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徘徊于湖大的自卑亭前，不止一遍得思睹自卑亭上的《礼记中庸》的那一段话：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由大一初读时得不解与困惑，到现在目不见而能铭记于心，时时玩味之，又能如同读圣贤之书一般，透过“君子之道”而窥古仁人之心、究得失之理，心领神会怡然而自得矣。
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和合文化更是一种伦理文化，道德伦理观念在普通中国人心目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古代人们按照儒家伦理的要求实践着自己的成德之路，并凭着对儒家伦理的学习和实践而谋取功名利禄，即所谓的“学而优则仕”。
伴随着五四运动的发生，伴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渗入，儒家道德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日益被边缘化。而儒家思想浓重的日本韩国的社会发展日益腾飞。对于这一现象，许多人认为当代中国人道德精神的衰微的原因归结为一个世纪以来知识阶层对儒家道德思想的批判和否定，试图通过对儒家思想的再度诠释和弘扬来恢复儒家道德在民族文化和伦理道德中的主导地位。
孔子的道德思想可以表述为“成圣之学”即如何使一个人变成君子，以一种理想的人格——中庸之道作为道德实践的最高境界。可以说，儒家道德思想的全部内容和思维方式都是围绕着成圣之路而展开的。在儒家思想中，能够负载儒家的道德理想、躬行儒家道德规范的现实主体就是君子。在《论语》中，孔子虽然经常表达出对圣人的仰慕之情，但他更多地是把君子人格作为生活的楷模和实践的目标来教育自己的学生。他经常将君子与小人对举，以表明自己的价值倾向和道德追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圣人，吾不得而见之；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圣人固然是儒家道德实践的最高理想，但在现实生活中，人应按照君子的标准来实践儒家的道德，逐渐地向着成圣之路趋近。
在孔子生活时代，“君子”是对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的通称，所以君子这个概念自始就是一种身份概念。《诗经》有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因此，在现代一些学者看来，孔子打破了传统的等级界限，使君子这个称谓由身份概念转变为道德概念和文化概念。
这又是我想起了“子”的概念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演变和发展，在起初，“子”是一种贵族的尊称，因为我们知道，商朝是以“玄鸟”作为其部落的图腾崇拜的对象，“玄鸟”即燕子，又简称”子”,因此“子”就成了商朝贵族的称呼，如箕子，微子就是如此。后来又由于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有着较高的道德修养和人格魅力，对当时的社会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譬如箕子就是如此，“子”的概念又演变成了对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对社会做出一定贡献的人的尊称，再到后来，春秋战国时期又演变成了对于有一定学术造诣的人的尊称了，如孔子。
中国道德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道德要求与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所有的规范均依身份而定。其中既包括了对身份等级的确认与肯定，也包含了相关的道德要求。身份构成道德的前提，道德是对身份的确认和维护，两者相辅相承。如中国的天人感应学说更是要求处于人之极位的君主具备相当的道德修养和治国水准，否则上天就会降下灾异，甚至君主要受到上天的处罚。就算在今天也是这样，我们普通的民众要求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在处于至关重要的领导人地位的同时，希望他们在道德上也能对国民起到引导和表率的作用，尽管有时候我们的领导人会有某些重要的过时，然而在我们民众的内心深处仍然不自觉地维护着他的形象甚至仍然把它放在心中至高的位置，比如说已逝世毛泽东，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的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建立了新中国，另一个便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然而就是在这两件事中，一个全对，而另一个却全错，甚至错到足以掩盖他的功绩的地步，但是在现在的普通民众的心目中，我们的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的腔调依然没有改变，毛泽东在走下神坛之后的几十年间有正在逐步的走向神坛，这也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它表现为一方面旧的等级秩序以及附着于这一秩序的行为规范已不再能有效地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另一方面，越是出身低层的人越是渴望享有在传统等级制度下不能享有的特权，以显示自己所获得的权力和地位。“八佾舞于庭”、“季氏旅于泰山”等现象就充分表明。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 宪问第十四》）
如果我们详细分析孔子在使用“君子”这个概念时的具体含义，我们可以看出，君子作为一种身份概念在孔子那里是始终一贯的，孔子固然赋予君子这一称呼以更多的道德色彩，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君子概念所固有的等级内容的否定，而是从更高的层次上重新确立了君子在社会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君子在孔子那里首先是身份概念，其次才是道德概念。孔子心目中的道德只能是“君子之德”，即代表贵族阶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礼仪传统和行为规范，而不可能是体现一般人价值倾向和利益要求的普遍性道德。但是有着孔子所谓的“君子”的等级地位的人理应也具有孔子所谓的“君子”之德才对，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的运作中，却实在很艰难的实践，因为在人们直观的理解和认识的领域，并不是所以的出于君子之位的人能够很好的实践君子之德，甚至现实会往往相反，这个我们可以从孔子的前半生孜孜以求的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无人采纳从而“惶惶乎如丧家之犬”中可略见一斑，孔子周游列国的过程中，游说的可都是各诸侯国的国君，他的的社会地位和所应起到的社会作用足以印证他们的君子之位的理所当然的成立，然而却是孔子本人亲自破坏了他的理想和学说，即他们没能像孔子所设想的一样遵行君子之道，不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是自诸侯出，相互征战，扩展疆土。这就隐性的显现了君子概念中的身份层次与道德层次的脱离，这就不自觉地称为儒家思想在现实社会中实践的一个坚实反讽
这里我又想起儒家之“内圣外王”之学说,所谓“内圣外王”即是指：君子内心修养达到儒家所谓的“圣”的层次，而外则能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应该说这种思想当以孔子提出的修己安人说为滥觞和雏形，然实际上内圣的人不可能达到外王，外王之人也不可能达到内圣，孔子在当时春秋时期就已经享有盛名，就其所整理的古籍和提出的学说，在就其所达到的道德境界，应该说应达到内圣的境界，然而却没有一个诸侯国愿意真正的采取他的主张来治国，往往是阳奉阴违这颇多，从而使他无从达到外王的层次，因为古代君国一体的社会，文人士大夫的政治理想的实现必须借助于君主之力，得到君主的重用才能得以施展和实现，否则要麽退而修其身，向晚年的孔子，要么执著于现实碰撞而至于死，如屈原，从管中国历代王朝，往往是失意者居多，而真正能施展自己满腔抱负而有所作为的则是凤毛麟角。这种儒家理想道德人格的君子之道的现实遭遇从另外一个层面上反映了儒家自身理想人格的破裂，任何一个学说与学派都无法克服其自身所固有的局限性，而与现实完美的融合，这也告诉我们对于真正的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的追求与探索当菠菜各家之长，左右逢源才是。
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仁义的观点固然的占着相当重要的位置，也理所当然地纳入到君子的内涵之中。君子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方可说起遵循了儒家的忠恕之道，然而先秦儒家的创始者们并没有把君子的忠恕之道仅仅停留在理论的阐发与系统化上，而是相当的重视实践的运用与成效，如孔子曾经说过原理相类似的一句话：诵诗三百，授之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宋代的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程子更是道:读论语，又读了全然无事者，又读了后，其中的一两句而喜者，又读了后知好之者，又读了后，只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因此在儒家看来，对于君子之道全然心悟，而后用之于政达、专对四方才是根本。然而这个儒家苦心经营的学说却被道家的庄子贬得一文不值，庄子认为：儒家所提倡的君子的仁义观并非真正的仁义，乃是一种内藏功利之心的仁义，是一种假仁假义，而庄子所提倡的是一种大仁大义——超越功利之心，儿童是相对于儒家的仁人君子的概念范畴，庄子提出了“真人”“至人”“神人”的概念，并进一步阐述道：“真人无己，至人无功，神人无名”这样从追求的理性人格的层次与境界上，道家不知比儒家高了多少倍。因此就在儒家学说正在初步形成的同时，其最终归宿问题的表述就受到了道家的严重的威胁和挑战，被儒家描绘得高乎其高的君子意象在道家的“真人至人神人”面前就显得相形见绌。然而就我的理解来看，倒是儒家的君子意象在现实中跟容易受到普通民众的倾爱一些，因为道家的“真人至人神人”的概念就算是有一定修养的文人士大夫也难以望其项背，更不要说是普通的老百姓了。
孔子之所以经常从道德角度来评价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差别，其目的并不仅仅在于使君子与小人成为不同道德境界的人格象征，更是为了突出君子身份的优越地位，以确证等级秩序和统治关系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毕竟，孔子所理想的社会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政不在大夫、庶人不议”的有道之世。因此，纵然孔子的君子之道有着众多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对于我们的当今社会，与人的修养和国家的建设，民族文化品格的提升人士有着积极的价值和意义，关键我们的国人要有着对民族传统文化扬弃的胸襟和拿来主义的气魄，如果真能这样，那么我们民族的真正的复兴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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