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于北大拆迁事件的一系列报道中，新京报的记者们，很出色地运用了修辞的力量，展现了语言是如何起到引导读者的作用，以至于这个事件似乎已经不再是新闻道德的问题。虽然我已经对这份报纸完全失去了信任，但还是对此表示佩服。因此，我将其报道，尤其是第一篇报道，视为一个有学术意义的文本。
首先，在2月7日的第一篇报道中， 标题被精心选择为《北大2座百年古园将拆建 属清代8大古园遗址》文章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北边有两个园，一个是庄静公主的“镜春园”，一个是道光奕歆的“朗润园”，它们都属于清代八大古园遗址。”“镜春园”和“朗润园”这两个名字，先入为主地打动了读者。接下来，记者几乎不提供任何信息量地描述了镜春园和朗润园的现在，让读者无从知晓其现状，而在之后，笔锋突然一转，现实的描述被中断了，却又跳到了历史，描述清代的八大古园。
中世纪人文主义者对修辞学的研究中，“中断”就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技术。在论及某一问题的过程中突然停笔，转向对另一问题的叙述，将能够有效地将读者的思维领向两个问题的混杂。这篇报道中对“中断”时机的选择，引导读者的思维这样走向：“镜春园和朗润园历史上一直是风景优美的古典园林，没有说现在怎么样，那么仍然是。”
文章的结尾，作者似乎是饱含深情地这样写道：“这道老门和这里的每一间老屋，也要被现代化的研究中心取代。而现在，老房、老门和老人，还都是北大摄影会镜头里的风景。”粗看起来，这句话是异常朴实的，但如果我们要做一个贴近文本的阅读的话，问题就出现了：老的定义是什么？现代化的定义又是什么？站在2006年来看，如果说1976年的临时建筑是老，那么77年算不算？78年？79年？……这个“滑坡效应”应该在何时打止？至于什么叫做现代化，同样也可以引出一系列的疑问。70年代粗劣的平房和21世纪新建的仿古四合院，到底何者是现代化？如果现代化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的话，我们还何谈“实现现代化”？而只需要“等待现代化”就可以了。报纸的读者当然不会如此仔细，于是，这句话中两个看似简单的定义就制造出了“古典——现代”这样一个强烈的文化冲突，从而引发了读者的价值判断。
在整个报道中，起到最核心作用的就是“镜春园”与“朗润园”这两个名字，任何一个人在没有见到实景之前，必然会依据自己对中国园林的传统记忆展开想象，而报道恰恰把想象的空间完全交给了读者。而报道中轻描淡写地提到“颐和园”更是创造了一个隐喻，读者不仅要想象，更要按照颐和园去想象。我们试想，如果是湖大的拆迁，我们说“渔湾市”和“天马村”面临拆迁，又会引发什么样的想象？可见，命名在其中起到了何种的作用。当然，镜春园和朗润园不是得自新京报的命名，这位记者也未必读过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哲学的论述，但其实践却完美地展示了“词”对于“物”的意义，和词与物一旦发生偏离的后果。
见诸《新京报》的这一词与物分离的问题，同样可以用来解读“冰点”周刊最近的事件，即袁伟时教授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的论述。袁教授的基本立场无疑是正确的，认为“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化。如果我们认同这个基本观点，就应该引导中国人往这条道上走，让理性、宽容内在化，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利各国人民和各种文化和谐共处。”但他在举例论证的时候，仍然是受制于“词”而不能看穿词语背后的“事”。对于“国际条约”、“使馆”、“程序正义”这些词语，按照今天的逻辑而不是当时语境中的逻辑加以判断，从这样的立足点出发来选择史料加以论证，当然难以服众。当然，反方的驳斥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从“爱国主义”、“反侵略”这样的词语而不是事件出发，也是选择史料。如果从这种津津乐道于词而不是物的思维方式出发，既培养不出自由主义者所希望看到的国际化视野，也培养不出民族主义者所希望看到的爱国情怀。
那么，这样一种问题的出现，是因为袁伟时教授与张海鹏研究员的错误？我不这样认为。与其说是他们没有注意到词与物、话语与事件的区分和偏离，倒不如说他们有意识地制造这样一种偏离，以增强自己的修辞效果，进而加强自己这一方的说服力。他们共同的目的就在于“误导”读者——我这里所说的“误导”并不带有任何褒贬色彩。人文主义者认为，修辞学是成为积极公民的重要条件之一，积极公民都应当通过充满修辞艺术的雄辩来参与政治生活。既然有辩论，那就不能只有一家之言，而需要各种观点持有者的自由交锋。在交锋中，运用诸如词与物的分离的种种修辞手段，以图引导作为听众和读者的普罗大众倾向自己的立场，也就是尼采所谓的“高贵的谎言”或是施特劳斯所说的“隐微言说”，即使是曾经认为依靠科学就可以完全征服读者的霍布斯，最终也还是要诉诸这种修辞的力量。这并没有什么不对，重要的是，我们要创造出一个让辩论双方同等参与的公共空间。
不过，对于当代中国而言，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对科学的重视。虽然霍布斯对科学的期望未能完全实现，但随着人类知识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问题可以依靠科学的推理加以解决。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自不待言，即使是“人文”领域也开始产生了“人文科学”。但在中国，虽然看起来已经提出了“科教兴国”，但科学素养仍然还是差得太远。而如果不补好这一课，即使我们创造出了一个政治自由的公共空间，听取辩论的人们仍然会迷惑于“词”而不理解“物”，最终的结果可能是相当可怕的，说不定就会培养出一个肢解政治共同体的美狄亚。
具体到袁教授所讨论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中，对于学习历史的中学生而言，重要的不是学到“现代化”、“理性化”这样的词语，而是要学到怎样立足于纷繁复杂的具体语境去思考问题，怎样尽量从利益出发而不是理念出发判断历史进程的可能性。比如说，张海鹏的反驳文章中谈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时指出：“1856年3月，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俄国战败。这时候，英、法、俄国都把眼光投向了中国，各国军舰都可以移师中国了。”较之袁伟时教授认为是中国不履行条约所导致的战争，前者更加符合一种科学的态度——请注意，我并不是说前者就一定是正确的解说，而只是说，前者基于现实的国家利益而不是空洞的国际法理念来分析历史事件，更加符合一般的科学。袁伟时教授认为，我们的教育中“狼奶”太多，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解决之道不是全部换成“羊奶”就好。只有通过普及好科学，使人们都具备了对于“物”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再来讨论“词”，才是最合理的出路所在。修辞与科学的结合，将会培养出具有真正意义的积极公民，并进而塑造我们所真正期望的自由主义政治。
真正的理想主义往往在激情之后。它不是夏日的骄阳，而是秋日的明亮，它要经受时光的煎熬和磨砺，要能够接受甚至融入平和、平凡、平淡甚至看似平庸的生活，还必须接受妥协、误解、嫉妒、非议，从容但倔强地蜿蜒，在不经意中成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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