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转型时期的文化整合中应运而生
——论中国现代文学[1]之起始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9期）

陈伟华

（湖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2 ）

早在1986年，学界就指出“以‘近’、‘现’、‘当代’分期来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分期不科学。”[2]因此，笔者在此不打算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内部的分段问题，而径直将其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重点探讨其起始时间。

1985 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联合召开的“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的与会者形成了6点共识[3]，笔者认为其中 几点值得特别注意：（1）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社会与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并使文学自身取得现代化特点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是世界现代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 分。它完全改变了以往的自我封闭状态，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开放性，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它是具有特殊性的一个段落。（2）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中国 现代文学应建立起近百年文学史研究格局的构想，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整体观。要从大角度对现代文学历史进行全局性的综合考察。因为现代文学发展的整个过程 是多层次、多结构的，所以现代文学史的宏观研究要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中，去考察各种文学现象。（3）具体地说，中国现代文学不止30年，如果到本世纪末作为 现代文学的整体，那就构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4）世界文学发展是一个代代相承的历史过程。文学艺术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息息相通，每一个重大的 文学现象在一定的历史时代里产生以后，并不和时代一起消亡，它要继续存在下去，为后代提供文学艺术遗产和生活经验。中国文学亦复如是。因此，现代文学与当 代文学是垂直、上升、发展的关系。它们虽然分属两个历史阶段，外来的推动力不尽相同，但基于本民族的传统，依然是一脉相承。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发展 轨迹就是反映与描写人的精神世界由简单到复杂。（5）推进现代文学研究，必须从解释性的、思辨式的模式解放出来，提倡科学的方法论，这是科学发展的新趋势 所决定的。

从上述共识可以看出，学界已经认识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异于传统文学的重要特质：“现代性”与“世界文学合流”。也认识到“中国现 代文学”不止“三十年”。但对其起始缺乏共识。1988年，《上海文论》杂志登出陈思和、王晓明的文章，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命题，引起现代文学研究领域 广泛地讨论。刘心武提出“另写文学史”，刘再复提出“改写文学史”，严家炎则提出“修改文学史”， “重写文学史”专栏，自《上海文论》1988年第4 期起，到1989年第6期终，共编了九期。学界学者纷纷撰文，对此也无定论。

一

目前，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始时间点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观点：1、1894年。以周作人等人为代表认为：“自甲午战后，不但中 国的政治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即在文学方面，也正在时时动摇，处处变化，正好象是上一个时代的结尾，下一个时代的开端。”[4]2、1898年。以陈子展 等人为代表认为：“中国自戊戌政变开政治上新旧之纷争，浸假而预备立宪，浸假而辛亥革命，浸假而有国民革命军兴，酝酿而成今日政治上社会上全盘混乱之变 局。同时影响及于文学，而开文坛上新旧之分野。”[5]3、1919年。以王瑶等人为代表认为新文学的提倡虽然在“五四”前一两年，但实际上是通过了“五 四”，它的社会影响才扩大和深入，才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力的一翼的。[6]4、“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1917年）。以唐弢等人为代表认为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伟大开端[7]，五四文学革命正是以它从运论主张到创作、从文学内容到形式的全面大革新，揭开了人民大 众反帝反封建文学的光辉的第一贞，从而使中国文学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8]5、1918年。张毕来将鲁迅作品的出现作为中国新文学开端的标志 [9]。6、1840年。罗关德认为1840年既是封闭的、完善的、僵化的古典文学的终结，又是开放的、杂乱的、新生的现代文学的开始[10]。7、自龚 自珍开始。沈永宝认为政论文学为新文学之起源[11]。8、当代学者章培恒认为新文学始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而现代文学则始于20世纪初。[12]

可以看出，上述观点从1~8有远离政治变革而靠近文学本原之趋向，文学的复杂性益发为研究者所注意。有趣的是，它们又恰恰依时间顺次出现。这无疑反应了文学研究由重外部因素到重内部因素的转向。

平 心而论，从某个角度看来，上述论点皆有其合理之处，但就中国文学的发展实际看来，却并不能尽如人意。研究者认同“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需要拥有一个与传统 文学不同的名称，基于一个共识：即“中国现代文学”有其特质。由此可以引发三个问题：其一、其特质到底是什么？其二、其特质到底何时萌芽？其三、“中国现 代文学”之“能指”与其是否等价。如果其特质之产生以新理论和新创作的出现标志，那么1898年、1917年、1918年皆可当此责任。因为在1898年 间有梁启超等人的提出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及“小说界革命”。1917年有陈独秀、胡适等人倡导的文学革命。另外，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也可以视为一 个标志。如果考虑到“文学外部因素”对新文学运动的巨大影响作用，那么“五四”以及“甲午战争”也理所当然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结点。既然这么多点都指向同 一个事物，那么，问题就又出现了，它们到底是孤立，还是互相联系承接？它们到底是同属一棵树上的几个枝丫，还是各有门户？如果同属一棵树，那么，在其之 前，还有没有标志性的点？换句话说就是，它们有没有共同的导线？

1898年无疑是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变的一个标志性时间，但问题在 于，这一年，或者说梁启超“三界革命”的提出，到底是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变的一个契机，还是此转变过程中的一个表征。事物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 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如果我们再延展一下视野，我们不难发现，即便是1898年，也只能算是中间的一个点。换句话说，梁启超提出的“三界”革命，也只是中国 人对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变的方式和途径的一种构想。而非促使其发生转变的契机。换句话说，三界革命是方法和途径，而非动因。正如某些研究者所指出那 样，“五四”文学革命不是突然发生的，“从远处说，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持续不断的救亡图存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从近处说，有本世纪开头十几年间社会变 动的酝酿和准备。”[13]那么，转变的真正开始时间应该是哪一年呢？笔者认为：这个时间应该是1840年。自此以来至今的中国文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 体，任何割裂叙述的行为都会造成这一段文学史的残缺，它或许会给描述带来一定的便利，但无法从根本上把握这一段文学史的流脉和走向，无法真正回到文学发展 现场，触摸文学生长史。也即说中国现代文学的起始时间应该是1840年，而非1898、1917或者其它的时间。罗关德在《现代文学史分期宏观鸟瞰》 （《宁德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也持此观点，他主要从“现代意识”和“传统意识”转变入手，论证了1840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始时间。没有看到 引起中国传统文学变异的本原，他认为1840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也忽视了文学发展的连续性规律。

二

从事物发展的角度看来，任何事物都有一个草创——发展——成熟——衰落的过程。有人曾提出知识增长是一种“蚕—茧”模式。[14]所谓 “蚕—茧”模式，大意是说一种理论随着其发展成熟，它会像蚕吐丝作茧一样慢慢地把自己封闭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随着它的进一步发展，又会重复前一个过 程，再产子吐丝又形成一个一个新的茧（理论），以次类推，人类的知识就这样丰富起来。文学的发展也同样如此。就其中的具体形态而言，也有发生、发展、壮 大、衰亡的过程。有多少这样的形态，就有多少这样的过程。其过程有如同蚕的生命过程。蚕从蚕卵孵化而出，通过进食桑叶不断成长，待到其成熟阶段，便吐丝结 茧，形成一个相对封闭自足的体系。然后是蚕变成蚕蛹，蜕变而成飞蛾，又产卵孵化，又吐丝结茧，周而复始。这种种的蚕茧过程串联起来，构成了一个本然的文学 体系。这种种蚕茧过程，就是其中的种种阶段。由整体宏观观之，“中国现代文学史”就相当于一个蚕茧过程，相当于其生命长河中的一段。从还原历史，回到历 史，触摸历史，进而探索规律，服务现实的角度来说，我们首先要所要考察的即是：这个蚕茧过程到底始于何时，终于何时。解决此问题的钥匙是文学史的分期标 准。

正如瑙曼所认为那样：“‘文学史’一词在德语里至少有两种意义。其一，是指文学具有一种在历时性的范围内展开的内在联系：其二，是指 我们的对这种联系的认识以及我们论述它的本文。……如果是指对象，就用‘文学的历史’来表述：反之，如果为了表明研究的和认识这一对象所遇到的问题，就用 ‘文学史’来表征。另外，为了区别于这两者，就用‘文学史编纂’一词来表示文学史研究的成果”。[15]由此看来，本文所论是主要指“文学在一种历史范围 内的联系”。那么，相互关系之疏密决定其历史时段之归属，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起讫，从其根本上讲，即探讨文学史的分期。换句话说，即探讨中国现当代文 学起于何时终于何时？于文学史分期的标准，学界大致有如下共识[16]：1、文学史分期应与社会发展史相一致。2、文学史分期的标准是文学自身发展特点。 3、文学史分期应以文学观念的变化为依据。虽然学界都能接受此文学史分期之三大要素，但对此三者如何作用于分期仍存在分歧。是单依其一种，还是同时兼顾其 它学界仍无共识，这也正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出现多种称谓的重要原因。我们认为：文学史的分期应该以文学自身的发展为标准，以文学观念的变化为依据，同时兼顾 社会的发展变化。

学界对文学史的分期标准的认识正如美国的文学理论家雷·韦勒克和奥·沃伦所指出那样“大多数文学史是依据政治变化进行分 期的。”[17]中国目前绝大多数文学史采取的正是这种做法。这样做无疑有其种种便利之处，但是“这样，文学就被认为是完全由一个国家的政治或社会革命所 决定的。”[18]文学的本性被遮掩了，政治对文学的影响被无限放大了。

文学有其自身的品性和自身的发展规律。我们“不应该把文学仅仅视 为仅仅是人类政治、社会甚至理智发展史的消极反映或摹本。”[19]正如维·勒克奥·沃伦所指出那样文学分期应该按照纯粹文学的标准来制定。分期只是文学 发展一般发展中的小段而已。它的历史只能参照一个不断变化的价值系统而写成，而这一个价值系统必须从历史本身中抽象出来。因此一个时期就是一个由文学的规 范、标准和惯例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的横断面，这些规范、标准和惯例的被采用、传播、变化、综合以及消失是能够加以探索的。[20]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学之 所以异与中国传统文学，其根本在于其拥有一个全新的价值系统，在这个系统内，有一整套的规范、标准和惯例。这些要素，也就是上文所说的“特质”。中国现代 文学的价值体系从何而来？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如何形成。由历史的经验看来，单纯的自发的文学运动恐怕显得力不从心。因为，由中国文学的发展史看来，文学运 动并不少见，如唐代有韩愈、柳宗元等人倡导的“古文运动”、明代有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王学左派的反复古运动，但改来改去，总脱不了传统文学的底子。回过 头来梳理数千年之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的一个根本区别有二：其一、语言方式的不同，前者为言文合一的白话文，后者为言文分离的文言文。其 二是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不同。前者有意借鉴和吸收了世界文学的诸多因素，呈现向世界文学合流的倾向，后者与世界文学几乎隔绝，呈现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也就 是说，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学发生嬗变后的产物。究其根本，恐怕还是因为上述文学变革是在同一种文化语境下的变革。也就是说，在异质文化的外驱力和 中国文学内部要求变革的合力下，中国文学发生变化，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由此看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起点，可以转换为考察异质文化何时对中国文学发生作用。 于是，问题就变得明朗起来。

三

中国闭关锁国的状态一直持续19世纪中叶。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战败，西方列强用先进的科技突破了中国数千年的封锁，打破了中国自足 自给的平衡。西学东渐之浪潮随之而起，中西文化整合进行入进程。从此，中国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开始转型。此时，中国文学 内部也恰巧出现一种变革的要求，出现了曾国藩领导的桐城中兴运动，出现了黄遵宪、程春海、何绍基、祁春圃、魏源、曾国藩、郑珍、莫友芝、陈三立等人倡导的 “宋诗运动”。西学东渐，中西文化发生整合，强势异质文学因素介入中国文学，冲击着其数千年来形成的平衡体系，为其提供发展借鉴，使中国文学从此在相当长 一段时期内处于一种转型状态。故此，不难看出，1840年是中国文学发生嬗变的标志性年份。

周作人在论述中国文学的发展时指出，中国文学 的发展是言志派和载道派两股潮流的此起彼伏，相互反动而成。他在评论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指出：“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其差异 点无非因为中间隔了几百年的时光，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加上外来的佛教思想三者的混和物，而现在的思想又于此三者之外，更加多一种新近 输入的科学思想罢了。”[21]周作人的这个论断是不是全对尚值得商榷，但其中暗含的两层意思笔者甚为赞同。第一、新文学运动同中国以往的文学运动一样， 也是文学内部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二、新文学增加了由西方输入的科学思想。当然，不单单是科学思想，还有哲学、文学以及其它各方面的东西。此二者，也正是笔 者将1840年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开端的主要依据。

如果单纯是文学内部有自发地变革要求，那么清末的文学变革极可能如以往历次的文学变革一 样，仍然脱不了传统的底子。正是鸦片战争，为中国文学由传统由现代转变提供了契机。因为，中国向来以地球中心、老大帝国自居，向来采取闭关锁国之政策，过 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文化文学方面也以是自给自足。

自1840年之后，中国社会步入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期。转型时期有社会文化为 现代文学的产生提供了生长的养料。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中国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嬗变的契机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正是鸦片战争中国的失利，中国 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受列强的欺凌。在落后挨打的情况下，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失利，中国逐渐步入由传统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嬗变的道路， 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中西文化发生大碰撞。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中国文化步入整合期。所谓“文化整合”，“就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交流时，所经历的一个 协调、融合的过程。”[22]

自1840年以来，中国进行又一次文化整合时期，相对于以前几次整合，这次整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这次文 化整合由于不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去兼容统摄西方现代文化，居于弱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固有的特质也因落后和不合时宜而会被淘汰，习以惯常的传统价值 观念被撞碎，某些千百年‘从来如此的’规矩和风俗遭到破坏，旧有的文化习惯被打破，民族自尊受到损害，注定了整合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而是非常艰难，甚至 是非常痛苦的历程”[23]与以往的文化整合相比，这次文化整合还具有以下特点：1、异质文化整合。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大陆文化，而东渐而来的西方文化基 本上是一种海洋文化。这两种文化有着相当不同的特点。冯友兰认为可以套用孔子的话，“说海洋国家的人是知者，大陆国家的人是仁者。然后照着孔子的话说：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24]。这两种不同性情的文化一旦相会，势必发生碰撞。2、文化主体的外出内观。以往的几次 文化整合都是文化主体立足本土，以“我者”眼光去观照异己文化。如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谁也不肯服谁。魏晋至初唐的文化整合，以儒 家文化为参照系去观照佛家文化。而自1840年以来的整合，文化主体却是“他者”眼光审视、批判自家文化。异己文化有强行入境的，也有国人走出国门带入国 境。3、整合之初，异己话语占绝对优势。在新文化运动中，传统话语处于被新文化人彻底割裂和打倒的地位。

1840年之后在中国兴起的留洋运动为新文学的产生培养了文学创作的主体。

对 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主体而言，在他们身上，传统文化的印痕变淡，东渐而来的或者是留学西方所得的西方文化在他们身上留下深刻的影响。如梁启超、鲁迅，郭沫 若等。“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25]在中国现代 转型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教育各个方面都向着现代化转变。这种种文化整合的情况为这一时期的文学所反映，也影响着这一时期的文学观念。形成具有中国现代 转型时期的特色的中国文学。

1840年之后，清政府日益腐朽，出于富国强民的考虑，有志之士倡导了白话文运动。如黄遵宪提出“崇白话而废 文言”，要使旧文体“适用于今，通行于俗”，提出诗歌写作要“吾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在黄遵宪、裘廷梁、陈茶裘等人的鼓吹下，白话文初见势头。到了 20世纪初，较有影响的白话报纸已有10多种，白话教科书50多种，白话小说有1500多种。新文学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就创办过《安徽俗话报》，还帮助别人 出版《通俗杂志》。[26]梁启超等人在遍观中西文学，提出了诗界文界和小说界革命。晚清白话文运动以及三界革命虽然本意在开启民智，而非改革文学本身。 但在客观上却为五四时期文学运动奠定了群众基础，也为中国文学的革新开了先声，提供了思路。

没有无源之水，没有无本之木。在社会文化文学 转型这一大背景之下，1840年成了一颗耀眼的明星。1840年之后在中国进行的文化整合，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创作主体，创作的素材，为现代文学的发生提 供了生长的土壤，并为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发展模型。在文化整合的氛围中，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嬗变，中国新文学诞生。



文学 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随着场合的变迁而千变万化。这种变化，部分是由于内在原因，由文学既定规范的枯萎和对变化的渴望所引起，但也部分是由于外在的原 因，由社会的、理智的和其它的文化变化所引起。[27]综观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出，外因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也是我们在梳理中国文 学发展历程，总结中国文学发展规律时不可忽视的景象。

--------------------------------------------------------------------------------

[1]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之称谓，笔者另有专文《为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学正名》（吴定宇、陈伟华：《为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学正名》，《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论述之，我们认为此名并不是最佳命名，为了论述方便，仍沿用。

[2] 之凡：《一次气氛活跃的学术讨论会——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会在京举行》，《文学评论》，1986（6）。

[3] 邢铁华：《1981—1994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鸟瞰》，《海南师院学报》，1996（1）。

[4]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京：北平人文书店，1932年版，第56页。

[5] 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上海：上海书店印行，1931年再版，第1页。

[6]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下），上册 开明书店 1951年版；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53年初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其修订本，第1页。

[7] 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8页。

[8] 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1页。

[9] 张毕来：《新文学史纲》，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张毕来：《新文学史纲》（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10] 罗关德：《现代文学史分期的宏观鸟瞰》，《宁德师专学报》，1996（3）。

[11] 沈永宝：《政论文学一百年——试论政论文学为新文学之起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6）。

[12] 章培恒：《关于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

[13] 黄修己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页。

[14] 金吾伦主编：《跨学科研究引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72页。

[15] 瑙曼：《作品与文学史》，德·瑙等著：《作品、文学史与读者》，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第180页。

[16] 之凡：《一次气氛活跃的学术讨论会——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会在京举行》，《文学评论》，1986（6）。

[17] 维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103页。

[18] 维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103页。

[19] 维·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306页。

[20] 维·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306页。

[21]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1页。

[22] 吴定宇：《文化整合：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上海文化》，1993年创刊号，第29页。

[23] 吴定宇：《文化整合：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上海文化》，1993年创刊号，第30页。

[24]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4页。

[25]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92页。

[26] 马以鑫：《白话文运动”历史轨迹的重新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2）。

[27] 维·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309页。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