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是个令人开心的人，毫无疑问。作为1996年 美国《娱乐周刊》评选的当代世界二十位大导演之一，他老的一塌糊涂才去考大学，尽管胡子拉碴的大学生是当时大学里最普遍的风景，但是却被大惊小怪的法国权 威《电影手册》当做大事记载。他只学过摄影，第一次被世界认识竟然是作为一个演员，而其夸张，土得简直怪诞的风格则从黄土地的一屏幕土色和老井的山西腔一 直渗到了之后所有的作品，尽管装过金碧辉煌也装过高雅洋派，但他的影像始终如一块钱两张的粗造年画一样色彩扎眼。这个非科班出身的刀疤脸陕西娃子为我们创 造了十分稀罕的影像传奇,以电影艺术的名义，而即使抛开电影艺术不谈，毫无疑问，他一个是我们时代文化大红大紫的男主角。
和其他所有这个年代的艺术大师一样，张艺谋更像一个奇迹，或者一次天上掉馅饼一般的狗屎运，他们或许才华横溢，却绝对不是深积厚养而成，或者充满了五四大 师式的阔大气韵，甚至五四大师式的社会责任感。当张艺谋把一片单调的黄土高坡用杂耍一般的摄影技巧表现花样的时候，他和陈凯歌，另一位我们时代的影像象征 就以这种或许充满思想，但是更像卖弄的影像风格横空出世，或者说一夜暴富。我们没办法以天才如史蒂芬或波兰斯基来衡量这个从国棉八厂出来的家伙，就像小他 几年的塔伦蒂诺，这个摄影出身的家伙并不是影像的思想家，只是一个拍电影的人，或许引入了一种色彩，也或许只是把过去六十年在这块大陆上过浓的色彩用到了 另一个地方，变得可以在电影院或者盗版碟上观赏。红色，或者别的色块，之前只有在东方红演员们亢奋的脸上看到，而我们的衣服是中山蓝或者军服绿的，两者都 是和革命一样的颜色。色彩是罕见的，在这个世纪，我们看过炸弹，看过大批判，看过死人好比杀鸡，今天风雅明天剔掉一半头发，但是大江东去，在好像活剧一般 的二十世纪，其实我们缺乏舞台上的戏剧，缺乏真正的旁观姿态。而当张艺谋，陈凯歌门或者高行健或北岛们为我们提供在戏剧般的生活之外提供真正的戏剧的时 候，我们因为第一次不当演员而在舞台之外观看这些大红大紫而目瞪口呆。这是一代真正的明星，不仅仅是镜子后头的涂满了腮红的大头照，他们有绯闻，又神神秘 秘令我们愤怒或眼馋的收入，不再是国家干部式的光荣，他们赚钱而不是享受待遇，购买奢侈品而不是享受特供商品，挥霍而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国家配给。他们富 有，而且他们可以对我们发言，不是以某种政治或者思想正确，而仅仅是因为光焰照人，这是一种堕落，但是对于一些脸部肌肉麻痹以至忘了怎么笑的人来说，何尝 不是一种进步？所以我喜欢这个长一张强盗脸的陕西娃子仿佛爆发户一般的风格。在二十多年以前，他们像英雄一样闯入我们的生活，有的成了走私犯，有的成了大 师。这不稀奇，但是张艺谋的故事是不一样的，这个家伙和陈凯歌合称第五代两大骄子，以两种截然不同的姿态诠释了一个强盗或者英雄的时代，我们都记得，《红 高粱》大张旗鼓剥皮的时候，万人空巷，万人齐骂，真是像狂欢节一样的时代，我们目瞪口呆，就像《黄土地》大张旗鼓搞迷信，我们假装沉思，以此为寻根。他们 所击中的，不仅是一个时代的神经，而是半个世纪的神经，半个世纪崩的很紧的神经。他们是一个说法，就像秋菊所要的。是的，当一种有些人所谓的恶俗获得了生 存的权利，我们就到了可以有权利获得说法的时候了。大红灯笼可以比红旗或红袖章挂得更高的时候，我们可以为自己的生活讨个说法，我们可以世俗了，世俗的得 意满满，理直气壮，开开心心的穿牛仔裤留大波头，既然大棉袄大野地的故事都可以街头巷尾，那么邓丽君有什么不可以。因为这本来就是生活的真相，虽然有几个 伟人在过去的几十年一定要让我们的生活高尚的好象口号一般，但今天，我们欢迎俗人如老谋子般大红大紫。
大红大紫，大鸣大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的，一个敢想敢做的时代，因为无聊或者一本正经对我们来说已经太过厌倦。国家民族，革命或者阶级斗争， 这些本来可以策动嬉皮士运动，可以拿来写《在路上》，可以让鲍勃迪伦唱着答案在风中飘的东西，让我们搞成了几届几中全会，搞成了中苏友好然后互掐，我们很 不开心，是的，本来可以一边挥舞着红宝书一边谈论性爱和电影，却变成了谈革命谈到要人脑袋，可怜的全民恐怖。革命变成了生活的全部，然后隐没在权力和恐怖 之中，所以当张艺谋和崔建们到来，我们愤怒并狂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多么伟大的一句话，它用几年的时候就告诉我们，生活不在于严肃，即使是一直 板着脸孔或者红着脸喊口号的我们，也可以戏谑，或者开心到幸福。
所以不要不理解十面埋伏章子怡可笑的台词和蟑螂一样的生存意志，不要不理解黄金甲乱晃的女性某部位，这就是我们历史的真相。欢呼吧，大街上有录像厅了，欢 呼吧，然后周润发和刘德华带着廉价盗版碟来了，欢呼吧，然后张艺谋玩够了艺术，开始露出恶俗本性，这其实本来就是这个时代的真相，伟大的革命，不，改革时 代，我们有理由干一大杯，不用茅台，当然也不用血腥玛丽，兑可乐的二锅头最合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