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金子和一群铸铁进入车间，准备被车成一个零件．
这块金子与铸铁没有什么区别，因为灰尘蒙蔽了他的亮色．更重要的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不是一块金子．他以为自己一样的是黑沉沉的，一样是一个冷面的家伙．
然而别的铸铁都成为合格的螺丝，螺母．他的体质太软了，金色的细丝从他身上落下，但是他也被压软．最后工段的质量检查人拎起他，觉得似乎比别的沉一些，然而直径却显得太小，甚至觉察出不在是圆形，而变做扁形的．这块金子做的零件就被抛在废料中，等待着回收，重新铸造．
这不是一个寓言和童话．或者讲，就是一个寓言和童话．不过它这样的叙述太有点残酷，尤其没有森林和河流，没有王子和公主．它只是工业时代的一个写照．当一切都以一个零件来对待的时候，这就不是零件的悲哀，而是多数人的悲哀．
近代教育的形成和普及教育的进步，不能不归功于工业时代的到来．
工业是人的能力的延伸，机器就是人的能力的扩大．
这样无论在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它使人人受到教育成为可能．
甚至在现代通讯的条件下，国家主持教育和干预教育成为可能．
但是，与之具来的是人在教育中的屈从性．
机器的教育必然导致机器式的人出现．
更进一层的是，现代科学的分化使得学科具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在一个精力有限和社会要求有限的世界，教育的意义更进一步是为了培养专门的＂零件＂．
教育的出口是各种的＂质量检查员＂：考试，证书，等级．
而且在出口处，质量的要求是严格的，稍许的差别是不能逃出这道关口的．
所以早在唐代，唐太宗就面对天下考生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彀就是零件的出口．
人是不能成为一个零件的，尤其一个自由的人．
在机械集体主义的权威下，个人的自由弥足珍贵，个人的成材更是一件关乎个人与国家的大事．
机械的集体下，人是没有思想的，只是作为机器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但是当每个人习惯于充当一个零件的时候，集体就有一个严重的问题：谁来操纵机器？
中国的问题就在于此．＂文化大革命＂中青年的盲从，不就是因为他们习惯做一个零件，而不能操纵自己这台精妙的机器吗？
经典的教育是要每个人做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螺丝钉．于是在大学中，重视理科．理科分工细致，专业程度极高，而且具有最大的实际效果：速成．
因此在１９５６年全国院系调整的时候，全国只剩下北大一个有哲学系，就不是奇怪的事情．
中国人向来是讲究实际的，尤其是当国家的尊严和地位严重跌落的时候，实际中就表现出一种超过正常状态的＂自尊＂，对于实际的追求就不择手段了．
旧道德被摧毁，甚至是被得益者摧毁．然而新的道德没有建立．就象基督教道德在欧洲被革命者摧毁时，新的道德缺失，人就陷于焦虑和盲从中．
钱穆批评自清朝龚自珍以下，皆是＂但开风气不为师＂，正是点中１００年中国的死穴．只有破坏，没有建设，或者是似是而非的建设．风气使然，中国的文化回到原点上，一切都需要重建．
中国的文化如果嫁接在西方之上，中国永远落后西方一百年．但是回到自己的本来，中国就不必过分的自尊和自强，因为真正强大的是不屑于这些琐碎的．
重建的条件正是教育．然而教育失语．
在中国文化的原点上，孔子对于教育的人才只有一个要求：君子不器！
器，器物．孔子要求学生不要做一个器物．也就是不要做一个零件．
虽然孔子门下有各种专门的人才，如子贡被称为＂瑚琏之器＂，冉有是一个理财专家．
但是孔子在弟子叙述自己的理想后，单独说＂吾与点欤！＂
而且孔子最看重的弟子颜回与其他弟子相比，只是＂固穷＂＂好学＂而已．
孔子之下，中国人才也未能逃出这一点．对于品德看重，并不看重能力的高低．因为能力关乎外界的训练，而品德关乎内在的道德．能力人人可以，道德就要高低之分．
但是传统的文化是不是不看重能力呢？也不是．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段过分看重道德忽视能力，导致社会的败坏．后来者自然反思这种错误，唐宋就是比较看重实际能力的一个时期．
到明朝，八股取士，一直影响中国几百年的命运．
首先，实际能力和道德都退居其次，作为一个人能力的一部分的记忆，应考反而成为一个人的决定力量．这个时代，道德不重要，能力更不重要．
其次，考试的极度限制，使几百年的士子文人屈从于国家的权威．国家机器的运做，逼迫士子文人走向最后被车床车掉的命运．
最后，清朝以异族入主中原，更增加了文人的禁忌．明代的士子议政还是在民族内部，而清代士子如果议政必定涉及民族问题，这样一代的文人连发表一下看法的机会都没有．
这样当西方大举入侵的时候，文人要不在故纸堆中自命清高，要么在官场混迹．道德和能力都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差的时期．西方一击而溃，自然是情理中的事情．
西学进入，中国人大多持两种态度：要么顽固，要么全盘接受．
顽固者和激进者都是一种弱国的心态，而激进更能受到弱国知识分子的同感．１００年的文化激进就是弱小的中国盲目寻求出路的反映．
当然也有认真学习西方，但是又不监守传统的人．我不想举别人，只举蔡元培先生．
作为中国近代和现在教育的奠基者和导师，出身清朝翰林的蔡先生可以讲是时代的智者．
从五四来看，他并没有象胡适，陈独秀一样的思想者风格，也没有鲁迅式的文学气质，也没有辜鸿铭式的守旧风格，也没有英美学派的绅士风格．从德国留学的蔡先生，无疑是务实的．
他聘请胡，陈，李（大钊）并没有表明他支持新文化运动，相反他聘请辜，刘（师培）也没有拥护复古．他的两方面做法，除了教育以外，他的潜意识还是对寻求中国文化出路的探求．
所以北大学子，成一代风气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因为北大的教育中没有偏执，他不要求学生的专．
除了历史的原因，现实也是我们必定成为零件的一个原因．
２０世纪的教育先是政治的附庸，接着又成为经济的附庸．
政治对于教育并不苛刻，但是经济对于教育是残酷的．
经济的背后是机器，所以中国越不过西方设定的障碍，重新走西方国家的老路．
人才成为机械经济的一个螺丝，必须在经济的要求下去磨制这个人，从而成为＂才＂．
人文因为不能受到短视的经济者的重视，退居社会的边缘．
当哲学（以及与哲学关联的人文学科）不是一个大学的第一学科时，教育者只是货币的信徒，他必然盲目和无知，甚至可以严重的说他不配做一个教育别人的人．
这样的教育者只是一个生产车间的工人，只明白零件如何车出来．
受教育者更只是一个小小的零件而已．
中国的素质教育就是不再培养零件，要培养的是有道德和能力的人－－真正意义的人．
在今天，如果不消除经济对教育的影响，素质教育是不可行的．
最终，清高的学者和低能的＂零件＂会成为一道鸿沟．
也许，你要说我未必是块金子．那么，一块铸铁就要注定成为零件吗？
谚语讲的好：不想成为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那么，我即使什么都不是，还是要说：一个只想成为零件的人永远不能成为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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