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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林志 http://www.taohe.com 2004/01/28
上世纪90年代，余秋雨携一本《文化苦旅》横空出世，大踏步中国文坛，刷新了一个彻底平庸和彻底苍白的时代。有人说，《文化苦旅》是一条河系，在星光灿烂的中国散文的天空里，其中的每一颗星星都散发着一种魅力非凡的深不可测的光晕。有人称余秋雨是20世纪最后一位大师级的散文作家，是开一代散文新风的第一位诗人。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人争读余秋雨。紧接着，《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5月）、《秋雨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9月）、《霜冷长河》（作家出版社，1999年3月）、《行者无疆》（华艺出版社，2001年10月）等相继问世，余式“文化散文”被人们口耳相传，而余秋雨本人也俨然成了传媒争夺的骄子和时代文化的代言人。他滔滔不绝谈论中国文化在当前的状况以及在21世纪的走向，扮演着无所不知的预言家的角色，他似乎成了一驾将中国文化拉向复兴的马车（余杰语）。但令人遗憾的是，余秋雨这些在相当程度上由于各式炒作而使声望越来越高的散文作品，事实上已成为对中国散文的一次精致的谋杀，在所谓的“文化散文”的包装下，其实是既见不到文化也见不到散文，只见到对散文这一文体的致命的颠覆。更为可怕的是，这种对于散文的颠覆和谋杀，因为余秋雨本人的名气，竟然被相当多的读者和评论家嗜痂成癖般地当成是对散文的开拓和拯救（1）。余秋雨先生俨然成了中国散文的救世主和庇护神。
自余秋雨踏上香港凤凰卫视的“千禧年之旅”列车，一路走来，面不改色地走向未来，仿佛成了一个敢于独步于遥远的旷野，一个敢于把世界上任何一片土地都放在脚下的文化使者，所到之处，都大立特立“文化”牌坊。2003年倒数几天里，余秋雨被聘为笔者所在的全国两所培养广电类专门人才基地之一的传媒学院特聘教授，俨然是文化与传媒的珠联璧合，文化与传媒俨然因余秋雨而得达成了最佳的联姻。在他所做的《现代传媒人的文化人格》的讲座中，大谈特谈文化与人格密切联系。在文化人格结构上他讲了5点：1是整体思维;2是道义敏感；3是有效判断；4是证伪能力；5是形势直觉。“文化”的意义，外延很大。它可以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 ”，却与人格无关。小而言之，“考古学用语，指同一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综合体”，在这里也找不出人格来。再小一点，“文化”就是知识，还是不行。现在说文化人，相当于说有知识的人，那就多了，也不合余秋雨先生的要求。
余秋雨心里总有一种文人情结。正如在《千年庭院》中，他用饱含深情的笔写道：“我是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传递文化。因此，当我偶尔一个人默默省察自己的生命价值的时候，总会禁不住在心底轻轻呼喊：我的老师！我的学生！我就是你们！”就像传播圣火的使者，余秋雨带着文化使命一路走来。整个报告厅被围得水泄不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余秋雨着实又高潮了一回。那些手捧着余秋雨著作围着他签名的和一丝不苟记录着他的讲演的青年们，有谁会想到他们尊崇的，温文尔雅的余秋雨，妙笔生花的余秋雨，却是对中国散文一次精致的致命谋杀呢？站在中国文明的高台上，余秋雨却跌入了衰败自负的深渊。
然而，余秋雨终究是要倒掉的，余秋雨散文也是要倒掉。余秋雨因他的“文化散文”而倒掉；余秋雨散文因余秋雨而倒掉。种种铁的事实如一道道紧箍咒，将加速口口声声不忏悔他的文化散文的余秋雨先生的倒掉和速朽。余秋雨现在是文化明星，在开始阶段，他对于我们的趣味是有益的；因为他的“文化散文”掀起了散文热，使我们的眼光能够投入到以往没有十分注重的东西，这不仅对文坛是一种促进，对于整个社会与市场也是一种促进，对于我们的趣味更是一种促进。但就像任何事物都会发展一样，当他被市场推到一种明星的地位时，他已起了某种变化，“余秋雨”这三个字，已经成为市场—明星—大众文化—时尚—市场中一个环节，这三个字已被市场异化了。此时的“余秋雨”不再是他本身，他是市场的“杰作”。不管是我们创造了“余秋雨”还是市场创造了“余秋雨”，作为一种明星，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时尚，它迟早会被淘汰，这一点毋庸质疑（2）。
现代传媒良莠不分、一哄而起的拙劣炒作，使“余秋雨现象”成为与中国文化传承和中国文化精神相悖逆的现象。越来越浓厚和得意的作秀扮演，使他与一心想树立的“中国文化散文大师”相去甚远。既要做导师，要做大学者，又要名播天下，流芳后世，其任重而道远，然而过度的表演却是对他自己心中理想的无情亵渎。余秋雨却巧妙地借助于媒体的炒作，把自己包装成中国大学者的形象，其著作也被包装成了中国散文文化的正宗。精英文化成了“包装文化”，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余秋雨散文无非是皇帝的新衣包装着的一些滥情和浅薄的东西，这又恰恰迎合了现代人的胃口。余秋雨散文还有它生存的土壤，自然还可以生存下去，但是这种不正常的土壤终究是要消失的，余秋雨就会如同他兴起时那样被灭掉（3）。
散文读者整体水平不高也是余秋雨散文大为盛行的原因之一。学者出身的余秋雨为他的散文创作提供了“渊博的文史功底和丰厚的文化感悟力”以及勇气。历史利用文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但语文基础知识的缺乏，对语词望文生义的理解和对自创新词的盲目自信使他的散文最终真正成了“文化的碎片”。余秋雨散文的先天优势就是这些碎片，这些由学者收集而来却没被散文习作者用好的文化与历史的资料，在文中反客为主发出耀眼光亮。古人留下来的金镂玉衣，是用金丝线把玉片连结而成。如果把散文比作一件这样的玉衣那么在余秋雨的散文中玉片是早有了，他缺的就是那根金丝线，他现在用的简直就是草绳（4）。草绳是速朽的，所以我们大可守株待兔般等待余秋雨连同他的文化散文倒掉的来临。
不论是《文化苦旅》还是《山居笔记》，文化人成为一个载体，他们承载了中国历史中重要的具有生命力的部分，他们承载了文化散文的所有线索，他们承载了文化的价值。也正是这个载体，使文化散文在表面上脱离了大众文化，成为精典散文的一员。但是，这种表面的辉煌却无法掩饰内象的煽情，所以我们大可以说余秋雨散文无非也是大众文化的边缘球，余秋雨散文充其量是煽情散文。煸情是大众文化必不可少的。其紧要之处在于能够在与大众交流时点燃大众的激情。而煸情与艺术本身的激情是有区别的。艺术的激情往往是内敛的，需要读者仔细体味的。比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诗中呈现着一种优美宁静的境界，诗人在写作中并没有考虑要如何地激动读者，而只是用心地写他的诗，读者在这种诗句与氛围里，是容易被真正感动的，这是艺术的煽情，也是艺术的魅力。而煸情是不同的，它在一开始就是有目的的要激起读者的感情，有了这种感情，才能使主观意义上的读继续下去，成为一个完整的阅读者。它只需要技巧，一种文字上的游戏。余秋雨文化散文的横空出世，正是因为作者娴于此道。《文化苦旅》一反小女人小男人的笔触，以学者姿态为基轴，以山水风物为载体，以文化灵魂为契机，以历史命运为己任，带着一点孤傲，带着一点殉情，在大家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东西之外，加进来一些道听途说的佐料。在大家大嚼汉堡包和其他一些甜腻腻的西餐时，他却精心打造了一道地地道道的中餐，让人食之嘴软。余教授不愧是研究观众心理学行家，实在是太聪明了。他利用文化散文制造了一种陌生感，文化的散文使它不同于其他散文，散文中的文化又使它带上一点脱俗的意味。这种投机取巧的小聪明，是只有余秋雨才制造得出来的，它与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早以南辕北辙了。一种远离真实的东西，一种脱离文化的东西，一种煽情的东西，它到底能够走多远，它的生命意义有多伟大，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如果说《文化苦旅》谈山谈水，《山居笔记》谈史谈鉴，尚带点清高的知识分子卖弄学问的架势，到了《霜冷长河》中，余秋雨则完全剔除了身上的精英文化因子，完完全全的变得世俗与功利了。因为这本所谓的“文化散文”看不到一点文化的影子，而成了一本既非文学又非文化的大杂烩。有人毫不留情指出，这是“一个庸俗人在谈人的庸俗”，“一个世俗功利的人谈世俗功利的人生”，“书中众多文章充满了大师气导师气和浓重的个人恩怨、人身攻击”。其所谓的谈人生却总是以自己为中心，个人恩怨、怪戾怒气充分介入其中，所谓的经霜后的中年不是理性的冷峻，而是浮泛的无聊了。《霜冷长河》最终不过是一本市侩味十足的庸俗读物。有批评者一语破的，文章看不出增删，看不出润筛，更看不出心血的沉吟；行文失去了情感顿挫、岁月跌宕，文字沦落了文采风华，沉思韵致，所谓的风流蕴藉，书卷弥漫则更是随着余秋雨告别书斋而烟消云散。《霜冷长河》的出现事实上是余秋雨与精英文化做了一次真正的告别，那么，余秋雨连同他的所谓文化散文也将结束了罢？我想这一定的。
虽然很多人都在批判余秋雨，然而我心里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他倒掉，连同他的文化散文倒掉。
一、霸道而无气——文风和态度的霸道却掩饰着本身的虚张声势
朱国华在《别一种媚俗》很精辟地说道，余秋雨散文的基调“永远具有学术权威口吻的居高临下，遗老遗少式的吊古伤今，牧师布道时的悲天悯人，并且还夹杂着旧式文人特有的似乎聊充派遣之用的故作通脱。”权威驾驭着文风，遗民决定了态度，余秋雨散文没有半点真诚，而没有真诚的散文充其量是空中花园，好看却缥缈。故作感伤是煽情，故作通脱是伪情，煽情与伪情和余秋雨发生关系，就变成了余氏矫情。
如果说《文化苦旅》多少还带有些文化内涵和品位的话，《霜冷长河》简直就是作秀，昭示着余郎才尽。浪漫没有文化来释放，悲壮没有历史再可以负载，于是余秋雨选择了另外一种手法：在造作里虚伪，在虚伪里造作。而这种不负责任的，天马行空般的余氏笔法，却是一种再也保不住的虚幌，再也掩饰不了的虚张声势：
“中国的土地那么大，中国的词汇那么多，大家居然统一得那么准确，可见在文化人格的一些基本概念上，仍存在着稳固的共识。即便粗粗一打量，大家凭着直觉就可判断出眼前这个人的人格定位。壮士，能被素昧平生的远近同胞齐声呼喊的壮士，实在久违了。
华夏的山川河岳本是为壮士们铺展着的。没有壮士的脚步踩踏，它们也真是疲塌多时了。松松垮垮地堆垒着，懒懒散散地流淌着，吵吵嚷嚷地热闹着。突然，如金锤击鼓，如磐石夯土，古老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壮士，他来了。迟到了很多年，又提前了很多年，大地微微一颤，立即精神抖擞，壮士，他来了。”（《壮士》）
余秋雨的霸道还表现在把别人的批评意见一概拒之门外，而对别人却又毫不手软。在《文化苦旅》中始终缺乏一种强者形象，这是否也恰好折射了余秋雨的内心世界的悲弱呢？在《道士塔》里有一句：“‘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活生生的一个跪着的灵魂。
最初看到《抱愧山西》这一题目，我大吃一惊，还以为余先生做了什么对不起山西人民的事，心里很内疚，于是来书里面悔过。赶忙看完，扬扬洒洒万余言的一篇文章，主要讲山西人的“生意经”。余先生抱愧的地方在哪里？文章一开始说：“我在山西境内旅行的时候，一直抱着一种惭愧的心情。长期以来，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国特别贫困的省份之一，而且从来没有对这种看法产生过怀疑……”原来他一直把山西看成是我国最穷的省，而且这个观点一直在自己脑海里盘亘，结果是山西不是最穷的省，治学严谨的余教授心里难为情，于是就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情，单是哭哭啼啼还不够的，余教授要把这种感情上升到一种文化的高度。抢占了文化的制高点，从文化的高度来“抱愧山西”。所谓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余教授一抱愧，就知泣鬼神感天地。单单就是这几十个字，当然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但是纵观全文，虚张声势，韵味全无。
二、猥亵而无耻——语言和情节的低俗却包含了心灵的恬不知耻
在余秋雨散文中，总是充斥着一种自以为是的浪漫色彩，他似乎想在学术散文背后，用一种诗性思维来强调，强调什么呢？强调自己的浪漫情怀，抑或是江南才子的风流秉性。于是，在有意与无意之间，他的散文弥漫了意淫心理。
在《牌坊》里有段：“孩子们渐渐大了，已注意到，女教师们都非常好看。她们的脸很白，所以一脸红马上就看出来了。她们喜欢把着孩子的手写毛笔字，孩子们常常闻到她们头上淡淡的香味。‘你看，又写歪了！’老师轻声责备，其实孩子没在看字，在看老师长长的睫毛，那么长，一抖一抖地。”本来牌坊是一个很郑重很沉重的话题，作者却以一种欣赏的口吻，发散的思维来描写自己儿时暗恋过的女教师。行文庄重不足，意淫有余。
像这种例子，《吴江船》里触目即见。“女子游泳，在城市游泳池里屡见不鲜，但在这里却引起了巨大的骚动。她们平时穿着破旧衣衫下田，繁重的农活使他们失去了性别。每天，在田埂上，当她们挑着绝不比男学生轻的稻担迎面走来的时候，男学生从来没有想到这是一些青春灿烂的姑娘。现在，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座座略带腼腆的生命杰作。风撩了撩她们的散发，她们的步子轻轻盈盈，如踏着音乐，向太湖走去，走进波提切利的《维纳斯诞生》里边。男学生们被震慑了，刹那间勾起了遗失的记忆，毫无邪念地睁大双眼。他们和她们都20余岁。此后的日子，渐渐过得暧昧。”
好一个浪漫风流的江南唐伯虎，因为忘了性别，所以引起巨大的骚动，并且被震慑；继而又失忆复活，虽然毫无邪念，但是日子过得暧昧。如果我上述逻辑成立的话，天那，我倒想问问锦心绣口的余大教授，你这是什么东西呀！
接着，“把她打捞上来时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一个胖乎乎的男卫生员连忙做人工呼吸。折腾了一会毫无效果，卫生员决定直接给心脏注射强心针。她的衣衫被撕开了，赤裸裸地仰卧在岸草之间。月光把她照得浑身银白，她真正成了太湖的女儿。”一个漂亮、热情、善于交际的女学生，受审继而失踪后，在湖边找到她纱巾的是“几个男同学”，做人工呼吸的是“男卫生员”，为了注射强心针，“她的衣衫被撕开了，赤裸裸地仰卧在岸草之间。月光把她照得浑身银白”，这是在抢救人还是在怎么的呀？我没有经历过那种年代，所以我宁愿相信确有其事，余秋雨说的就是在抢救，没有猥亵，没有意淫。但是，根据我所认识的过来人对我所说的，在那个年代，碰见这种情况，避嫌犹不及，哪里还敢撕破其衣裳，看一个女性垂危时的赤裸裸呢？
三、流氓而无状——历史与灵魂的拷问却拒绝了自身的历史忏悔
近来，对余秋雨的各种批评已经成为中国文坛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新千年伊始，青年学者余杰的新作《想飞的翅膀》出版，对余秋雨的批评再度升级。余杰在新作中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中称余秋雨为“文革余孽”、“才子加流氓”，批评矛头直指余秋雨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 余秋雨说：“别再担心我历史上有什么严重问题”。是的，一来历史已经成为历史，法律不预追究；二来余秋雨已是文化名人，没人能奈何他；三呢，就是请各位不要再老是抓我的痛处了。给人的感觉就是余秋雨一提他“文革”的历史就特别敏感。这些年来，凡批评文化散文的，他可以置之不理，但一涉及“文革”，余秋雨火气就来了，这从他频频为之辩解中可以看出。
张伯存先生很客观地评价说：“在求索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上，在反思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历史命运上，余秋雨是一个拷问者，他有着拷问者的焦灼、痛苦和愤激。”然而，真正的拷问者，自己也应当同是受拷问者。由于“受拷问者”身份的缺席，使得余秋雨散文本来能够达到的思想力度严重被削弱了。历史出现了断裂，人格出现了断裂（5）。张育仁先生亦写道：这种拷问不会救赎任何一个灵魂，而只能将其推入灾难的渊薮中。拷问者就是判官，就是行刑者，他们居高临下，口含天宪，是无须拷问自己的。（6）
对于余杰死死抓住不放的文革问题，余秋雨玩起太极，他理直气壮地说：“关于文革，他们说的那些材料是伪造的。他们始终抓住一个叫‘石一歌’的事情，说我是其中一个。我倒想问一下，‘石一歌’的哪一篇文章出自余秋雨的手笔，请拿出证据。石一歌小组的那些人也都还在上海，可以去问一问他们。 这里面有些基本的疑问很多人不去想： 首先，文革过后石一歌小组是经过清查的，清查的时候有余秋雨出场过吗？
第二，文革清查在中国历经了整整三年，可以说每个字都曾经查过。清查结束后，我又没有什么背景，居然作了正厅级的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这难道合乎政治常识吗？
第三，我做这个院长，是全学院三次民意测验第一名的结果。我不是从外地调到上海的，文革中一直在学校。如果我做了什么，全校那么多双眼睛能看不到吗？当时我是中国最年轻的校长，为什么做了那么长时间的校长没人举报我？ 现在石一歌的等级被闹得越来越高，这很可笑。你现在把‘石一歌’和‘梁效’放在一个等级，很多人都搞不清，但在那个时候连在一起就很可笑了。石一歌那时候连外围的外围都谈不上。至于他们在一些学报上找到的文章，当时的署名、写作、文章来源的状态跟今天想的是完全不同的。”（7）为什么会“完全不同”呢？“完全不同”在哪里呢？既然别人写的文章可以署你的名，为什么署别人名字的文章就不能出自你的手笔呢？而出自你的手笔却署上别人名字的又有多少呢？这与前面刚落口的“我倒想问一下，‘石一歌’的哪一篇文章出自余秋雨的手笔，请拿出证据”岂不自相矛盾起来了？
当白纸黑字署上余秋雨自己大名的《胡适传》摆在他面前时，余秋雨更是极尽一教之授之能事，毫不吝惜自己仅有的一点点斯文扫地，他情绪愤激，“我真希望他们能打电话问问我，什么是《胡适传》？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署了我的名字？为什么只发了一个开头不发了？”洋场恶少，上海流氓的尾巴不知不觉或者有知有觉地露了出来。且看余杰的文章：自从毛泽东50年代发起批判胡适运动以后，胡适在大陆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余秋雨的这篇《胡适传》显然是“应制之作”，语气霸道，文风恶劣，以主子的喜好为自己的喜好，以主子的厌恶为自己的厌恶，完全丧失了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
余秋雨在《胡适传》中，对胡适百般辱骂，泼尽污水。例如写胡适刚刚留学美国，“对美国的一切，尤其那建筑在劳动人民白骨堆上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他实在是崇拜得五体投地。看到街上摩托车多，他就站在街头赞不绝口，看到资本家带来了老婆孩子到郊区游玩，他欣慕不已，甚至在宴会上看到晚礼服，他也要击节赞赏一番。这样，他踏上这块土地不多久，就兴高采烈地得出一个结论：‘在这个地方，似乎无一事一物不能由人类智力做得成的。’ ”（8）如果这些都可以让人接受的话，那么后面的事实就叫人忍无可忍了。余秋雨接下来对胡适一首“见月思故乡”的《百字令》结尾一句“凭栏自语，故乡真在何处？”上以弦外之音，他说：“（这）就是说：故乡究竟在哪儿，在美国还是中国，他有点搞不清楚了。胡适差点就说出了‘我不是中国人’这句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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