型时期必然孕育出转型时期的文化。也即要产生新时代的国学。从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开始步入文化转型时期。在中国出现了两次比较大的西学东渐浪潮。一次在五四，一次在20世纪80年代。由此，在中国学界出现了两次比较大的方法和理论热。但这两次热潮的实绩，可以看到，并不如热情倡导者所预料那样。还可以看到，清代的朴学精神在当代益发被彰显起来。这暗示，在中国产生新国学的过程中，西方文化的援助显然有限。孕育中国本土新文化离不开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是首当借助的力量。
如何才能利用传统国学资源？是一个值得着重考虑的问题。中国文化史上不乏经验教训。这里不妨举一西一中两个例子。其一是基督教入华。早在三国时代（有确凿证据的是在唐代），基督教就开始传入中国，但数百年间，她一直香火寂寥。直到1840年鸦片以后，才开始在神州大地兴起燎原之势。其二是白话文运动。早在晚清，中国的文化人就开始为“我手写我口”而努力，但进展相当缓慢，迟至1917年新文化运动兴起，文言文还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直到1920年以后，文言文才真正无可奈何花落去。扭转局面的因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我们看到，其关键点，二者具有一致性，即官方制度。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与西方列强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如中英南京、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都明文规定：西传教士在中国有传教的自由。中国方面有保护教堂的义务。五四运动时，胡适、陈独秀与林纾、章士钊他们犹如斗红了眼的公鸡，打得羽飞翅折，未分胜负。1920年春教育部一声令下，从这一年的秋季起，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教科书均改用白话，反方自动偃旗息鼓。
当然，在我看来，中国传统国学，不应该仅仅指儒家经典，她应该还包含更多的内容。
在向国学汲取养料，向传统文化汲取养料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电脑、网络、多媒体等诸多现代化的科技手段，这样既可提高学习效率，又可赋于传统文化新的质素。新时代的国学在传统国学养料的滋润下，也必将具有越来越丰满的形象。
岳麓书院的香火千年绵延，当是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一个不可多得的国学宝库。
（陈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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