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写作的晚清思想谱系
——读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
日本著名思想史家沟口雄三在《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的序言中说：“这本书并不是以西洋的历史基准与价值观念来衡量亚洲某一国家的历史与文化，而是试图以某一国家自身为基准来衡量它的历史与文化。”这也是钱穆反复申说的研究历史者对历史必须抱持一份“温情与敬意”。否则就很容易流于浮浅和粗暴，以西学的架构和理论来先入为主地剪裁中国的历史，这样书写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往往相去不可以道理计。
在我看来，港台的历史学者对此往往有着充分的自觉和意识，能够尽量以一种接近汉语写作和汉语思想传统的方式去“言说”历史，这样的言说自然充满了本真意味和中国气象，而更能够贴近历史的真实。台湾学者王尔敏先生的思想史写作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
新近出版的氏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论》与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有着同气相求的风格，在对晚清思想与社会、人物与制度的互动中爬梳隐性的谱系，对诸多文本材料精心钻研，在论述对晚清思想的理解时尽可能以读者易于接受的话语表达。熟悉王尔敏先生著述风格的都知道他偏向于中国传统的文史路数，而又不被考据学的繁琐牵绊。例如在《晚清政治思想史论》这本书中，他从来不以史料来“耸人听闻”，更不以勾连史实之细密来展示自身之功底，他所选用的都是我们司空见惯的历史资料，如《盛世危言》、《劝学篇》、《翼教丛编》、《皇朝经世文》等，可这些寻常史料在他的叙述中却能够“平中见奇”，穿插缠绕中能够脉络清晰地展现那个时代的社会心理与精神旨趣。《清季知识分子的中体西用论》尤其显著地体现了王尔敏先生历史书写的这种特色，他对今人习焉不察的“中体西用”论并不当然地就予以“保守主义”、“顽固派”等贴标签式的盖棺论定，而是在一种同情之理解的态度中梳理当时喧嚣一时的“中体西用论”的内部分殊，理一万殊，这种回应西方文化体系、社会制度冲击的论调也存在细微的分歧，如对举性中国概念“道器”、“本末”、“主辅”、“内外”、“会通”、“存我”、“归返”等言说对“中体西用”的理解，这就道地地展现了思想谱系的内在复杂性，而非以一种无庸置疑的一元化思维整体性地“误读”历史思想。
时下中国学者喜欢动辄用所谓“现代性”概念来解释中国近代之思想演变，韦伯的幽灵笼罩着学界话语，而遍寻《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却很难找到近廿年来在中国学界纷扰一时的各种西学与理论范式。即使偶尔应用汤因比和费正清的冲击-回应学说也心存谨慎，惟恐削足适履圆芮方凿，而失却中国历史之本真气味。如其在《晚清士大夫对于近代民主政治的认识》就丝毫不见今人奉若圭臬的民主理论模式，而是对当时人物的言论与历史演进之互动仔细分梳，考究各种民主及反民主言论的隐秘心曲与社会动机，进而形神毕肖地复活了那个转型时代的各种面相与心灵。换言之，王先生是在“历史中体验思想”，而非“以思想强行进入历史”，前者历史是活的回归真实的历史，而后者往往最后只残余一些话语的时髦泡沫和生硬的理论结构，这两种治学方法之高下历史自有公论。王先生也率直地告诫治思想史者：“近代思想史已是近代显学，研治者众，自是学界盛事。惟精诚治学，笃实钻攻，而不妄逞理论，仍是根本的研究途径。”
王尔敏先生之所以能在西学显赫之时代独独醉心于传统方式的历史书写，我想这与他对中国文化与价值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他对中国文化当然是钟爱有加的，正如他在序言中所感慨的那样：“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不是没有超卓人才，亦自有国学大师、史学大师，以及醇正精审科学家工程师，循谨之良吏，实多退为潜流，而全面风气趋向浮躁、激进、哗众取宠。保守变为贬词，进步始入人心；一味打倒固有文化，连根拔起，是反对固有文化的主流思想。真是黄钟喑哑，瓦釜雷鸣。新的思想自然是全盘西化，而今尚在盛行。廊庙之上，涌入些洋迂，士流之中充满洋痞。”只有具备了这样一个文化反思与认同的态度，汉语写作和汉语思想才可能真正地生长到我们对于中国历史与思想的写作中去，否则就只能是拾人牙慧地拣拾西方话语的残渣，来牵强附会地阉割独特的中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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