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整合的器物层易变特性及近现代西方的科技强势使鲁迅思想中科学思想较早形成；文化整合初期必然出现的碰撞、排斥等症候与鲁迅思想中的众多表里相悖之处有着某种联系，其思想体现出文化整合初期碰撞排斥的特点。转型时期的大语境加剧了两者的互动。
［关键词］：转型时期；文化整合；鲁迅思想
引言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先进思潮的激荡和中国经济政治的大变动下，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提上日程。[1]转型伊始，即有大批忧国忧民的文化就开始思考着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方向和出路，他们根据时代的需要和个人的体验，提出了各式构想，诸如洋务运动、君主立宪、变法维新等。一方面，西方国家强行向中国输入西方文化，另一方面，为了寻求出路，中国人需要积极主动地引进西方文化。于是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不可避免地发生相遇了。不同的土壤孕育出不同的文化[2]，不同的文化因其差异性，一旦相遇，总会发生排斥和对抗，但最终的结果，却正如英国的特瑞?伊格尔顿所认为：“作为文明的文化与作为团结的文化在极大程度上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但是它们也能够建立起某种奇怪、有效的联盟”[1] P130，文化整合，就是建立这种联盟的方式之一。“所谓文化整合，是指不同体系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内容的相互吸收、融化和调和，并使之趋于一体化的过程。”［２］p186
社会转型并非一个自发的过程，它必有内力和外力的合力作用，必然出现不同文化的碰撞，也就必然会出现文化整合。相对于同类社会形态中的文化整合，转型期的文化整合更为复杂，也更为剧烈，程度也更深。笔者在研究鲁迅思想形成的过程中发现，转型时期文化转型和文化整合孕育和催化了鲁迅思想的成熟，文化整合的器物层易变特性及近现代西方的科技强势使鲁迅思想中科学思想较早形成；文化整合初期必然出现的碰撞、排斥等症候与鲁迅思想中的众多表里相悖之处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鲁迅思想反过来又映射出转型时期文化整合初期的碰撞、排斥等症候。
一
鲁迅早期思想的形成以他1907年在《河南》上所发表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章为标志。上述文章的面世先后也勾勒出其思想由崇尚科学技术到崇尚立人、崇尚人性改造的发展过程。换句话说即，科学观在鲁迅的思想发展过程中较早形成。
鲁迅在《人之历史》中以解释黑格尔（现通译海克尔）的《人类发生学》为线索，介绍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及其发展史。认为“故有生无生二界，且日益近接，终不能分，无生物之转有生，是成不易之真理。”（《人之历史》）［３］Ｐ７进化论也由此成为他的重要思想武器。在稍后的《科学史教篇》中，鲁迅阐述了西方科学思潮的演变，指出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生产事业的相互关系，说明了科学在改造自然、推动社会进步和丰富人类生活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他认为
“自然之力，既听命于人间，发纵指挥，如使其马，束以器械而用之；交通贸迁，利于前时，虽高山大川，无足沮核；饥疠之害减；教育之功全；较以百祀前之社会，改革盖无烈于是也。孰先驱是，孰偕行是？察其外状，虽不易于犁然，而实则多缘科学之进步。盖科学者，以其知识，历探自然见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于社会，继复流衍，来溅远东，浸及震旦，而洪流所向，则尚浩荡而未有止也。观其所发之强，斯足测所蕴之厚，知科学盛大，决不缘于一朝。索其真源，盖远在夫希腊，既而中止，几一千年，递十七世纪中叶，乃复决为大川，状益汪洋，流益曼衍，无有断绝，以至今兹。实益骈生，人间生活之幸福，悉以增进。第相科学历来发达之绳迹，则勤劬艰苦之影在焉，谓之教训。”（《科学史教篇》）［３］Ｐ９
上述引文表明，鲁迅对科学的认识有：1、科学的作用大于自然之力。2、科学的盛大是经过多年逐渐发展而来。3、科学增添了人间生活的幸福。4、要总结经验，使之更好为人服务。他认识到倘若忽视科学，必导致进步停滞。“…于是科学之观念漠然，而进步亦遂止。”（《科学史教篇》）［３］Ｐ９～１０在他心中，有一个理想的科技工作者形象：“故科学者，必常恬淡，常逊让，有理想，有圣觉，一切无有，而能贻业绩于后世者，未之有闻。即其他事业，亦胥如此矣。”（《科学史教篇》）[3]P11“顾犹有不可忽者，为当防社会入于偏，日趋而之一极，精神渐失，则破灭亦随之。”（《科学史教篇》）[3]P13可以看出，在这里，鲁迅已形成比较成熟的科学观。但鲁迅并未就此止步，他继续深入下去，由科学而及人，并由此思考人性的建立。进一步形成其思想中文艺观、启蒙观和其它观念。在《人之历史》中，鲁迅指出了科学的巨大能量。到了稍后所作的《科学史教篇》，他更进一步提出了“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科学史教篇》）P13指出人类的进步，历史的发展，皆在于培养了健全的人性。当然，在这里他并没有对为什么要“培养健全的人性”进行深入的逻辑认证，这一过程在其后作《文化偏至论》中得以完成。
由“科技”而入“人性”，也就是文化整合中由器物层整合到精神层整合的必然历程，是鲁迅思想之升华之必由之路，也是鲁迅思想发展成熟适应时代需要的必要链接。鲁迅找到了这个链接点，于是他注定要为中国转型时期这场文化整合添写浓墨重彩的一笔。培养健全的人性，换句话说，也就是立人。“立人”是鲁迅思想的一个关键点，也是鲁迅进行文艺救国的一个终极目标和途径。当时他的理论依据是“进化论”思想。关于鲁迅的立人思想，有不少文章谈到，如《读书与“立人”：鲁迅“启蒙主义”文化思想考辨》[3]、钱理群的《以“立人”为中心——鲁迅思想与文学的逻辑起点(上、下)[4]等。
鲁迅在《人之历史》和《科学史教篇》中表现出对科学的崇敬，在稍后的《文化偏至论》中他又提出了“掊物质而张灵明”，有人认为这是鲁迅思想前后矛盾的表现，其实不然，因为这篇文章乃是针对当时“洋务运动”和“维新改良运动”的偏颇而发，并非对科学本身的放弃。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不明近代科学文明实质。认为“现在儒道诸公，却径把历史上一味捣鬼不治人事的恶果，都移到科学身上，也不问什么叫道德。怎样是科学，只是信口开河，造谣生事；使国人格外惑乱，社会上罩满了妖气。”［３］P96所以他提出“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文化偏至论》）[3]P14
自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步入现代转型时期。当时，国人认为强国之路有二：一是“谓钩爪锯牙，为国家谓事”（《文化偏至论》）P14，提倡制造先进的武器，增强军事实力。“计其次者，乃复有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文化偏至论》）[3]P14主张发展工业商业，制定宪法，召开国会。鲁迅对此不以为然，认为第一种思路不是“根本之图”，因为国民素质孱弱，即使有现代化的武器，“乃有僵死而已矣”。对第二种方案，鲁迅认为那是属于个人之事，不用提倡人们也会孜孜以求，用不着打出“力图富强”的旗号；对提倡国会，鲁迅则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必借众以陵寡，…压制乃尤烈于暴君”。“志行污下，将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文化偏至论》）[3]P14基于这种认识，他强烈呼吁改变人的精神，要立人。但鲁迅并不是要放弃科学，而是在对科学局限性的充分认识的基础之上，将疗救懦弱国民的重心锁定于精神层面。他认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呐喊〉自序》）P128－129鲁迅担心精神蒙昧的中国人误用科学，他在《电的利弊》中这样说道：“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盖不但电气而已。”[3]P526基于对科学和中国国民性的充分认识，鲁迅决定走思想启蒙道路。
笔者认为，导致鲁迅思想中科学观较早形成主要因素就是中国近现代的文化整合。原因有二，一是文化整合具有器物层易变特性。一是文化整合过程中西方具有明显的科技强势。
“从形态和结构上看，我们大致可以将中国文化分成三个层次。最外层是器物层……在这三个层次中，最活跃的是器物层……器物层最容易发生变化和革新。”[4]梁启超曾在1922年写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５］P43 ～ 45中指出：“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近代西方的科技明显优于中国，这勿庸置疑。在中国近现代的这场文化整合中，首先对中国文化形成冲击的也正是西方的科学。1840年英国用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数千年来一直紧闭的大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毫不留情地粉碎了中国老大帝国的梦想，科技和科技产品令国人耳晕目眩。在文化整合中，器物层最为活跃，于是很快作出了反应。实情也如此，各界人士首先就是从器物层着手提出强国之路。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张之洞、张謇、周学熙等人致力于实业救国，郑观应等提出要实行“商战”。他们对西方的科技表现出无以复加的崇拜，从外国购买大量军舰和大炮，建立资本主义军事工业，创办资本主义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力图在实业上达到与西方的同步，一些培养科技人才的学校如武备学校、矿业学校也同时逐渐兴起。同时，大量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书籍被翻译过来，“科学”成为当时一面最耀眼的旗子。
正是这种氛围，使鲁迅对科技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也使鲁迅有了早年在水师学堂、以及矿路学堂、和仙台医专的求学经历。使鲁迅得以透彻了解了西方科学，洞析到科学的利弊，从而形成自己的科学观。相形之下，鲁迅显然比他同时代的人走得更远，当他同时代的人还在满足科学强民、实业救国，致力于器物层和制度层的文化整合时，鲁迅则把眼光投向了精神层。他毅然弃医从文，走向了改造同民性这条艰难但不失为正途的道路。
二
他一九三四年所作《拿来主义》表明了自己对中外文化态度。他说“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会成为新宅子。……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3]P715 鲁迅这种拿来西方文化，继承传统文化的方式也是文化整合应该采取的策略。因为要使新文化既具有世界性又具有民族性，就势必需要本土土壤和它山之石两种材料。但鲁迅一方面提倡拿来，提倡批判地继承，一方面又时常现出相悖的，似乎继承或拿来，总不那么顺当，总有一点磕磕碰碰。综观鲁迅的思想，不难发现其中众多表里相悖之处，即，他骨子藏着传统文化因子，嘴里面却用着西方的话语，他明明在用着传统文化的精髓，笔头却告诫民众，“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5]。他明明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武器，却表现出与传统文化绝裂的姿态。他对西医莫名崇拜，对中医恨之入骨。如此等等。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这其实也是文化整合初期必然出现的现象。正如吴定宇所认为，一般而言，中国文化的整合分为碰撞混乱适应调整，比较平衡，选择吸收、增添代换、融合创新、稳定和谐等七个阶段。“五四”前后出现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整合，由于这两种文化的性质和价值体系迥然有别，所发最初是碰撞排斥多于调整、吸收。[4]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在《文化偏至论》中他梳理的是几千年来的西方文化的发展史，但潜意识里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作观照。他认为洋务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3]P14。他在《文化偏至论》中历数了新文明的发展史，从罗马教皇的一统欧洲到中世纪的宗教统治，再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创立新教，继而教会权力衰落，科学兴起，物质文明飞速发展。他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说明了，西方文明并非完美无缺，它在每个时期都有偏颇之处，总是后世矫前世之偏颇，而使得其文明不断发展。他总结道，“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亦以矫往事而生偏至缘督校量，其颇灼然，犹孑与躄焉耳。”[3]P16他洞察到，在中国，解放之途径在于：“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3]P19大致说来，《文化偏至论》更多从振兴国家、思想启蒙、文化救亡的角度来谈文化，而《摩罗诗力说》则更多从新文化的产生和新文化的特质上来论文化。《文化偏至论》强调文化上的继承和延续，而《摩罗诗力说》更进一步指出了适应时代需要而发扬的类型，即“摩罗诗力”。在这里，他取的是西方的文化现象，发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可替代性。要“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既然要谈自家的好，把自家的好处罗列起来也就一目了然了，但鲁迅没有这样做，而是采取了“指东打西”的策略。
鲁迅喜欢借用西方传来之名词表达传统的文学理念。以致他对相同命题，在不同时期会使用不同名词。如果看不到鲁迅这种“表里不一”做法的实质，就难免引起误解。如鲁迅对文艺起源的看法[6]，他在一系列的作品中，《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24年）、《汉文学史纲要》（1926年）、《而已集?小杂感》（1927年）、《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927年）、《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1927年）中对多种说法都表示赞同，既赞同“劳动说”、“休息说”，又承认“游戏说”，“起源于神话论”的，还赞同“巫术说”、“机械的摹写”说。笔者认为，换个角度看，鲁迅的种种言论其实有一个共同基调。笔者认为正如谭福开所认为：“《摩罗诗力说》是鲁迅早期最重要的一篇文艺论文。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所阐述的关于文艺的社会功能，文艺家的责任，文艺的特点等基本观点既是这篇论文的核心，也是鲁迅整个文艺思想的核心”[6]。此后种种看法皆与此一脉相承。他在《摩罗诗力说》中指出“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在他看来，“而文章之用益神。所以者何？以能涵养吾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摩罗诗力说》）[3]P23也就是说他认为文章的本质是使读者兴感怡悦，文章的职能和功用是“涵养人的精神”。从上下文看来，鲁迅所指的文章，应该是广义的文章。包括了有韵的“文”和无韵的“笔”。顾实在《〈文章学纲要〉序论》中认为：“谓文笔曰文章之名确定，通行无异义”，总之，文章“为传达思想之利器也”［7］P8。因为文章的本质是使读者兴感怡悦，是感动人的情绪。而诸如“劳动”、“休息”、“游戏”、“神话”以及“巫术”等实际上都能使人得到这样的感受，与文章的功能相合。文章为传达思想之利器，因此，在鲁迅看来，将文章看成是人们将在“劳动”、“休息”、“游戏”、“神话”以及“巫术”中获得的感受用文字呈现出来的产物，当然应该赞同。中国人向来对诗很推崇，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8] P85。故言鲁迅使用所谓“劳动说”、“游戏说”等种种名词，实质是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西方文化如潮涌入，猛烈地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也猛烈地冲击着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结构，为顺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必须进行转型。转型时期，除旧布新，其转型之初，既难割舍，也难归依，国家、民族、以及个人的创伤却在这种无所依傍的境地中益发放大，而“转型”这个大氛围又加剧着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交锋。在这种情形下，有着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文化人迅速作出应激反应，这种反应有着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他们想尽可能地减少因脱离传统文化母体新生而带来的创伤，所以尽管他们一面大量使用西方话语，但潜意识里又在不自觉地举着传统文化的盾牌进行防卫。
福泽谕吉在谈论西洋文明和日本文明时指出，西洋文明含有自由精神，各种成份保持均衡，互相构成一个整体。日本文明则各有各的思想，但这些思想并未能并立，未能互相接近和合而为一，实际上并不是各种元素保持着均衡，不是偏重偏轻，就是其中的一种元素消灭了其他元素，使其他元素不能显出本色。[9]P131对于个中原因，泰纳认为是由于气候的原因，但福泽谕吉认为除此之外，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他认为：他认为从人力方面看，在日本国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个因素。“从此这两者成为日本人之间的互相关系上的两大分野，也可以说这是我国文明的两个因素。”[9]P135也就是说，这“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因素天生不平等，必有所偏重。这种“权力的偏重”已成为人们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福泽谕吉的分析也可以应用到我们的情况上来。可以看到，在中国转型时期之初的五四时期，中西文化碰撞非常明显。“主张全盘西化”和“主张拒绝一切外来文化”两派对峙，国人不能均衡对待，给二者共同的自由空间。各人的立场都很鲜明，要么选择“打倒孔家店”，要“德先生”和“赛先生”。要么选择“保留国粹”。任何中间派都在被打之列，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有意扭转这种风气，提倡“少谈一些主义，多研究一些问题”要“整理国故”，立即遭到同行们的攻击和批判。一方面，国人为西方文化的炫丽多彩所惑，有一种学习和模仿的冲动，私下里又念念不忘传统文化。在重西轻中的时代氛围和强调“权力的偏重”的积习的共同作用之下，又不敢明目张胆地将两种文化相提并论，于是只得淌着旧文化的血液而打着新时代的话语。
当然，鲁迅思想中出现的这种中西两种文化磕磕碰碰的现象，另一方面要归因于中国人集体无意识中的“权力的偏重”心理，但更主要的还得归因于转型时期的文化整合。文化整合初期的排斥碰撞现象是必然的，而中国人的“权力的偏重”心理又加剧了这种碰撞和排斥，也正是转型和文化整合这个大语境，为中国人的“权力的偏重”的特性提供了表现的机会。社会文化转型是一种外部现象，但这种外部的转型最后必然由文化创造的主体的人来实现。同样的外部的文化环境必然会在个人的心里留下烙印。当外部社会文化反生整合时，也必然波及到个人的思想内部。可以这样说，个人思想内部的文化整合与社会外部的文化整合遥遥相呼应，互相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思想内部中的文化整合与外部社会的文化整合的情绪具有一致性。当然，个人思想中的文化整合总是先于社会文化整合完成，并推动着社会文化整合向着更高层次进行。
文化整合的过程中，各种文化存亡有其自身内在规律，非人力所能为。事实上，既然是转型，就必然有新旧两种文化同时出现的局面。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证明：中国文化有着非同一般的强大生命力，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被任何一个时代的中国人彻底抛弃，也不可能被任何一种异质文化所取代。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化整合史也证明，中国文化具有极强兼容性，人们也不可能到对传统文化抱残守缺，西学东渐之风一旦吹起，它不可避免会对中国的文化产生冲击，民众也不可避免受到影响。两种文化交融时，它们一方面互相吸引各自的优点，另一方面也在互相斗争，彼此都不会轻易臣服。由于鲁迅等人受旧学的影响实在太深，所以尽管他们向往“西学”，极力避免谈西学，却往往一不小心就露出“中”学的痕迹来。弃文言用白话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鲁迅骨子里支持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这是不用置疑的，他在1927年所作《无声的中国——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会讲演》中说道，“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3]P320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鲁迅却似乎一直都没有摆脱文言形式的桎梏。正如他自己后来所承认：“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写在〈坟〉后面》）[10]P286。一方面传统文化的精华为他们提供资源和动力，另一方面，其不合时宜的东西又变成他们的负累，这其实也是处于转型时期文化整合过程中的文人的共同遭遇。
结语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步入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时期，文化整合也由此展开。相对于平稳期的文化整合来说，因其涉及到文化发展的方向，其整合程度必然更深。又因文化转型的具体方向和具体形态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外部社会文化的整合会对人的思想产生影响。反过来，社会个人的思想又汇入到社会文化的整体中去，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反作用。鲁迅是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子的文化人，中国近现代的文化整合风潮使异质西洋文化渗透到他的思想中来，两种文化不可避免产生碰撞。由于各自的差异性，两种文化会发生不断的排斥、碰撞，直至逐渐适应。在这种碰撞、排斥的过程中，这两种文化各自吸收有利自身发展的因子，抛弃不利于自身发展的因子。人作为文化的主体，必然参与文化整合之中。可以这么说，转型、文化整合以及人三者之间存在一种互动互用的关系，三者构成了一种特别的氛围。鲁迅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具个性的文化、文艺观，其思想映射出文化整合初期碰撞排斥等症候，也体现着转型期所特有的焦躁和迷惘。
人是社会中的人，文化是人创造的文化，当我们分析鲁迅的思想时，转型时期的文化整合大环境应该是最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可以说，是文化整合促使鲁迅形成了独具个性的思想，文化整合加速了鲁迅思想的成熟，并在鲁迅思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作为当时的精神领袖，鲁迅的思想反过来又作用于转型时期的文化整合，促使着中国的文化整合向前发展。当前，中国的文化整合尚处于进程之中，鲁迅的个案无疑能给人们提供某些启示，其思想当可成为中国现代转型和文化整合可以利用的宝贵资源。
（载《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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