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怎么想，这个领导人，或者按旧式的叫法，领袖，都让我们挺幸福。这是一个生活在我们之中的人，一个我们可以和他说你好的老人家，于是他生活的世纪，有 整整一代人喜欢说“小平你好”这句流行语，而我更喜欢一个英文的翻译，某个有趣的美国人把这句问候翻为：Hello? Mr.Deng。
在这位老 人离开我们之后，在以他头像为封面的一期《时代周刊》里，开篇就是这样一个形容：cherubic face，看似天真的面容，好像在谈最受欢迎的演员或者一个可亲邻居。当这位老人出现在这本成功的畅销杂志封面上之后，以往伴随中国主题的两个主色调，铁 青和大红消失了，两个重要的表情也消失了。神情严肃，或者低头沉思，这个身材不高，长相也不威武的家伙在美国最赚钱的媒体集团主打杂志封面上微笑，是的， 虽然是中国式的，但是他在微笑。
这是一个经常出现影视及各种刊物的领导人，但他说的话已经不用大黑体了。这是一个爱抽烟，而且蛮讲究牌子的老人家，但是几十年的政治生涯里，挨过饿也做过 钳工。他不太像一百年中国政治里的各色英雄人物。这个会说法文的矮个子家伙常常有略显狡慧的幽默之举，像一个略有些滑头的四川小镇里的小老板，又未脱尽当 年在法兰西大球场看足球的小青年的味道，他对卡特说：“如果有政治上折腾的奥林匹克奖，我可以得金牌了”。老金的天龙八部他是爱读的，真真是当得起举重若 轻四个字了。他是台前的，但是他不是标准照上的某一位，他是幕后的，但他却把自己和一个崭新崭新的中国联系在一起 。这个看起来不很严肃的家伙在走到前台的时候对大家说：好了各位，我们现在开始改革。
中国学研究领域的毕加索。这是《Christianity Today》送给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称号。这个家伙曾经对改革有这样的说法：在一个曾经如此中央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经济改革的内涵是非常复杂的，它必然伸向不同方 向包括政治。它一定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一定会影响家庭、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新一代对世界的态度，这些东西都是会变化的。在邓小平在时代周刊上微笑的时 候，全世界都期待着一个严严实实的中国盒子的打开，同时，盒子里十数亿好奇的目光也在期待着。终于盒子打开了，外面的人大吃一惊于里面的人并没有长辫子， 也没有穿着绿军装试图占领全世界，而里面的人却更被巨量信息震昏了，尽管在二十世纪初我们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但是五十年的关闭之后，漏进来的不是一束微 光，而是探照灯一般的冲击。它不只是知识分子的事情了，因为这样的冲击包括启蒙，思想等等，也包括邓丽君，迪斯科，喇叭裤和避孕套，当然还有肯德基和大超 市，它们像严复用桐城古文翻译的《国富论》一样让人感觉新鲜为之上瘾，也一样让很多人觉得头晕目眩，大感礼崩乐坏，当然，也一样伟大。社会在改变，已经没 有人质疑这一点，而这种变化是一百多年以前马伯庸严复，甚至三百多年以前利玛窦徐光启们就开始了的一个漫长但是断断续续过程的继续。无数令我们目瞪口呆的 东西或强迫或自然的让我们习以为常，破产，失业，暴富，请律师打讨债官司而不是找大队和村里老人，离婚，计划生育，它们大多不是邓先生创造的，但是它们从 这一点开始在重新生长，就像所有其他的社会里面一样。在一个很底层很基础的社会层面上，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在慢慢改变，虽然相比于我们长得吓死人的历史， 很多人觉得这些变化目不暇接，但是终于有这么一天，我们可以选择了，而不是等待浩荡天恩。犹如法国人戒不掉巴黎一样，我们已经离不开这个奇奇怪怪的变化时 代，而且就像巴黎一样她自有她吸引人的魅力，她是艺术家的天堂，她也创造了贫民窟，她需要判断，但是她更需要花时间去观察，去思考，今天在每一个思考的人 面前，都已经摆上了这样一块牌子：慢慢走啊，莫急着赶向终点，沿途的风景是那么美。
这一切，都开始于这个老人的一个微笑，对着十几亿中国人，也对着全世界探着头看我们的人说的：Hello！这是一个真正理解自己所参与创造的时代的人物， 史景迁说如果是他自己，很难去理解遍布中国每一个小县城里的网吧，但是他觉得邓小平可以理解，当年那个笑着和金庸谈郭靖黄蓉如何如何的老人，或许今天也可 以和陈天桥，甚至和sky一起谈谈网络游戏和魔兽争霸。 这个长相，身材，经历都和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有几分神似的老人是一个传奇，其实他在更多的时候不像一个伟人，他是平凡生活中真切一个的人。当年近花甲，被下 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当工人，他问车间主任的第一句话：“这里有没有红卫兵?”。当五十年历史，五十年政治变乱在这个怎么看都不像英雄的老人身上交 汇的时候，我宁愿相信判断不是出于所谓的大智慧，这样的大智慧在一百年政治历史中自以为有的人太多了，但当一个生活着的人用一种亲身感触来做一个判断的时 候，未必一定万世称颂，但至少我们心里不会那么没底。满盘危局，这位没几个劫材可以用的棋手，却生生的为几十年变乱收了一个踏实的好官，这样这场百年的番 棋大战，终于可以在我们这个世纪看到了胜负手的机会。这并不是又一个乾刚独断的政治强人，尽管一百年历史已经让我们习惯了这样的人物，他的政策，他的影响 和理念，在老人仅仅关注桥牌和孙子之后依然延续，而且成为我们这个社会里无所不在的东西，从牛仔裤，一直到农业税。在他离开之后，一个北京的作家谈到： “对于这件事，我们的悲痛是从容的，因为我们知道即使他离开了，一切依然都会好的而不担心有大的变化”，高寿而去是喜丧，老邓有了一个喜剧的结局，而他的 政策和理念则有了一个家庭情景剧一般的继续。政策本身具有了生命力，因为它本身就成长于最基本的社会生活和家长里短的现实需求里，并在三十年社会演变中获 得生存和成长的合法权力，被人继承的资格，一个务实的政治时代，一个领袖，一个带头的而不是一个至圣先师天生圣人带来的时代未必有锃光瓦亮的外表和心怀世 界的口号，但是会有一些更实在的东西。史景迁说这位老人是在适当的时候，有适当的经历，做出了适当的事情，在很多人眼里似乎评价不高，但是我觉得够了，太 够了。
《时代周刊》在他逝世时的封面文章是这样说的：“在他93岁的时候，这位中国桥牌协会的荣誉主席去世了”，这样的结局，我想这最适合这位劳累过的老人。在 三十年以前，他对我们说：hello! ，然后在97年， 我们对这个喜欢打桥牌，看武侠小说的老头说：bye bye 哦 还有 Thank you, Comrade D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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