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海子的姐姐到顾长卫的姐姐
今年是诗人海子离开这个世界的第十六个年头，当我坐在计算机前，正好是3月26日下午，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巧合，或者上帝有意的苦心安排？在这个时刻想起「野蛮而悲伤的海子」，仅仅是因为我刚刚观看了顾长卫的电影《孔雀》，张静初饰演的姐姐让我回想起海子的「姐姐」，我甚至觉得顾长卫是将诗歌中的姐姐意象作了一次冒险的移植，镶嵌到电影所构筑的影像里。
海子在一首命名为《日记》的诗歌中这样呼喊：「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今夜我只有戈壁／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
空空／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酸楚的海子，悲痛的海子，置身茫然的戈壁刻意地说服自己，不去关心「人类的尽头」，不再去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追忆一无所有的过去，他愿意给自己一个甜美的瞬间，在荒凉的背景里独自思念远方的「姐姐」。姐姐成了对空无的抵抗，与荒凉的戈壁构成了对峙。
姐姐的意象在摇滚歌手张楚的《姐姐》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和表达：「噢姐姐／我想回家／牵着我的手／我有些困了／噢姐姐／带我回家／牵着我的手／你不要害怕。」姐姐与回家的想象开始联系在一起，姐姐表征了关于家园的想象，在一个有姐姐牵手的家园里，歌手不再恐惧，也不再颤栗。在张楚沙哑而绝望的呼唤声中，姐姐始终成为不在场的温暖的慰藉，成为诗意凝结成的向往。
顾长卫的《孔雀》将对姐姐的理解推向虚幻的世界，也同时推向日常的世界。穿着白衬衫的姐姐，扎着麻花辫的姐姐，有着一张秀美而恬静的脸，脸上生长着一对甜美的酒窝，当姐姐含着笑意的时候，她美得让人心碎。姐姐仰望着在天空中飘扬的降落伞，她似乎陷溺在轻盈的飞翔丑A蓝色的降落伞像晃晃悠悠的理想在广袤的天空无根地飘荡。姐姐在梦破碎后，自制了一个美丽而粗陋的降落伞，当她旁若无人的骑着自行车，在世俗的街头，愈来愈快地蹬着，车座上张挂的降落伞居然像迎风招展的花朵一样盛开，那似乎要逃逸大地的降落伞满载着无从实现的梦想，像一场飘忽的春梦浅浅地在充满压抑感的大地上滑翔。当姐姐拉着手风琴的时候，烧开的滚水已经从煤炉上的水壶里兀自溢出，她沉浸在自我的世界，沉浸意味着对日常的冷漠，或者说对日常的穿越。姐姐为了能够在理想破灭后，躲避在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不惜自残去获取拉手风琴老人的怜悯，当她重新气定神闲地拉起手风琴时，失落已久的微笑再度浮荡在她暗淡的脸庞。顾长卫试图通过这一系列的细节，展现出一个童话般的姐姐，没有尘世的污染，没有世故的圆滑，姐姐就像艺术的精灵，生活在一个自我想象的世界，在一个几乎湮灭想象力的世界，想象另一种可能的生活就代表着寂静的拒绝。
可是，姐姐不仅仅如此。顾长卫的高明之处或者说残忍之处就在于，他在一手营造属于姐姐的美丽意象的同时，他又在不动声色地毁灭它。这种创造与瓦解构成了姐姐的自我冲突，几乎可以将之命名为感性的艺术与理智的日常生活的搏斗。姐姐唯一的现实梦想就是当一名伞兵，可当她几乎要触摸到这个梦想时，意想不到的因素却摧毁了它。姐姐苦心积虑，为了这唯一的梦，她主动约请征兵的军官打乒乓球，姐姐灵巧的动作里却包含着凌厉与果决，因为她已在内心把这场乒乓球的角逐想象成命运的筹码。可是，她的计谋遭到了军官的冷淡，当她四处筹钱（包括从母亲那里偷窃）买好烟酒准备「收买」军官时，却发现军官跟一个傻傻的、笨拙的却很温顺的姑娘玩得很开怀。一切都剎那间烟消云散了，姐姐对军官的期望落空了，其实更是对自己的期望落空了。每个人的梦在他的一生中也许只会开放一次，如果把捉不住，那么就只能向现实妥协。姐姐也一样，在她此后的人生中，除了在短暂的追忆中梦境会隐微地回光返照，一切都消失的无影无踪。也许正因为此，象征梦想的降落伞在她的心目中才会显得如此重要，这种重要甚至超过贞洁。为了拿回自制的降落伞，姐姐来到小树林，面对垂涎于她的男孩「果子」的胁迫，她居然就那么坦然而直接地脱下了裤子，身体相对于灵魂在姐姐的眼里几乎一文不值。如果要坚守，只有无法实现的梦想值得去托付一生，而沉重的肉身仅仅是囚禁梦想的牢笼。姐姐的这种义无返顾简直让所有的观众哑然失色，我们似乎听见姐姐在说，哼，如果你觉得视觉的纯洁影像很重要，你就拿去吧，我不在乎。愈是残忍的东西愈需要通过诗意的举动来表达。
姐姐远非一个单纯的姑娘，她似乎显得很有心机。这种心机其实是为了在一个幽暗的年代固守属于自我的一点点梦想和自由。为了摆脱制药厂刷瓶子的单调生活，为了把自己从机械的重复动作中拯救出来，她与一个领导的司机开始交往。当她问讯何时可以结婚的时候，憨厚的司机惊讶至极。他建议双方应该多花一些时间相互了解。姐姐的回答让我们心酸，反正迟早都要结婚的，跟谁都一样的是结婚。结婚成了日常生活中毫无意义的仪式，可以不需要感情作为基础。姐姐已经心如死灰，尽管她在说话的时候脸上始终挂着甜美的微笑，可其内心的灵动几乎已然澌灭。婚姻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崭新的开始，通往日常情境里的幸福生活的一纸契约。可对于姐姐来说，婚姻仅仅是为改换工作的一纸调令而支付的成本。没有绝望的呼喊，没有痛心疾首的哀鸣，只有无言的镇定与冷静。卡夫卡曾经在日记中不无酸楚地写到：「无论甚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总之，你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已经死了，但你却是真正的获救者。」姐姐不能成为最后的获救者，却在有生之年就长久地熄灭在反抗绝望的无望里。
在《孔雀》的叙事里，一个很奇怪的观看感受就是作为妹妹的高卫红似乎是不存在的，弱智的哥哥尽管体积庞大，却在很多时候像影子般的哥哥，他也一样地需要「姐姐」的眷顾。姐姐的角色突显在从开始到现在的漫长的过程里，不曾消逝。当姐弟俩试图毒害傻笨却得到父母的偏爱的哥哥时，是姐姐在最后关头将玻璃杯中的药水泼洒在地上。当傻子哥哥在澡堂里被一群痞子羞辱之后，是姐姐出面请「果子」狠狠地教训了他们，当弟弟离家出走后，是姐姐到处在托人寻找失踪的弟弟，当独自去远方讨生活的弟弟回家时，是姐姐坐在家里仍旧笑得那么美地欢迎着。姐姐是母性的，成了爱的泉源，受苦的姐姐独自担当着生活中无法言说的苦痛。她的安详，她的手腕，她的宽容，似乎成为安全感和幸福感的来源。
二 单向度的爱情与无从命名的现实
《孔雀》其实在讲述飞翔的同时，也在诉说着关于爱情的故事。姐姐的爱情是一场永远也看到尽头的单恋。仅仅是在平原上的一次张望与打量，他就喜欢上那个普通话说得像音乐般的伞兵军官。美貌而聪明的姐姐，英俊而年轻的伞兵，四处飞翔的天蓝的降落伞，可这一切让人憧憬的浪漫元素就是无法组合成现实的幸福。姐姐生活在自我想象的爱情里而不能自拔。她觉得她一直在被那个英俊的伞兵爱着，尽管伞兵从来就没有向她表白过，可她相信自己的直觉，这直觉几乎成了一种「理性的癫狂」，支撑着姐姐黯淡的日常生活。若干年后，当离异的姐姐在落日余晖熏染的街头，重新遭遇已为人夫、为人父的伞兵时，她仍旧固执地对她弟弟说，那个伞兵一直是深爱着她的。可伞兵面对痴痴地望着他的这位憔悴的女性，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勾连起的往昔的记忆，他居然问姐姐「你贵姓」。姐姐在崩溃之前完美地微笑着，像缅怀一场无法回忆的青春的独角戏的喜剧演员，没有观众，只有自我，自恋成为戏剧的唯一主题。可当姐姐触摸着手中红艳艳的西红柿时，无法磨灭的往事像坚硬的石头在涨潮的心河中浮起，泪水侵蚀着姐姐依然美丽却不再明亮的脸庞。如果追逐不到爱情，那么一切都是可允许的，包括没有爱情作为基础的婚姻，可当从没有幸福的婚姻围城中逃离出来，姐姐至少还可以通过想象宽慰自己疲惫的心灵，至少可以通过细致地回味青年时代的那一场没有结果的风花雪月来抵抗生活的灰暗。但生活就是这么极端，失去了就是失去了，就好像从来就没有获得过一样，姐姐最后的「微笑的理由」也随着不该发生的街头一幕而丧失了。顾长卫是残酷的，他从来不给脆弱的现代人留一丝丝廉价的自我安慰，他知道太多的观众正因为在现实里找寻不到爱情，就折转到电影的悲剧来寻找自我情感的慰藉。电影不是精神的救济院，也不是意淫的触媒，电影就是风格简洁地描述一个事实，你即便无法接受，它也已经镶嵌到你的记忆。
傻子哥哥的爱情也充满了邂逅的浪漫，他在下班途中看见了阳光而健康的青年女工陶美玲。他的母亲去提亲，哥哥高卫国举着一朵向日葵去给他的心上人献花。灿烂而惹眼的向日葵在一阵戏谑声中被收留了，哥哥的爱情却被鄙夷地拒绝了。在母亲的张罗下，哥哥与一个乡村姑娘结婚了。他们的婚姻开始于相亲时的一场相互扭打，不屑、冷漠、鄙夷、无奈和妥协，顾长卫让曾经对美丽姑娘疯狂的哥哥，在无可奈何中消极地接受瘸腿的乡下姑娘。人注定就是被现实中无法抵制的生活气息所裹胁的，哥哥居然就这样缄默地开始了生活。乡下姑娘对他的开导其实在冷酷的表像背后，揭示的恰恰是中国人生活中最日常的经验。学会爱的前提是先学会恨，在一致的仇恨情绪中人与人才会找寻到共同生活的伦理基础。不信任感像瘟疫一样在后文革时代蔓延，敌意和冷漠成为生活的主色调。但哥哥的生存哲学似乎又成为诠释中国经验的最好的脚本，对于中国人来说，忍让和无尊严的宽容确实是对付无法抗拒的命运时的拿手戏。
弟弟似乎是《孔雀》中三姊妹中唯一健全的一个角色。姐姐沉浸在自我的世界，哥哥活在未开化的世界，只有弟弟活在正常的世界。可即使是这个唯一正常的弟弟最后也失去了对生活的耐心。父亲对弟弟寄寓了最大的希望，可弟弟却对班上的一个同情他的女生发生了感情。当他在巷子里气喘吁吁地追上那个骑自行车的女同学时，他几乎以为已经能够掌控自己的爱情。可人家仅仅是因为看到被当众羞辱的高卫强「可怜」，是同情而不是爱情。弟弟夹在书页里的裸体画像所浓缩的青春期渴望彻底崩溃了。与其生活在被歧视的环境，还不如选择逃离。弟弟开始隐匿在福利院，想一想曾经用伞柄戳向泥泞中翻滚的哥哥的弟弟，这似乎在讲述着自我救赎的宗教故事。可顾长卫显然不愿意将一个中国男孩的日常生活解释成赎罪的寓言，这既是一种浅薄的戏仿，也是一种庸俗的感伤。他安排弟弟消失在遥远的地平线，就像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里那些频繁出走的人们，在冒险的生活中自由飘荡，体味着危险的愉悦和背叛的苦闷，然后千创百孔地回家。弟弟在外面的生活几乎没有交代的必要，他就那样突然领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回家了。逃亡是没有结果的，人不可能永远地将自己放逐在野性的生活，弟弟的回家就隐喻着向有着坚硬质地的日常性的回归。与他的姐姐、哥哥一样，爱情注定是自欺欺人的，是没有结果的，甚至是单向度的，而缺乏激情的平庸生活却是能够收藏疲倦心灵的唯一通道。
三 从白鹅之死到孔雀开屏：回归真实的存在
《孔雀》里充满很多富有意味的影像和声音，这些作为背景的存在物构筑了人物活动的空间，也提供了理解顾长卫寓意的线索。首先是色彩的红、白、蓝的「三步曲」，红色的向日葵独自向着太阳盛开的时候，哥哥收获的却是羞辱；红色的西红柿象征着姐姐柔软的心灵遭遇着被忘却的耻辱；白色的衬衫是那个时代淑女的象征，而白鹅更是动物庄园里的驯顺而美丽的代表；蓝色的降落伞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试图飞翔，却终究被拉扯回到乏味的大地上。《卖花姑娘》的背景音乐更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耳熟能详的记忆。
弟弟精心收藏的画像，哥哥积累的一箱子香烟，姐姐触摸的手风琴，姐姐出嫁前送给哥哥的手表，弟弟在羞愧时戳向哥哥的雨伞，这一连串的意象在自由的流转，像一个隐喻的长廊展示着人性的真实与荒诞。我们似乎在打开一张已经褶皱而破损的风俗画，看到被时间的尘埃缓缓弥漫的如许往事，在记忆里浮现，曾经相似的生活体验在被唤醒的同时似乎又在痛苦地昏昏睡去。人都是生活在自我的疯狂里，凭靠着一些如烟般的历史的残余物依稀地穿透时间的走廊，独自抚摩着隐蔽的伤痕。姐姐拉手风琴的声音如此浓郁而浑厚，它经久地回荡着耳边就好像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一样，那种如泣如诉的琴声就如同一只将伤心的姐姐细致地包裹起来的蚕茧一样，感伤而浓密。指向哥哥的伞柄则显得单薄而犀利，温情相对于弟弟「虚伪的尊严」如此不名一文。集体性的羞辱成就了人性的残忍，也造就了背叛和冷血，在这里《孔雀》似乎又在讲述着一个特定时代的情感创伤。旅美学者徐贲曾专门就此指出：「在羞辱感再麻木的社会中，羞辱感也不会完全消失，这是因为羞辱是与人之为人联系在一起的。羞辱是一种必须由人才能施加于他人的伤害。动物可以对人作肉体伤害，但不可能作羞辱这种伤害。而且，只有人才能感觉到羞辱这种伤害。动物可以感觉到肉体伤害，但不会感觉羞辱。羞辱不断在从反面提醒我们，人不是动物，人与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在最极端处境下也有无法完全泯灭的人性。羞辱是一种针对人性的伤害，它因此与我们每一个人有关。」弟弟感觉自己受到了难以承受的羞辱，他没有将这种被羞辱的痛感转化成向上的进取的动力，反而转身转向更弱者施加伤害。这种伤害的结果是暴露了人性的粗糙，而磨灭了人性的温情。所以，他遭到了道德意义上的放逐，离开了家园。
在抽搐中死去的白鹅成了母亲招魂的白幡，白鹅代替哥哥吞下了毒酒，在全家人的注视中从鲜活中慢慢僵直。白鹅作为牺牲品，见证着死亡的残酷，同时又是苦心的母亲对亲情的呼唤，她试图通过这种隐喻而形象的方式来唤回被嫉妒烧昏了头脑的姐姐、弟弟。作为道具的白鹅与作为理想象征的白鹅构成了一种反讽式的叙事结构，死去了就死去了，就永远也无法唤回。可顾长卫实在不愿意如此独自承担着这样一个悲剧性结局，他在人性已被疯狂的政治撕扯得遍体鳞伤的时代，仍旧给《孔雀》安装了一个光明的尾巴（他安排姐姐、弟弟请哥哥吃包子来作为歉意），让人们可以借此给自己一个遁词，一点慰藉。这让我们想起了战后日本导演黑泽明的《罗生门》的结尾，在一个充斥谎言和欺骗的世界，作为窥看者的黑泽明在无动声色地描述了谎言的迷宫般结构之后，仍旧要在绝望的罗生门（死亡之门）下安排那个同样撒谎的樵夫，不无怜惜地抱起哭泣着的弃婴这个细节。或许，作为导演是无法轻易地从他处身的历史情境里抽身而退，获得一个所谓客观的观察者立场，他在表达绝望的同时一样地希望能够给自己留存拯救的可能。顾长卫是节制的而不是抒情的，他不是在向一个伟大的时代进军表现出肤浅的亢奋，也不是在通过《孔雀》凭吊一个已然死去的时代而伤心欲绝，他是充满着悲悯的情怀无限痛惜地返回到自我灵魂的最深处，然后不无感伤地观照着这个有缺憾却仍旧不失可爱的人世间。
《孔雀》中最后的时分，被期待已久的孔雀终于在一拨拨人失望地离去后，伸展开它美丽的尾翼，蓝白交织的羽毛徐徐展开，像美丽的屏风伫立在风中。面对哥哥夫妻、姐姐夫妻、弟弟夫妻及孩子的呼唤甚至引诱，孔雀沉默在自己低回的影子里，当他们不无遗憾地离去后，它却兀自绽放在人们留驻的视线充满的空间里，这既是一种惩罚，也是一种宽宥。毕竟，在它目击了所有的原初的真实之后，它并没有永恒地沉默，它终究不忍就这么永远地沉默着面对一次次在呼喊着希望的人类，它最终与其所生活的世界达成了没有被目睹的和解。这何尝不是对陷落在沉思中的观众的无声的慰藉。或许这是对亚细亚痛苦的消解。朱大可曾经叙述他对亚细亚痛苦的理解：「在亚细亚，痛苦的历史和人类一样古老，但它并没有被充分地言说。它仅仅内在地沉默着，隐蔽在意识形态的背后。人性之夜消解了它最后的依稀轮廓。缄默的痛苦，像海水一样弥漫；阔大与卑贱，在时间里永恒循环，缓钝地浸蚀着辗转阴沈的众生。」《孔雀》试图做的就是，在无限下沉的人性之夜，将生活在卑贱中而无法自拔的众生拯救，将他们放置到一个阔大的日常生活的空间里，去修复被侮辱被损害的温情与人性。因此，在故事的终点，高傲的孔雀还是开屏了，开屏似乎意味着对人类的谅解和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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