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谭嗣同其人其书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寥天一阁主。湖南浏阳人。虽出身官僚家庭，然个人处境异常艰难。少时为父妾所虐，备极孽苦，“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忍受，濒死累矣”（《仁学?自叙》）。其能博览群书，尤习西方自然科学。其又习武，性好骑射，结交侠士。及长，鄙视科举，好今文经学，对魏源、龚自珍等极为称赏，喜读王夫之《船山遗书》。曾游历直隶、山西等十余省，结交名士，观察风土，遂萌生反满思想。谭嗣同的时代，中国积贫积弱，屡战屡割地赔款，故其历史处境与其前及今日皆有不同，西洋文化渐行华夏，传统之宇宙观与价值观崩溃，士人担当道统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异常高涨。甲午战后，谭嗣同由一保守派变而为一激进派，愤中国积弱，在浏阳倡设算学馆，开湖南维新风气之先，并遍历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城市，吸收新知。1896年入赀为江苏候补知府，赁居南京。曾拜杨文会为师学佛，治“唯识宗”、“华严宗”，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慨”。
1898年，谭嗣同写成《仁学》一书，提出“以太”为宇宙物质本源之学说，谓世界各种现象之关联、变化、结合和依存都为“以太”之作用，并将“以太”这种沟通世界为一整体之作用称作“仁”，而“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他尖锐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纲常名教”，要求“冲决”种种“网罗”，还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主张。其变法主张包括变科举以育人材，开议院以达下情，改官制而少其层累，发展机器工业，开办矿业等等。
1897年，谭嗣同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等设立时务学堂，筹办内河轮船、开矿、修铁路等新政。次年，又倡设南学会，办《湘报》，宣传变法，抨击旧政，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遭到湖南守旧势力的攻击。8月，谭嗣同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荐，被征入京，参予变法。因后党发动政变，9月28日，与林旭等六君子同时被害。其诗风格雄健。后人编为《谭嗣同全集》。
谭嗣同曾师从欧阳中鹄与刘人熙，欧阳氏袭船山而号瓣姜，愤世嫉俗，反对志谷干名利。而刘氏更是推崇湘贤王船山，辛亥革命后曾创办船山学社，是《船山学报》的创始人。正是因为这种师友关系，谭嗣同亦十分推崇王船山，尝谓：“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而本人则谓，近四百年来，直接船山者，惟有谭嗣同一人而已。
谭嗣同之父谭继洵官湖北巡抚，其家庭出身与后日之革命家黄兴、蔡锷等人迥异，本可为一封疆大吏之子干名利，然其心怀天下，身荷大道，“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仁学?自叙》）不惜杀身成仁以拯救生民于水火，斯人之精神可感动天地！
二、谭嗣同之独立意识与批评意识
谭嗣同的独立意识与批评意识在《仁学》一书有较为强烈的体现，其宗旨在于冲决网罗。《仁学?自叙》谓：“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此即其追求真生命之大义所在。
谭嗣同反三纲五常，启我湖湘乃至中国近代伦理革命之先河。谭氏是近代以来第一个正面呵斥纲常名教者，说：“仁之乱也，则于其名。名忽彼忽此，视权势之所积；名时重时轻，视习俗之所尚。……俗□陋行，动言名教。……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乎？……忠孝，臣子之专名，终不能以此反。虽或他有所据，意欲诘诉，而终不敌忠孝之名为名教之所尚。反更益其罪曰怨望，曰觖望，曰怏怏，曰腹悱，曰讪谤，曰亡等，曰大逆不道，以为当放逐，放逐之，当诛戮之，曾不若孤豚之被絷缚屠杀，犹奋荡呼号以声其痛楚，而人不之责也。”（《仁学》）
谭氏批评君主独裁说：“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愈剧。”“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不始今日，……然而有知辽、金、元之罪浮于前此之君主者乎？其土秽壤也，其人羶种也，其心禽心也，其俗毳俗也。一旦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砺猰貐之巨齿，效盗跖之肝人，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锋刃拟华人，华人靡矣。乃犹以为未餍，峻死灰复燃之防，为盗憎主人之计。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王道圣教典章文物之亡也，此而已矣！与彼愈切近者，受祸亦愈烈。故夫江淮大河以北，古所称天府膏腴，……衣冠文物之薮泽，《诗》、《书》藻翰之津途也，而今北五省何如哉？古之暴君，以天下为己私产止矣，彼起于游牧，直以中国为其牧场耳。……虽然成吉思汗之乱，西国犹能言之，忽必烈之虐，郑所南《心史》纪之，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亦有号为令主者焉，及观《南巡录》所载淫掳无赖，与隋炀帝、明武不少异，不徒鸟兽行者之显著《大义觉迷录》也。”（《仁学》）对于中国历史，其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媚大盗。”（《仁学》）
五常之中，惟有朋友一伦最无弊而有益，谭嗣同说：“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兄弟于朋友之道差近，……余皆为三纲所蒙蔽，如地狱矣。”夫欲变法，必先变教，“今中外皆侈谈变法，而五伦不变，则举凡至理要道，悉无从起点，又况于三纲乎！”（《仁学》）
我之真生命，为我主宰，绝不可为名利而丧其真。故谭氏极不喜死节，谓：“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末。民之与民，无相为死之理，本之与末，更无相为死之理。死君者，宦官宫妾之为爱，匹夫匹妇之为谅也。夫曰共举之，犹得曰吾死吾所共举，非死君也。独何以解于后世之君，皆以兵强马大，力征经营而夺取之，况又有满汉种族之见，奴役天下者乎？”（《仁学》）
前有王船山抨击独夫民贼假仁义以食人，后有谭嗣同反三纲五常。处于君主专制之时代，谭嗣同之精神可谓振聋发聩，直启我湖湘后人继续革命推翻独裁帝制，故杨毓麟《新湖南》说：“至于直接船山之精神者，尤莫如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埒，何论世法！其爱同胞而惎仇虐，时时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已，是何也？曰：独立之根性使然也。故吾湖南人之奴性，虽经十一朝之栽培浸灌，宜若可以举根而固蒂也，然至于今日，几几乎迸裂爆散，有冲决网罗之势。”
与王船山相比，谭嗣同之独立意识与批评意识更为强烈，他要冲决种种网罗，开显原本真实的自由生命，他“无所住而生其心”，养得浩然正气，不为种种网罗所桎梏，直见天地之大德——生。
三、谭嗣同之仁爱精神与烈士精神
谭嗣同的仁爱精神与烈士精神体现在他短暂的生命之中。谭嗣同认为仁即兼爱天下。他非常关心民间疾苦，曾作《罂粟米囊谣》：“罂无粟，囊无米，室如县磬饥欲死。饥欲死，且莫理，米囊可療饥，罂粟载千里。非米非粟，苍生病矣！”其《大盘山转镶（饷）谣》又：“马足蹩，车轴折，人蹉跌，山岌嶪，朔雁一声天雨雪。舆夫舆夫尔勿嗔，官仅用尔力，尔胡不肯竭？尔不思车中累累物，东南万户之膏血。呜呼车中累累物，东南万户之膏血！”
王船山所服膺的张载曾体贴出“民胞物与”，谓万物一体，天下一仁。谭嗣同以宇宙为一仁爱，以通为第一义，通古今中外：“仁以通为第一义。”“通之义，以‘道通为一’为最浑括。”“通有四义：中外通，多取其义于《春秋》，以太平世远近大小若一故也；上下通，男女内外通，多取其义于《易》，以阳下阴吉，阴下阳吝，《泰》《否》之类故也；人我通，多取其义一佛经，以‘无人相，无我相’故也。”“通之象为平等。”“通则必尊灵魂，平等则体魄为可灵魂。”（《仁学》）因此谭嗣同心中不止一中国，乃是世界，故梁启超说：“《仁学》之政论，归于‘世界主义’，其言曰：‘春秋大一统之义，天地间不当有国也。’又曰：‘不惟发愿救本国，并彼极盛之西国与夫含生之类，一切皆度之，……不可自言为某国人，当平视万国，皆其国，皆其民。’”（《清代学术概论》）
王船山说：“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俟解》）谭嗣同兼爱天下以振豪杰之精神，故能杀身成仁，终成一烈士。谭嗣同说自己“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所谓仁人，不是坐而论性，而是破旧立新，举天下之大义起而革命，“吾华人慎毋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驱除，死无憾焉。若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暗杀），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仁学》）
王船山说：“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思问录?外篇》）“故曰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尚书引义?太甲二》）仁人日新日日新，日新而有常，有常而日新。谭嗣同说：“日不一日，斯新不一新，闻斯行诸，不俟终日。为中国乎？为夷狄乎？吾宁自新，毋使人有以新我矣。”（《湘报叙》）“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运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四时不新，何以寒暑发敛之更迭？草木不新，丰缛者歇交；血气不新，经络者绝矣；以太不新，三界万法皆灭矣！”（《仁学》）
戊戌政变之后，谭嗣同临死不惧，敢于牺牲自己，以唤醒天下苍生，决不逃亡，毅然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从嗣同始！”其后狱中题壁写道：“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临终语》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真可谓一仁人！与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相比，谭嗣同何其伟大！
谭嗣同慷慨就义，虽死犹生，直启后来人。晚清以来，其尽脱旧思想之束缚，戛戛独造，惟有谭嗣同。1900年，他的朋友唐才常策动自立军起义。之后，追慕谭嗣同这位湘贤的辛亥革命精英黄兴等人不断起义，百折不挠，前赴后继，终于推翻了满清政权，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而最后，又是追慕谭嗣同这位湘贤的毛泽东（毛泽东之师杨昌济极为推崇谭嗣同）等人推翻了压迫中国人民的“三座大山”，“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跋：
2005年是浏阳谭嗣同诞辰140周年纪念，因以作此文。愚深契于王船山、谭浏阳二人，愚谓四百余年来，我湖湘士人通天人者，惟此二人。2003以来，本人曾数次赴浏阳道吾山、大围山、宝盖寺等地考察文化资源，每每抽空瞻仰先贤故居及纪念馆。2004年，浏阳市文物管理所党委书记何春平先生的热情帮助下，愚与一位研究墨子学朋友拜谒了谭嗣同与其妻李闰的墓庐。愚至今念念不忘，惟生计之多艰，颠沛流离，年关在即，故不得不敷衍塞责撰写是文，以为纪念我湖湘先哲。愚爱浏阳之山川形胜，更爱其精神。愚曾造访谭嗣同算学馆与文庙及浏阳市一中。一中有胡耀邦题字。
有宋一代，杨时尝任浏阳县令数载，建有文靖书院。托何春平先生搜集相关资料，得知文靖书院遗址在浏阳荷花“妙不在高”峰。异日，愚愿勒石刊书以为纪念。又悲乎当下世风日下，大道隐晦，正义不昌，念及此，泪如雨下。
此外，特别感谢何春平先生、谭浩学兄的帮助。
黄守愚于浏阳河畔革命楼
2005年12月26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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