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年站庆特刊

湘楚文化与湖南文学[陆八]

 

人类的行为会在学习和实践的过程而强化。因为这种生理机制的作用,纵然在同一个问题上有许多种不同的解决方案,我们只会实践习惯的那一种,不会浪费时间去选择。除非现有的方案并不适合我们的天性,或者不适合变化的生存需要,才会使人谋求改变。

我 们把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积累下来的可以认知和传承的有利经验称作文化。每个人对文化的需求表现在两个方面:要适应自己的天性,又要适应社会生存的需要。人类 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而人类的天性几千年来并没有本质的改变。所以文化以人性为内核不断发展变化,以适应各个特定时代的需要。

楚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支,湘楚文化是楚文化的一支。生长在湖南这片土地上的人具有独特的天性,并且社会生存的需要也体现出地域的特色。因此一代代湖南人在继承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便发展出“湘楚文化”这一脉。

上 古时期长江流域“蛮族”的社会形态并不如中原发达。从三代开始,中原文化不断地南迁,使楚蛮文化迅速发展,同时却又保留了较原始的社会形态下的许多特制。 例如质朴、刚直、剽悍。这些珍贵的“道德”精神有许多在“仁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迷失了。尤其在“礼崩乐废”的春秋时期,靠“仁义”和“礼乐”组织的社会 呈现出无数弊病。因此出现的百家争鸣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治平天下。最为显赫的儒道墨三家都从上古社会中寻找遗失的精神力量。儒家尊崇三代,正礼乐、 大一统,以王道治天下。墨家尊崇三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楚人老子、庄子一方面精通中原的文化,一方面又熟悉保留了原始社会形态的楚文化。以他们为代表的 道家看到了各种时代弊病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而感叹“大道废而有仁义”,怀念“结绳而治”的原始社会中主流的“道德”精神。

道家思想 是“道德”和“仁义”表现出矛盾后形成发展的,老子或庄子都是在接受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对之进行反思,使得文化的融合是道家的主题之一。庄子的天下篇便是一 例典型。从此之后道家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轴心,而“道德”退居次要的位置。相比之下,楚文化更多地保留了“道德”的精神结构,并不断发展。质朴、刚直、自 信、倔强、执着、任侠、敢作为等等,这些重要的性格元素无不是自然界中生存的人类最初的本性,即抱朴归真的“道德”。

然而我们能够认识 到,在不断变化的人类社会中生存,和在自然界中生存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情形,相同的只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春秋时代开始,下至百姓、上至王侯无不争 权夺利,天灾人祸不断。且不论“道德”,连“仁义”都缺乏有效的传承和发展。以儒家为例,代表人物孔子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再困于陈蔡,虽然不怨天不尤 人,不忧不惧,却依然悲夫没世而名不称焉。到战国时期更是儒家退化为礼官,道家流于法术,墨家则变成佣兵组织……由此可见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首先遵循的是社 会竞争中的生存法则。每一种文化即便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也必须能够适应同时代下其它文化的竞争才能够得以传承和发展。所以叔孙通抛弃书生的气节,改易制度 让厌恶礼仪的刘邦也感叹“今日方知帝王之贵”,才使得以礼乐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得以在汉朝复兴。

相比之下,以“道德”精神为核心的楚文化却 一直陷入沉寂。汉朝所崇尚的黄老无为,很快因为权贵的权力斗争而转向杨朱和申韩,成为以道德为名、法术为实趋附权贵的变体。就像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所谓“儒 家”,其实是把民间盛行的谶纬迷信附和五行学说和儒家经典的宗教性质组织。自汉朝以后,楚地,特别是湘楚,因为潮湿和炎热成了流放罪人的目的地之一。历朝 历代多有封建割据数不胜数,但又不是政治和文化的中心。这使得湘楚之地在延续地域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外来文化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较为封闭的环境中仍然总是能 接触到最先进的文化,然而引入者又是缺乏文化生命力的“客人”。

以屈原为例,他并不是为游山观水玩弄风骚而来到湘楚之地,而是心悠家国天 下,这使得他即便身在秭归故乡,即便因为本身的人格魅力而受到当地人的爱戴,但精神上却只是客人,而不是外来文化的导师(箕子)或殖民者。史传“屈原放 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在客人的心 态下,试图表述自己的思想总是要先让自己融入主人的文化之中,这是显然的。屈原自觉地把自己的思想和文化解构,再用湘楚文化重构,这些都体现在楚辞之中。

巫 风楚俗的湘人拥有原始的人格崇拜习惯,并不像社会生存环境中以富贵成败论人,而看重“道德”的精神。屈原、贾谊等等都有伟大的人格,很容易成为民间景仰崇 拜的对象。他们带来的文化也传播开来。只要看看直到今天湖南人对屈原的尊崇就能明白。在以上讨论的过程中,先进的中原文化往往一来到湘楚之地就在“道德” 精神的价值判断下被结构重建,形成了具有湘楚渊源的特殊地域文化。最初的屈原、贾谊,甚至周公,以客人的心态来到楚地,很自然会有怀念家国的情怀;以他们 的学问、事业而论,虽然身处困境却关心天下也是不得已的。这种心态经过湘楚文化的重建之后,变成了有价值取向的爱国爱乡情怀,和心悠天下的气魄。

情 怀、气魄,都有显著的“道德”特征,联想到后世宋明理学大盛,而湖湘学派以心学为主,便可知都是一脉相承。从两汉佛教进入中国,到五胡乱华的南北朝,再到 战乱严重的唐末,各民族割据敌对的五代十国……各种文化的冲突是这些时代一直未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排佛老、排异族的极端思想都因为不可能得到社会的支持 而失败。而一味不讲融和地宽容又导致了晚唐乱世的结局,最让人叹息。隋唐开始兴起较为先进的科举制度但晚唐到五代十国的乱世掩盖了这种制度刺激文化发展的 优越之处,直到相对安定的宋朝才显现出来。腐朽的贵族阶级正是时代动乱的根源,他们才没有能力创造能改变世界的文化。治平天下的重任一贯只有出生于人民群 众、亲眼看见亲身经历了时代苦难的伟人才能负担的起。科举制度,以及书院的兴起,使平民百姓接触高级文化的机会和愿望都增加,并且能够通过科举途径获得政 治权力,而为从小的志向有所作为。科举制度在文化上的第一个显赫成就是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以道家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为核心,结构并重建包 括正统儒家在内的各种主流学问,试图创建一个取精华去糟粕百川归海的思想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根本价值取向是儒家的——经世致用。理学以道家的人生观为核心 的一支便是“心学”。心学的唯心论世界观显然比起道家来南辕北辙,和释家更亲近;但心学的人生观却与道家最初尊崇的“道德”精神有莫大契合。理学作为一种 学问获得了巨大成功,成为了几百年里的统治文化。然而基于中国哲学的内省精神,用理学建立的价值观培养出来的人们能够轻易站出来批判理学,怪罪它并未达到 经世致用的目的,还要为后世的诸多时弊承担责任。

这个问题有必要拿出来讨论一下:比如一条河本来没有桥,村人为了行路方便架了一座桥。几 代人之后,河变宽了,桥也腐朽了,后人仍不知修缮;直到一日涨大水冲毁了桥,这些后人便跳出来抱怨前人架桥时如何愚蠢、考虑不周。这样的后人值得同情吗? 同样的道理。理学刚兴起时有相当积极的意义。五代十国的动乱积累了大量民族和地域的隔阂,几千年的文化也因战乱而凋残,宋朝在这个情形下建立,理学在宋朝 兴起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文化成就。“为往圣继绝学”是肯定的, “为数代开太平”也说得过去。后世再度陷入衰落,文人们不知道责怪自身的无能,不知道像前人一样怀着“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决心重建文化,却皓 首白头于故纸之中,试图证明自己仍然是伟大的人物,一切无可奈何的痛苦要由几百年前就死掉的人来承担责任。这样的后人值得同情吗?

话说回 来。湖湘文化在宋朝兴起有巨大的机遇。首先科举与书院使得一直处在中国文化边缘的湖南人有了表现自己的机会。因为地域的特点,湖南的文化较少受到虚华无用 的文化贵族或者腐朽堕落的贵族文化的污染。宋朝的建立预示着文化的重振,而且经历了从中唐开始几百年的乱世,这种文化一定是以儒家经世致用为主题,正符合 湘楚文化自屈原、贾谊起就成熟的“心悠天下”的人格崇拜。宋朝的新文化要能消除几百年民族和地域之间的隔阂、修补创伤、缓解各种文化的冲突,能取鉴的对象 首先是汉朝的休养生息、清静无为。唐朝不可取。自李世民始,种姓贵族、外戚、太监、对外战争、世袭等等恶劣的因果全都种下。而汉朝的治国方略以道家为名。 儒道在理学的合流呼之欲出。然而既以经世致用为人生志向,又崇尚无为自然的“道德”精神,这样的角色最适合默默地传承了千年湘楚文化的湖南人了!

自 宋朝开始,湖湘学派对宋明理学起的影响不言自明。湖南人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影响也不必赘言。随着时代的发展湖南不再自我封闭,但湖湘文化早已经逐渐成为了 一种成熟的强势文化,为人津津乐道。但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这个时代是真正文化多元的时代,自由主义提倡人们选择适合自己的文化。而外来和新生文化也在 不断冲击着传统文化的地位。而且受政治、商业和文化隔阂的影响,总有人不断地歪曲和丑化传统文化。就连中国文化的整体也处于危机之中,不能得到有效的传 承,更不用说发展。而湘楚文化自然也处在更加尴尬的地位。

首先,经世致用的主题被这个时代忽视。湘楚文化之中,心悠天下的志向是和人格崇 拜结合在一起的;然而现在社会中人格崇拜已经被物质和虚名的崇拜所取代,呈现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景象。对比今天的社会风气与《世说新语》,一切都显得似曾 相识,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按以往的历史观,正是魏晋文人虚浮的风气导致了一个朝代的堕落。当然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从历史书中提取的陈旧价值观或许早已不 适用于拥有精密的现代科学的社会。在无法理解时代是怎么改变曾经的所谓真理之前,我们首先能够判断:“心悠天下、经世济民”的志向已经不能获得荣耀。以此 为出发点的湖湘文化,必然受到时代的冷遇。

其次,社会变革如此剧烈,人在社会中生存比起过去几千年来不是更容易,而是更加困难了。列子曾 感叹做人不如无父无君无身的百岁骷髅逍遥。然而现代人类在拥有电视、电话、电脑、互联网、汽车、医疗保健、保险制度、选举权力等等一切新文明的成就之后, 比起前人来却有更多社会性的约束。这使得人更偏重于社会生活塑造的人,而偏离性本自然的“道德”精神。南荣嬴粮,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 所来乎?”南容曰:“唯。”老子曰:“子何与人偕来之众也?”南容惧然顾其后。正所谓“憧憧往来,朋从而思”。而现代文化塑造下的人,无论化妆、饰品、衣 服、语气、神态、动作、礼仪等无不有远多于古人的社会意义,而且还有“iconography”、“individual identity”等等无数专门为此衍生出来的文化认知。显然它们的存在是契合了时代的需要,但也能说明,以“道德”精神为核心,重视自然和本性的湘楚文 化已经落后于现代社会价值观发展的步伐。

在现实中,“湖南人”的称号已经不再充满荣耀。因为它意味着这个人有过多的自我意识,有无用的个 人尊严,有太多主观意愿,或许还有好高骛远的志向等等。显然这是较难指使的人。此外鉴于“湖南人”对本性直率且不重视社会关系的约束,他们的脾气会更加难 以琢磨,而且生气时的火爆也是名声在外。如此种种,说明“湖南人”并不适应现在的社会,而且现在的社会也并不欢迎所谓“湖南人”。

尽管如此,作为一名自豪感强的湖南人,我从不担心湘楚文化的未来。“天将丧斯文,后人将不得斯文而与之。”“文王即没,文不在兹?”屈原、周敦颐、王阳明直到黄兴、蔡锷,再到毛泽东刘少奇,这些人物都已作古,然而“文不在兹”?

而 且具有典型湘楚文化特征的湖南人也有许多不甘寂寞,能够在现在的社会里靠自己的特色创造了耀眼的成绩的。他们的努力其实发展了这个时代中的湖湘文化。例如 名声显赫的电视湘军、出版业湘军、文化湘军。又比如红遍全国的超级女声,虽然它作为选秀节目,是典型的现代社会的产物,但我还是惊讶地从它身上发现了湖湘 文化的特质。超女最让沉迷的观众痴狂的不仅仅是美妙的声音,而是出身于普通人的女孩子一夜之间走上无数人关注的舞台,还能执着、认真、勇敢地用歌声和舞蹈 表达自己;面对评委试图不卑不亢,面对规则中的PK不忧不惧,面对晋级与淘汰也努力做到宠辱不惊,在想到亲朋好友和观众的期待时会真诚地欢笑或哭泣。观众 因为这些而喜爱选手,本质上是对美德的一种人格崇拜。这与湖南人对质朴、勇敢、执着、勤劳、刚直等等美德的人格崇拜是殊途同归的。

任何挑 战都是人生的乐趣。湘楚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并不需要个人来忧心忡忡,只要总有人愿意尽自己的努力就够了。作为一个湖南人,我们可能从小就在湘楚文化的浸染下 成长,文化与时代的龃龉通过我们个性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强烈的表现出来。从小确立的价值体系,在为了生存而走进社会的第一天开始便面临无数挑战,能否经受住 考验?或者本应当做出改变?建立在曾经价值观基础上的自信、不羁、执着、坚强、霸蛮、特立独行等等一切人格结构,是否会因价值观的变化而动摇、破碎?或者 坚持要用自己的人格创造出独特的成就?或者卷而怀之,宁愿一生寂寂无名,也不愿随波逐流?抑或者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不飞不鸣,以待其时?

“‘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至于此?”

“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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