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他加入了中国共青团，和我们中的不少人在同龄时所经历的那样，平淡无奇。15岁，正在读中学的他担任了一个团支部的书记，这个职务，仍然没有什么 特殊的地方。18岁，我们到了该上大学的年龄，他呢？少共中央秘书长，套用现在的级别来说的话，大概是一名副部级干部。成人的这一刻，他所担任的这个职 务，似乎对他此后的整个政治生涯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将他定格在这个长不大的“红小鬼”的形象。文革中失去自由之时，面对来探望的老朋友陈丕显之子， 他没有谈政治，也没有抱怨自己的处境，首先谈起的却是在中央苏区当“红小鬼”的时候，“阿丕”和“八妹子”的爱情故事，一颗童心在此刻显露无疑。这位“红 小鬼”，就是本文所要点评的主人公——胡耀邦。
他告别政治舞台，距今正好二十年。因此，他对于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基本上是陌生的。政坛是 个热闹的地方，在中国尤其如此，你方唱罢我登场，不知变幻过多少风云人物，我们还有必要去追溯历史吗？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回忆起十八年前他的逝世，引发了 何等规模的全民痛悼，对中国又造成了何等规模的冲击，那么去了解并且理解他，就不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我们搜索1978年的《人民日报》关 于他的报道，就会发现，在其中，出席追悼会的报道占了三分之二，甚至更多。1978年，那是一个中国人喜气洋洋的年代，整个华夏大地到处在欢唱“ 十月里，响春雷，亿万人民举金杯； 舒心的酒啊浓又美，千杯万杯也不醉”或是“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在这个时候，频繁地参加追悼会，甚至可以说将之作为自己的 主要工作，对大部分人来说都会觉得是件破坏自己心情的苦差吧。但对他来说，这些却都是自己找来的，并且是努力争取来的。
事情要回到 1977年，虽然“胜利的十月永难忘”，但这时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如此兴高采烈、心花怒放，一大批老干部、知识分子都还在为着自己头上的各种“帽子”发 愁。此时，“上访村”虽然还没有出现，但聚集在中央组织部门口讨要“说法”的上访者们早已不在少数。于是，就有了一位老人破烂的手提包从万寿路中组部招待 所被扔出的一幕，而这位来讨要说法却只得到一句“哪儿来的回哪儿去”的上访者，其实也不是寻常人物，他是八届中共中央委员、华东局书记、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舒同。不要说舒同，就是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这样的人物，在当时的中组部长郭玉峰那里，也别想看到什么好脸色。这种情况，虽然 让很多人都看不过去，但却只有他来管起了闲事。作为中央党校的副校长，他整理了那些上访者贴出的大字报，一封又一封地整理出内参上报。他不是佛家，所以他 不会用“地狱”来形容前面的危险，他只是用了一个文革中常见的词来形容这样做的前景：“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这样的“炮打”持续了九个月，结果是——他 成了中央组织部长。在这个位置上，他待了一年，一年里，他不断地接待上访、来信，不断地向当时的中央领导汇报，不断地宣布“平反”和“摘帽” ——既为活着的人们，也为死者。
中国传统文化中“青天”的形象代言人包拯曾经说过，对待冤案是“救生不救死”。这是符合我们“向前看”的 观念的，不管怎么样，把事情糊弄过去也挺好，何必因为死人的事情，让活人为难呢？但他不一样，作为“红小鬼”，他还带着年轻人才有的清澈眼神来看这个世 界，一定要搞清楚这个世界的是非，一定要把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300万冤假错案，居然翻过来了；30万顶右派帽子，居然摘掉了。没有一点年轻人的 “霸蛮”，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做成的。想想，这几百万家庭因为他而获得了全新的生活，终于也能在举国欢腾的时候舒展开眉头，和周围的人们共同唱起那些欢快 的歌曲，这是何等的功业？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他逝世之后，会引发那样的哀恸。他不仅仅是为那些具体的人们解决了平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让 我们这个有些暮气沉重的民族多了些朝气，更加大胆地去想一些问题，人们开始希望搞清楚一些常识，而不是总是浑浑噩噩地凑合事情。
“拨乱反 正”，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上，往往表现为政治复仇，正和反都不过是政治斗争中获胜一方权力话语的重述。对此，他又一次努力地发出了挑战。在他的推动之下，兴 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意义在于，不仅要在事实上，而且要在理论上重新塑造这个世界应有的秩序，塑造政治应有的伦理。不过，他或许 想不到，这场理论讨论最终还是变成了政治权力的角逐。但这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政治本就不依赖于真理，而是依赖于“意见”在运行；重要的是，这场讨论解放了 中国人的思想，推动出一场壮观的改革运动。
他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时候，已经71岁了，放在现在，已经符合领导干部退下来的年龄要 求。但他似乎并未苍老。他兴致勃勃地给自己制定计划，要走遍全国三千多个县；他兴致勃勃地向邻国伸出友谊之手，邀请三千青年人来访问；他兴致勃勃地在中国 最高领导人中首先穿起西装，并且希望中国人的服装能够有更多的色彩……所有这一切，无不像一个年轻人，甚至大孩子的表现。于是，他犯了错误，犯了年轻人的 错误，辞去了总书记的职务。因为政治在许多时候，确实和年轻人的思维是不相容的，重要的不是弄清楚是非，而是后果，这是一种老年人的审慎思维。有时候，就 像甘阳说的那样，“将错就错”。政治家需要的更多是狡黠，而不是善良。而他的离去，和他此前的工作一样，也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 种影响，或许现在没有办法直接地言说，我们只能给试图将其和此后我们这个社会中的犬儒主义、玩世不恭、以及道德和价值的日益分裂结合起来。或许正是从那个 时候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算计更多、判断更少的社会，一个利益更多、是非更少的社会，一个狡黠更多，善良更少的社会。或者说，我们在政治上更为成熟了，更 加习惯于以成年人的思维方式来处理政治问题了。
最后，顺便说一句，他也来过我们湖大。在岳麓书院题词时，他写了一句大实话：“尊重知识”。尊重知识的人，也就是老老实实地尊重这个世界的客观规律的人，他们会得到这个世界的尊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