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一部诞生于特殊历史时期的伟大历史作品，作为主要写成于汉武帝中前期的历史著作，史记无疑是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转型时期最后荣光的见证者。这种见证包含当时社会形态的诸多方面，而对于政治思想在这一转型时期的特点的展现无疑在史记的历史叙述中有着核心性的地位。
汉武帝中前期是整个汉朝历史最为辉煌的篇章，实际上也是一个更大历史单位的最后高潮，实际上，汉武帝时代完成了从战国中后期开始的中国从上古的政治形态向中古转变的一系列历史变化，这可以概括为从氏族政治到国家政治的转变。上古的直接由原始社会血缘氏族转变而来的政治形态向以专业性政府为标志的国家政治的转变在宏观上表现为从血缘隶属制的国家组织形态向中央集权，、以下放的职业政府机构为主体的国家组织形态的转变，在微观上表现为选官制，常备军制，以及国家文化规范典籍的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的变化。以上的一系列变化从战国中后期齐以及晋三家的政治军事改革开始，到秦国推行的过分先进的法家的国家理论，再到汉初的反复，最终由汉武帝以强势政府的形象以一系列从国家意识形态到具体的政府操作规程与律法的各种措施最终完成，形成了一条长达数百年的明确的社会政治变化链，也同时伴随着政治思想不断变化，而处于这一长链末端的史记时代的司马迁的政治思想，无疑有着这一系列政治思想变化的印记。
这可以从实际的体例出发进行考察，笔者曾经对史记与前世以及后世史书在体例上的一个明显差别做过一定的思考，即世家问题。作为纪传体史书，世家是史记所独有的一种记述体例，在紧接着史记的汉书中，这一史记中主要体例即被取消，后世史书再无恢复，而对于前世史书的比较中，虽然纪传体为史记首创，但是从记述内容上，以往的史书的基本思路均为对多个政治核心人物进行记述（实际上就是诸侯与相当于世家记述的具有独立政治实力的权臣集团），而一般没有体例对应在政治上作为记述核心的政治人物如史记中的本纪，也就是说，史记将次于最高统治者的政治实体作为一种独立的历史记述对象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实际上可以认为是这一时期特殊政治思想的表现。首先考察与前世史书在记述思路上的差别，我们可以作如下的认识。尽管有大一部分的前世史书是完成于上文所说的政治变化链开始以后，即战国中后期。但是史学实际上在文化形态上是具有滞后性的，在汉文明中作为一种以纪录为主要目的的文献学科（相对于多元化分析研究型的希腊罗马史学传统，两者在目的，视野，背景上均有差别，现代史学个人认为是希腊史学的学科延续，而中国史书传统中的史学是否是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是值得怀疑的），史学的文化模式无疑首先植根于之前的文献所能提供的部分（一种以纪录作为主要目的的学科必然需要较为成熟的思想模式与方法，这就决定了模式的滞后性，这和以希罗多德为代表的希腊罗马分析性史学正好是相反的，后者以归纳文化（没有想到更贴切的词，暂用文化这一说法）模式为目的，在思想模式与方法上也就相应的具有前瞻性），所以这些史书体现的依然是我们所说的上古（先秦未必准确，但基本不包括秦这个在政治上过于激进的失败范例）形态的政治思想，而这种思想体现为以血缘为核心的分封制列国政治下政治核心的缺乏（甚至似乎没有足够证据显示商周天子拥有和相似日本战国时期天皇宗室所拥有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上的绝对核心地位，虽然还没有读到足够好的关于先秦政治学的著作，但是这一时期缺乏先在的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似乎是可以认定的，而且按照施特劳斯的政治学理论，在真正跨地域的政治结构没有形成之前，文化也必然是缺乏中心的，尽管孔子讲崇周礼，但似乎没有直接证据说明在礼崩乐坏之前商周天子拥有足够大的政治与文化权威，成为整个政治结构中的核心并形成政治与文化上的向心力），在这一时期的史书的政治视野中，不存在或缺乏足够明晰的政治核心概念成为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很难认为他们眼中有大的国家意识，而更多的是以氏族或宗族视角作为出发点。而史记则出现了本纪和世家两种实际上在政治思想上迥异的体例。本纪的出现无疑是一种核心化的政治视野的出现，史记与前世史书截然不同在各个它记述的历史时期中寻找国家政治的核心并作为其他记述体例的结构总线。而与之相对的，世家明确的将次一级的政治实体作为记述对象，无疑也明显的体现了政治思想的变化（本来这里想用科层国家观念的形成，但是似乎也缺乏很好的证据说明它就能够等于政治学里的这一概念，但在政治思想上宏观层级概念的产生与固化是毋庸置疑属于由战国至汉武帝前期这一时段的）。
而与后世史书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得出这一时代在另一个方向上的特殊性。这一对比在于《汉书》的比较中尤为明显。史记与汉书所相差的年代并不长，但汉书虽然处处以史记为模仿对象，却取消了史记在记述上重大体例创新——世家。汉书是一部有名臣而无将相的纪传体史书，作为史记重要记述对象的分封诸侯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但相当于诸侯的具有政治实权的功臣在叙述上也有了完全不同的叙述角度。汉书几乎没有对于地方实力人物的专门记述（贬损地方豪强的记述是有的，但显然没有作为全书的核心结构之一存在），但这却是史记最重要的记述对象之一，史记十分擅长对于政治斗争的记述，而这无疑要大量记述具有政治实权的人物，但这一点在汉书却大大的弱化。而且，政治斗争在史记中色彩并没有很强的倾向性，司马迁着力写作的《魏其武安侯列传》尽管对两个政治实权人物激烈的政治斗争进行了详尽而精彩的记述，但实际上没有鲜明的对其中任何一方体现出的喜好倾向，而是以一种两雄相争的故事模式进行的记述。但是相应的，在汉书中很少有这样对于多个实权人物的斗争的记述，即使有，如《酷吏列传》中一系列政治斗争的记述，也往往以一种谴责的态度进行。与史记以事件为核心的记传方式相比，汉书却更明显的采取了以人物为核心，事件成为了人物典型性，即名臣特性的标注，王侯将相一类的实权政治人物在汉书中彻底被帝权政府中的职业化的官僚，也就是名臣代替了。这实际上很明显也是史记时代政治思想形态与后世的一大区别。如上文所说，史学是一种在文化形态上相对滞后的人文科学，尽管汉武帝时代基本完成了大一统的国家形态的建立工作，但是在司马迁所代表的文化形态上，上古的氏族具有的分布式的对于政治的认识方式依然存在，王侯而非职业化的名臣是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眼中的政治明星和当然的主角，而名臣在政治意义上成为主角需要依赖于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形态的深入人心，在这一交接时代，这样的政治文化显然很难完全诞生。司马迁时代的政治思想是带有氏族特点的，屈原式的宗族化的政治观点在司马迁那里并没有完全被更抽象的职业政府和大一统的中央意识形态所取代，我们也不能认为同一的国家概念已经取代了战国时的非中心化的“天下”。可以这样说，司马迁所记述的依然是他眼中的开始带有整体内聚色彩的“天下”的历史，而不是华夏族或大汉朝统一的大历史，而汉书在政治思想上无疑要比史记在这一方向上前进了很多。这也就解释史记与汉书在体例，以及记述思路上存在的某些差别。如果举三本史书作为这一系列政治思想以及结构变化链条的标杆，那么《战国策》标志着开端，《史记》标志着接近完成，而《汉书》则标志着整个演进结束以后的政治文化形态。
史记的特殊历史地位与汉武帝时代特殊的历史地位是交织在一起的。史记作为中国纪传体传统的开始，同时也是中古政治时代的第一部史书，这种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政治思想上的体现尽管仅仅是一部分，但中国史学的政治第一的记述传统，却使这种体现起到了十分核心的作用，可以鲜明的体现整个中国社会文化形态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转折与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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