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三题
1、
寅恪老晚年以香艳另类女子陈端生、柳如是为一生学术之发力点和寄托，实为个人性情、趣味与学术能量之顽强而富有生命力之大爆发，足见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人讥评此老之学为“木乃依学术”、“僵尸学术”，压根是颠倒黑白，无知妄断。寅恪老极重趣味，极富性灵，惜为艰深考据与古奥文辞所遮掩，遂使趋鹜新学者情急难辨而已。反观时人应景趋时之文，貌似新进，实无性灵，看似鲜活，实无生气。有人给学生点评作文，曰：“一眼就能看见你们几十年后的尸骸。”真切中时弊之论。
余英时以为，“历史研究并不是从史料中搜寻字面的证据以证成一己的假说，而是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已凝固的文字中，窥测当时曾贯注于其间的生命跃动，包括个体的和集体的。”此言极精当，读寅恪之书，当于繁琐考据之外，体会其“名士”性情及名门之后的风习，舍此二者，一味从政治角度论争其晚年心境与学术趋向（余英时本人亦落此彀中），断不能得其真精神。
作为世家子，作为陈宝箴之孙、陈散原之子，其政治关怀确实是很重的底色，但此老晚年喜用女助手，又钟情于女伶工，可见其于兴亡哀感之政治关怀而外，亦未堕其名士风流的派头，一枚红豆衍生出一部考据大书，其中之旖旎处，恐不能全以政治意图诠解之。
《红楼梦》开篇就说：“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釵哉？”则红楼一梦，色空之悟，亦类乎“著书唯剩颂红妆”，其间之相通性，大有可细究之处
在中国文化传统之中，女性向为第二性，主柔，主阴。传统文明之衰，即阳气之衰。曹老、陈老于晚年皆痛感阳气之衰，然欲振乏术，遂以颂红妆为务。第一性作为文化传统之法定载体既已陷于无能之境，则第二性承载文化运命之气节、良能，遂因之而放出一段异样光彩。曹老身处盛世转衰之时，陈老身处不夷不惠之地，其身世哀感与文化悲感缠绕一处而中心郁结，昔日热血男儿，今为月下愁人。
阳刚之气既颓，遂托之阴柔之身而发其一生之悲慨。其看破处，实为固有文明末路之败象。其所寄托处，实为固有文明末世之余辉。
呜乎，灵光已隳，新命未开，此真末世文人之大恸哉！
2、
寅恪老的后半生，陷于文化仇富的罗网，难逃于天地之间。
文化仇富实际上就是文盲和没文化的官僚对拥有独立文化资源和传统（小传统）者的嫉恨和仇视。这也是古已有之，凡泥腿子搞革命成功的，都会有这种心态。这一方面是因为自有其文化传承者往往会有一套传自远祖的自足的价值观，因而多有特立独行之风，另一方面自然是因为他们积学日久，其博雅傲慢，足惹人嫉。红卫兵们与造反派们整反动权威的那股非理性狂热中，不能不说没有这种报复心态在内，傅雷就是一个显例。
这种自有其文化传承者，不外两类，一类是世家子，一类是私学传人。可叹的是，私学传统也好，世家传统也好，经了五四运动及其后的种种运动，早就灰飞烟灭了。搞经学的人，恐怕都能如数家珍地大谈什么吴派、皖派，可如今还有什么自成气象的学派吗？
我在此不得不重弹一番老调，也就是政治贵族要不得，但文化贵族和贵族文化实在是颇有其价值的。文化贵族们有那么一种精致的口味和讲究，消极地来看，自然是一种臭脾气、臭架子，但积极地来看，又何尝不是一种推动文化向精深处拓展的动力？周作人当年慨叹吃不到精致的小吃，委实是以小喻大。看看当代文化、当代文学的粗鄙不“文”，就可知周作人所叹不虚了。
至于说当今知识分子应不应把自身际遇归于文化仇富，这恐怕是一个伪问题。首先，当今的知识界真有所谓文化贵族吗？其次，会有人那么皮相地把文化仇富简单地看成是一种自发的心理吗？再有，普通文化仇富者的泄愤之举其实也造不成什么大破坏，就好比有那么些人见到街头的奔驰车就砸，这种危害终究是九牛一毛，动不了根本。非要演变成破四旧这样的大运动，才能真正有杀伤力。
3、
寅恪老论及唐文化之盛，以华胡混血为主因之一，“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这在生物学里是有所本的，也就是所谓“杂交优势”。唐太宗、武则天之秽乱后宫，多有不伦之举，当与“塞外野蛮精悍之血”及其所衍生的有别于中华道统的蛮族文化脱不了干系。
此老花了老大心血、老大篇幅考证楊贵妃是否处子入宫，还兴味盎然地细究了一番胡人与胡臭的关系，这背后恐怕也颇有讲究，不完全是个人趣味使然。
其着眼点或者正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暮年中华与新胡文化的“混血”与重生。
至于说到“开新命者，中产偏下出身者多”，这个前有“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之说，后有李敖为证，粗看确有道理。然文化新命之开，绝非草莽英雄轰轰烈烈大干一场便能毕其功于一役。兹事体大，须冷思型学者如陈寅恪、余英时、刘小枫辈及力战、善战型文化人如张季鸾、余纪中、李敖辈分进合击，积以时日，方能见效。余英时确实不如李敖来得直截痛快，后者以史实为据，痛揭权贵老底，前者则优游于书斋、书卷，不温不火地行其会通中西之实。我觉得这是分工不同，他们都是史家出身，而且都以自由主义为宗，因此并无实质分歧。只不过程婴与公孙杵臼之间，各有承担罢了。
而群众之易趋向低端文化，亦为古今中外不易之事实，故须“文化贵族”型塑并悬示一高端文化，以与之抗，方能将“新”文化之路推向精深处。否则民智纵开，也仅得一粗鄙的民主文化而已。我所说的文化贵族自然是广义范围内的，和贵族制没有关系。目下的文化确如荒原、戈壁，只一个“糙”字了得，所以更显出陈老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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