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赞成抑或反对，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基本文化语境。肇始自西方的全球化虽然在本来含义上隐含着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却又实际上刺激了保卫、复兴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热情，而多元文化间的对话与融构才是世界文化发展的走向。这一文化语境的澄明，使得作为本土文化的中国思想世界的重建，必然要脱出狭隘的民族文化保守主义的拘束，在致力于避免民族根性丧失的同时保持开放的文化心态。对于古代文史研究者来说，倘若对此缺乏自觉的体认，而或游谈移植自西方的种种理论，或墨守乾嘉汉学的考据功夫，恐怕都无益于当代文化的创造，因而也就是远离了真正的问题所在，须知古代文史研究的当代意义端在于此--于是问题便是：重建中国的思想世界何以可能？这一问题虽然艰难沉重，却必得亟切解决。刘再华新著《经代经学与文学》，“通过详细的史料描叙”，“从一个侧面凸现近代社会剧变时期儒家文化精神衰落、沉淀、新变以及向现代转化的过程”，不仅深化了近代文学研究的层次，对于如何以文学研究为契机重建中国的思想世界，也提供了不少有意义的启示。
其一，历史阐释的当代意识。古代文史研究者必得面对沉埋于历史深处的芜杂无序的思想材料，如何拣选、组织、阐释这些材料便与研究者的个人关怀直接相关，这当中有不少解释学关心的问题。核心问题则是研究者的个人关怀是否真正切近时代意识的中心--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研究的问题意识，但似乎不太注意这种问题意识其实来自于当代文化创造的困境，而不是存在于研究领域和对象当中，故有问题的误置。《近代经学与文学》详细论列今文经学家的文论、古文经学家的文论、汉宋兼采与古文兼综派经学家的文论、桐城派的古文理论、宋诗派的经学立场与诗歌理论、常州派的词学理论，可谓第一次系统梳理了近代经学各派文论的知识谱系及其话语构造的演变轨迹，而其关怀所在则是传统学术作为本土文化力量能否为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提供思想资源。作者认为：“桐城派后期作家坚决守护旧文化与古文传统，其目的并不是阻止西学的输入，而是为保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质不因西学的传入而完全丧失，这种立场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他们“所捍卫的旧文化及其文论话语，本身包含着许多合理的、值得新文化借鉴和继承的东西”，这对于“五四”以来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将儒家经学视为封建僵尸、将桐城派视为谬种妖孽的习见，固然是一极大的冲击和纠葛，更重要的则是由此透显出在全球化语境中体认文化传统的根源性意义的视域，坚信传统学术中仍然蕴涵着富有现代性的思想资源。这种体认的意义诚如钱穆先生所言：“中国历史知识的复活，才是中国国民精神的复活。而只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复活，中国才能真正地独立自存。”向来胸怀天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以之为致思中心，问题在于还原与重建传统文化精神的进路。通阅全书，可知作者虽然对近代经学家的生活世界及其文论话语建构持有同情的理解，但在梳理与阐释那些思想材料时并不取单一视域，而是以植根于现代性境遇的人文精神为价值关怀的根基，从而使其同情的理解与文化认同展开于多重视域构成的阐释空间。也正因此，《近代经学与文学》便不仅能够依循经学史家周予同先生所提倡的“跳出经学以研究经学”的思路看待经学问题，更致力于“跳出文学以研究文学”，以文化还原的思路看待文学问题，从而重构出近代思想世界的真实图景，这便是近代经学家如何以文化守成的思路应对西学的挑战，而这种应对思路又是如何软弱无力，是如何无可避免地走向消解，虽然这种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思想界和中国文学的转型。这种理解涵摄煌煌三十万言，而潜行于历史进程的冷静描叙之中，虽然生发于当代中国文化创造境遇，而能切合历史真际，便尤为难能可贵。
其二，文论话语的文化还原。诚如叶维廉先生的论断：由于中国传统的美感视境从一开始就是超脱分析性、演绎性的缘故，中国古代贤哲虽然创造了理解文学现象的解释系统与批评话语，但并未构造出类似西方自亚里斯多德以后的文学理论构架，即认为文学有一个有迹可循的逻辑的结构，并因此发明出一整套建基于逻辑分析的阅读和批评方法。因此之故，当现代文论史家运用西方逻辑论的文学理论范式来整合那些零散的文论材料时，便很有可能偏离中国文论的立场，年轻一辈学者甚至批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从一开始便走错了路。要使古代文论如其所是地呈现出来，便不仅要清理源自西方的现代文学理论对古代文论的遮蔽，包括体系形态、理论架构、概念术语等等，而且必须深入到传统文化的根基处，对古代文论的范畴命题作文化还原式的探究。涵摄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哲学、史学、文学等知识形态于一体的经学乃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主体，其对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阐释与思想创造的影响实在是无与伦比的，研究中国传统而置经学不论，或停留在浮光掠影的浅层表面，显然是有缺憾的。《近代经学与文学》力图“真实地再现近代经学与文学之间的关联”，探讨的重点则是近代文论话语“依经立义”的生成方式，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生成的基本方式，因此对于近代文论话语所做的文化还原便有助于理解中国文论的特质。作者依循经学史家们的既有论断，以经学学派的分野及融合为解释框架结构全书，细致考量近代文论话语如何从经学话语中转出，以及这种话语的转出与演进又如何受到发生于经学内部和经学西学之间的较量的影响，这便不仅有助于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近代文论的发展思路及其内涵的丰富性，而且相当程度上破除了在当代文化生态里存在于文史哲艺之间的制度性隔断--这固然也是现代性的一种体现，复现出血脉连贯一气流通的思想图景，从而也就逼近了中国文论的本然状态。也正因此，《近代经学与文学》不仅在个案研究中时寓新见，如论今文“微言”与晚清文学革命、章太炎文论话语的朴学形态、后期桐城派的文论话语、宋诗派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的诗学理想等等，便于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多有自家的会解体悟，而其整体理解框架更发前人之所未发，一些近代学者的陌生面影便于此理解框架中浮现出来，而近代文学的经学主题也首度得以阐发，其意义不仅在于为批评史积累知识，尤其是填补近代文论的思想环节--这当然也是重要的，更其重要的则是通过这一工作，近代文论所植根的文化语境及其知识生产途径与信仰皈依比以往更为清晰地显现出来，文学理论的建构性也因此得到明证。我以为，这一体现着当代意识的研究思路真正把住了旨在进行文化规范的中国文论的脉门。
其三，思想重建的根基拓展。研究旨趣的确立、理论构架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与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的圈定，在很多时候都是一致的。例如，运用审美主义的文学理论框架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其视野所及也便是支撑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审美主义的发展线索的思想材料。因而，重建中国的思想世界就必然需要拓展作为根基的思想材料的界域。不消说，以当代意识引领历史阐释，对文论话语进行文化还原，探赜索隐的努力必得建基于史料的细心梳理，否则难以避免以论代史的流弊与空言说经的随意--这在古代文史研究中似乎又有死灰复燃之势。《近代经学与文学》致力于探究经学与文学的关联，对经学史料与文学史料的爬罗剔抉便是基础性的工作。作者曾一度专心于文献整理，并有著作问世，具备相当扎实的文献功底，又师从近代文学研究专家黄霖先生，授业于经学史与批评史研究均驰誉海内外学界的复旦大学，对以坚实的文献功夫为根基阐幽抉微的国学研究门径体悟甚深，其深厚的学术素养与功力体现在本书中，便不仅是言必有据，文必有征，不少近代经学文学史料还是第一次进入研究视域，而且对于经学和文学问题的述论必注重梳理其传承统绪，当日的思想世界因如其所是地呈现出来。较诸以往研究，《近代经学与文学》在思想材料的拓展方面有两处值得称道，一是顾及了近代诗、词、文，乃至小说戏曲等各体文论与经学的关联，二是梳理了近代文学的经学主题，从而确证了经学对近代文学与文论的普遍与实质性影响。特别是第二点，可谓作者的慧心独照，“记述经学人物及其活动”、“反映经学斗争及经学思想的变迁”、“依经立义，以经术为政论”、“归本于经学的文学伦理取向”，这四个主题的归纳，不仅丰富了近代文学研究的视域，而且为理解经学向文学的渗透方式提供了佐证。尤须提及的是，作者并未就此沉醉于文献考据的乐趣，而始终贯穿其价值关怀，是以问题意识引动研究领域的拓展，入乎其中而又出乎其外，就使根基拓展始终围绕思想重建这一中心，这更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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