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代尔在长沙说，伟大之城必有伟大之大学，湖南大学应当成为一所伟大的大学。作为一位年老的客人而言，他只不过说了一句已经无数次送出的客套话。然而，如果作为听者的我们还没有忘记自己那高贵的血脉，还没有放弃自己崇高的梦想的话，我们的心灵必然会感受到一种悸动，一种面向历史的惭愧、面向今天的痛苦和面向未来的冲动。虽然今天已经是一个充斥着平庸与媚俗的社会，但我们的记忆中仍然保留着一些散发着古典光辉的词语，并为之而感动，比如说“伟大”。
大学，是一种伟大的传统，它的精神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西方有柏拉图学园，东方则有孔子帐下的三千弟子。而在12世纪的欧洲，当少数私人教师与世家子弟开始聚集起来在一个个讲坛上重新去发掘上帝之城外的精神世界时，开启人类心智的任务从修士转交给了教授，为人类精神立法的权力从修道院转向了大学，从而为人类带来了一场知识的革命，最终是生活的革命。而几乎与此同时，在东方的土地上，书院也在塑造着自己的伟大传统，在名山坛席间培育着另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的文明与美德。岳麓书院，就是这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而东西方文明在十九世纪展开的全面碰撞，以及随之而来通过现代科学所发生的征服与被征服，使得书院与大学在上个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全面的融合，博洛尼亚、牛津、剑桥成为了知识上与制度上的楷模。
当中国的大学开始自己的传统的时候，上世纪初，一位天才的大学立法者君临了古老帝国最后遗留下来的一方土地，并将其塑造为新时代的开创者，为新的中国的建立提供了无穷动力。这就是蔡元培，北京大学的校长。时至今日，他仍然几乎等同于中国大学校长的同义词，人们还不时地用“蔡元培”这三个字来拷问他身后的所有中国大学校长，尤其是北大校长。而面对那个时代的传奇，确实，今天的北大以及其他的中国大学都应该为自己的庸碌无为甚至是无耻的怠惰感到惭愧。
但是，我们在将蔡元培所创立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奉为圭皋加以崇拜的时候，千万不可忘记了更重要的一点：蔡元培所提供的自由乃是一种强力之下的自由，在谦虚之下隐藏着强大，他是以一种君临天下的气魄来到了一所仍弥漫着老迈帝国腐朽之气的堕落中的大学，并依靠自己的睿智与坚忍，使自己的意志穿透了那些朽木死灰，以雷霆万钧的气势裹挟着整个学校奔向死亡的火焰——然后涅磐，新生！我们切不可只记住了他创造的那个自由而诗意栖居的家园的温馨，而忘却了为创造这个家园而进行的大刀阔斧的征服。十多年之后，在弗莱堡大学，一位哲人对此做出了理论的解说。海德格尔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的就职典礼上，他以无比的激情说到：“一个人，当他就任一所大学校长之职时，就意味着这个人要从智识和精神这双方面来领导这所大学。”重要的在于后者，伟大的大学传统总是由校长在精神而不是智识上塑造的。
这些，似乎属于已过去的精神贵族的时代，而我们生活于今天的民主时代的大学。在民主的雅典，城邦认为哲学家在思想所中研究的东西不但无用而且更可能有害。今日的大学之不同于思想所，就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这一波无法抗拒的民主潮流所覆盖，而至少也是在相当程度成为了民主社会内部而非边缘的一环。民主时代人们热衷的那种实用的物质性的精神活动，已经被吸纳、包含在大学之中了，甚至一个大学之存在，其“合法性”或“正当性”还来自于此。因此，我们看到了在复旦大学发生的将哲学系千万美元捐款易主法学院的戏剧化事件（悲剧？喜剧？）。当在智识上的研究不断深入的时候，中国大学却发现它们所背负的精神困境愈发沉重，正如克鲁曼称法学院是“迷失的法学院”一样，全都成了迷失的大学。
如何走出大学所背负的精神困境？海德格尔这样说：“作为校长的追随者，教师和学生惟有真正并且共同扎根于德国大学的本质，才能苏醒过来，获得力量。然而，只有当追随者的领导者首先并且时刻追随那个不可动摇的精神使命时，德国大学的本质才能获得属己的清晰、等级和力量，也正是这项精神使命给德国民族的命运打下这个民族的历史烙印。”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段话中的“德国”二字直接替换为“中国”，甚至显得更为准确，因为中国的大学从来就不是自己生长起来的，而是作为对这个古老民族的一种拯救力量被引入。因此，其精神使命就是为这个民族廓清属于他们自己的民族问题，确认这个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担当。其本质功能是通过对学生的培养来完成的。正如牛津大学校徽上所镌刻的格言“美德即高贵”，我们所渴求的并非培养丰衣足食的工匠，而是培养那些我们认为足以构成我们人性中伟大和高贵的素质，并由此来承担起为中华民族的命运打下这个民族的历史烙印的精神使命。只有发现并坚守这一使命，校长才能成为一所大学真正的领导者，领导这所大学成为一所伟大的大学。
在今天的中国，拥有着“大学”的名称者多达数百所甚至上千所，但还鲜有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本质之所在者。在岳麓山下，继承着岳麓书院千年一脉之传统的湖南大学，多年来不仅与其他的大学一样充满彷徨与迷乱，而且因其暮气沉沉而表现得更加不思进取与不知所措。而作为岳麓书院的继承者，湖南大学的校长、教师和学生，本应当比其他大学中的同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并扎根于大学的本质。因此，在这所大学即将走入自己的第1030个年头或者说改制后的第103个年头之际，为了昔日荣光的再现与走向新时代的新生，他所迎来的新任校长，应当成为一名真正的领导者，智识上与精神上的双重领导者。
对于我们的这位新任校长，我们毫不怀疑他在智识上领导这所大学的能力，但我们更迫切地期待着他在精神上的领导，期待他率领湖南大学在追随不可动摇的精神使命中获得属己的清晰、等级和力量。而这，需要一场变革。此种历史所要求的变革并非那种今天常见的经济学家、社会政策学家们所乐于讨论的锱铢必较的利益得失所引导的技术化改变，而是一种古典式的以正义与美德作为指引的大刀阔斧的根本性革命。就如同北大在1916年所做过并在2003年所试图做的那样，将自己体内那些历史沉淀下来的肿瘤彻底割除。
要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不在于知识而在于美德，需要大学的领导者表现出勇敢、坚忍、审慎与坦诚，敢于直面惨淡的现实，并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是必须得到的，什么是必须放弃的，甚至要如同施密特告诫政治家的那样，把分清敌友作为自己的第一位任务，要勇敢地与那些在大学肌体上生长起来的并借助于大学自我繁衍的寄生群落和那些在大学的圈养中迷失为精神侏儒的市侩知识分子为敌。只有经历如此的改革，湖南大学才有可能实现对于一所真正的大学而言所必须的“自我统治”，自我确立自我的任务和本质。作为校长的追随者的教师与学生组成的联合体，才有可能如海德格尔所言，自己担当起使命，自己决定实现使命的道路和方法，以使自己成为自己应当所是之人。也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湖南大学才可能真正地宣称自己是岳麓书院的继承者，是属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大学。
我们正经历着一个激荡的时代，虽然这个时代充斥着各种堕落与混乱，但历史上的伟大时代往往也都是如此，譬如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希腊。如果我们真的走向一个伟大的时代，必然要求伟大的大学的产生。因此，虽然谈论这些显得那么不识时务、泥古不化，而将这样的希望寄予湖南大学也显得那么缺乏自知之明，但我还是要写下这篇文字，这篇梦一样的文字，也许更适合称为诗歌而非论文。尽管“伟大”只是一种梦想，但只要认识到了自己所要担当的使命，光荣和伟大就在这个新开端之中，柏拉图已经告诉了我们：一切伟大的事物都矗立在暴风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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