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池月：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命运随想[转帖]

夕阳秋草

社会转型，当然不会仅限于经济生活，至少它还应该包括政治和文化两个方面。但社会生活最本质的转型应该体现在经济制度上，简而言之，就是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变化。不过历史上很难找到在不借助政治权力的前提下实现的由经济活动本身来完成的转型。罗马帝国灭亡前后的一、二百年间，在意大利的传统农业地区，隶农制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但真正的封建的生产方式的确立，却还是等到了查理曼大帝征服伦巴第王国(推行封建政治制度)之后。同样，尽管法国资产阶级从十六世纪以后就逐渐强大并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但还是直到1830年路易·菲力普登基才算是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而法国也才得以实现由封建的农业经济向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市场经济的转变。在欧洲，类似例子还很多。

　　中国的情况则不然。严格地说，在二十世纪以前，中国的历史上找不到明显的社会经济“转型”的痕迹——两千年一以贯之，就是以农民和地主这一对矛盾为主体的经济结构。至于二千年以前，所谓“东方奴隶制”是怎样瓦解并让位于封建生产方式的，更是找不出十分有说服力的证据，因而，这两种社会形态究竟在什么时候衔接，史学界至今尚无定论。这两千年间，以社会政治形态的变化为主的“转型”倒一直还是存在着，这并不是指标志着财产和权力的重新分配的皇朝更迭或农民战争。在中国，对社会的经济和文化产生全面性影响的决不是简单的政权易手，一次改朝换代如果意味着社会转型，那“型”就不胜其“转”了。然而，在大一统和分裂割据两种状态互相过渡或异族的全面入侵成功这样的政治条件下,却都能发现一些社会转型的迹象。虽然这种政治转型也表现出轮回的规律，但次数有限，而且情况也不尽相同，它至少还反映了同为封建生产方式下阶级内容的变化。只有到了二十世纪以后，才一连发生了两次以生产关系的改变为基础的社会转型。一次是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次就是“初级阶段”市场化。

　　一位饱经忧患的知识界朋友对我说：“一生而经历两次巨大而深刻的社会转型，是我们这代知识分子(大约指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后出生的人)的幸运。”这使我想起吴祖光先生送给我的一幅字：“生正逢时”(他在别处还多次题写过这句话)，两者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在幽默的委婉中饱含沉痛。稍加品味，何尝不能看到泪光中宽容的笑？而且纵向引申，再想得远些，就能发现，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所有可以称为“转型”的时期，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很难成为获益者，相反总是不免要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陷入尴尬的境地。这种情况似乎证明，两千年来，由于在精神底色、社会定位、命运规律等方面表现的传承关系，中国知识分子构成社会学上的一个特定的范畴（系统），它大约和封建、后封建时期的中国历史共始终（至于在新的转型期中成长起来的有学历、有专长的一代，大都由于生存环境、教育背景、知识结构、社会作用的差异而分化到不同的阶层，似不能再纳入上述特定的历史范围）。

　　秦、汉的大一统相对于诸侯割据的春秋战国无疑是一次大的转型(我们姑且抛开封建生产方式此时是尚未开始或者已经结束这一难以认定的问题，单纯从政治和文化层面去考量)。焚书坑儒于前，罢黜百家于后，秦皇汉武，虽各用一端，而斧钺森森，并无二致，倒霉的终归是知识分子，其栗栗自危、惶恐无日的惨状，较之战国后期前辈们的处境，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计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政治架构固然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充当官吏的进身之路，但无论官做到哪一级，精神上的自由度是不能和诸侯国家的土大夫阶层相比较的。士大夫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予取予求，决于一己，对诸侯只承担贡纳钱粮和提供兵力的义务，而官吏呢?却不过是皇帝豢养的家丁走狗而已，稍有闪失，作威作福固再无可能，连身家性命都岌岌乎难保，两相比较，结论不言自喻。

　　不过，儒术还是一家独大了，儒家也毕竟没有辜负汉武帝及其后继者们的信赖。汉代的今文经学的创始者们，把从庄子那里借来的“内圣外王”说大加阐发，从此，“圣”“王”一体，只要是掌握着最高权力的君主，也就是天经地义的圣人，这个提法太让最高统治者受用了，而知识分子就这样自觉地把自己推向了君主奴仆的地位。从此，一套以“忠君报国、经世济民”为核心内容的思想体系把他们紧紧捆绑在官僚政治的破车上，在封建制度的泥途中颠簸了两千年之久。

　　汉末中央政权的分崩离析开始了一次新的政治转型，这一以割据与分治为特征的转型一直维持到隋、唐，时间持续达四百余年(其中西晋的短暂统一不过三十多年，无足轻重)。在这场政治转型中，大一统的格局虽然打破了，知识分子的命运却并未能回复到战国时期的状况。此时，汉儒内圣外王、忠君报国那一套在逻辑上很难成立了，因为：一、北方那么多来历不明的小王国，大都是“五胡”所建立，北魏虽然实现过半个中国的统一，但华夷之辨始终是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心结之所在，他们都不会忘记“夷狄之有君，不如中夏之无也”这句歧视色彩十分明显的话，胡人可为“圣王”乎?恐怕君臣间难得达成共识；二、南方的偏安政权则虽自认为正统，但从汉末以来，篡逆成风，所有的短命朝廷都无颜以忠君的的观念相标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军阀横行的时代，南北统治者潜意识里的自卑情绪，虽成因不一，却表现相同——对于知识分子采取猜忌、排斥、敌视和镇压的态度。尔朱荣一次将数百名“清流”投诸黄河就是一个最极端的例子。

　　知识分子自矜为“清流”实在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所谓“清流”，一是自夸其门阀，一是自耀其文化。两者其实是合二为一的。因为汉朝以来的举荐制度造成的代复一代官吏的近亲繁殖，形成了既垄断政权又垄断文化的“士族”，军阀横行，士族的整体地位必然下降(虽然许多军阀也是士族出身)，作为知识分子，其感受是十分痛彻的。自居为“清流”，无非是对当权者的一点鄙视和抵制意识的流露。儒家的中心观念此时由“忠君报国”向“亲亲尊贤”的方向转移，纲常的废弛便是这题中应有之义。知识分子中任情放纵者、栖隐山林者比比皆是，莫辨真假。中国知识分子远离政治和权力的宣言很难当真，自古如是，何也?其间当然有经济和物质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儒家文化从指导思想上作出了规定：“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这八个字之间是由严密的逻辑关系连结在一起的，前者是后者的前提，一环一环，扣得很紧，就是《大学》里所说的：“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最后还是落在治国平天下上面。这个逻辑过程，民间的通俗说法便是“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所有文化知识的追求和积累，脱离了封建皇权制度的官僚政治，便一无用处。读圣贤书成长的中国知识分子，就算是视富贵如浮云，他也不能不“身在山林，心存魏阙”！南齐的孔稚圭写了一篇《北山移文》，嘲骂那些托名归隐实则慕恋官禄的人，文章固然华丽，态度可不够客观。就算别人的归隐是为了当官而使的花招，又如何?当官的几个不使花招?孔稚圭本人不也做着太子詹事、散骑常侍的官么?所以说，这篇文章的立意有失厚道。

　　新的政治转型是隋唐大一统局面的到来。大王朝官僚机器的规范化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多效命的机会，“经世致用”的潜在的动能又重新发挥出巨大的社会效用。科举制度是李世民为知识分子精心设计的一个陷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每一个读书人从一开始就怀着“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的梦想在这个陷阱中挣扎，当然，实现“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的梦想的机会确实大大增加了，不过失望和毁灭的机率自然也随之提高。武则天一朝，处决的各级官员多达十余万人，但这非但没有使知识分子视仕途为畏途，相反，越来越多的人自觉地往“陷阱”里跳，形成一种飞蛾扑火的效应。唐朝尽管曾造就一个繁荣昌盛的顶峰，知识分子整体命运却并不令人羡慕。不知有多少人终老于科举的赌博不能一展长才，不堪忍受这一命运而寄望于靠显达举荐以求出路者，却要在人格尊严上付出更大的代价(李白就是这样的典型)。在整肃吏治或党派倾轧中被处决被流放或不免有咎由自取的因素，而后来在军阀混战和黄巢的铁蹄下辗转沟壑、葬身无地的则大抵是无辜的牺牲品了。

　　进入五代时期，政治上的分裂割据状态再一次地被相对固定下来。统治中原的小朝廷都很短命，但大体还能维持有效的统治，社会的整体情况，比唐末有了相当的改善。在“中央”，甚至出现过李嗣源(唐明宗)、柴荣(周世宗)这类“明君”，在“地方”(小王国)，则如李昪、钱璆、刘崇、周行逢等都可算是“一时人物”，“做过一些好事”。至于知识分子的命运，当然也远胜于唐末。士族已经彻底灭亡了，中、小地主开始崛起，知识分子的人身安全和经济状况，都比前朝较有保障，仕途也是广阔的，惟一的问题是儒家的纲常伦理学说找不到合理解释的基点。既然不好说，那就少说或不说也罢!统治者需要大批官吏为他牧民，知识分子需要当官以谋求个人出路，双方可说是一种需求关系上的结合，虽然都各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词，但涉及纲常一类的教条是不大提起了，因为几乎没有一位统治者好意思在节操问题上对自己的臣下提出要求，而臣工们也不会迂腐到以节操自勉。对这一点，当时的知识分子还是有共识的，从未互相指责。五代大官僚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冯道，五朝拜相，事主八姓，在中国历史上是创纪录的。他死后，与他一殿为臣的范质(后来还当了北宋的宰相)称赞他：“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如此之高的褒扬，反映了同时代人在节操问题上的相同观点。到了一百年后，欧阳修的评价可就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标准了。他说：“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况为大臣而无廉耻，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冯道……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司马光的指责更严厉：“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智士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或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今道尊宠则冠三师，权任则首诸相……君则兴亡接踵，道则富贵自如，兹乃奸臣之尤……”

　　对冯道的这种各执一端的结论，并不是缘于个人的好恶，而是反映了社会转型带来了价值观标准的转移，它是一种由政治转型导致的文化转型的表现。客观地说，欧阳修、司马光所代表的北宋人的观点，未免过于苛刻，设身处地地为冯道时代的人想得不够。冯道所事的“五朝”(唐、晋、契丹、汉、周)总起来不过三十多年，要冯道从一而终，则意味着他在政治舞台上混不上十年就得“尽忠死节”，这是不是残忍点儿?也不现实。至于“灭迹山林”云云，就算是抛弃了经世致用的圣贤教诲，还有一个谁管饭的问题。“优游下僚”则更难想像，一则“下僚”未必就有理由不忠君，二则“下僚”清苦却又眼巴巴地看着上司颐指气使、纸醉金迷，能“优游”得了么?

　　北宋的知识分子调子那么高，实在是因为他们得天独厚，享有着中国历史上最优裕和宽松的环境。经过宋初的恢复，大约在真宗赵恒时期，中、小地主阶层已经崛起并从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支中坚力量。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队伍不断扩大，他们打破了数百年来豪门士族对文化的垄断。而宋朝的统治者，从赵匡胤开始，一直对科举制度的建设十分关心。为了保证让家境欠佳的远道士子们能够顺利赴京应试，赵匡胤在开宝二年就实行了一项旅费补给制度，对西川、山南和荆湖(当时江南和两广等地尚来统一)的赶考举人，“往来给券”。券，当属一种证明文件，实际上就是凭证由各地驿馆(国营招待所)免费接待。北宋王朝对知识分子的宽厚政策当然不止于此，但这一条确实对大批中、小地主知识分子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持。“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的观念当然不胫而走，并深深打上主流意识的烙印。

　　北宋王朝的知识分子政策至少有这样三个后果：

　　一、大大激发了知识分子的进取观念和创造意识，因而涌现了大批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所以钱钟书先生称北宋为中国封建文化史上的颠峰阶段；

　　二、大大强化了知识分子的奴化意识，从此，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地自我定位为皇权的工具和奴仆，把为皇权效忠服务视为生命的惟一宗旨和至高追求。

　　三、作为皇权的奴仆，不自觉地降低了自我的人格定位，独立的人格精神远不及于战国、秦、汉。甚至实际上还不如乱世的南北朝和五代(乱世的知识分子不少对皇权是抱着鄙视和抵制态度的，就连冯道那样圆滑世故的人也敢于当面调侃顶撞柴荣。)

　　既然是奴仆，就难免为争宠怙权而彼此倾轧，奴才愈集中的地方，矛盾一定愈激烈，于是，贯穿北宋一朝特别是从真宗时开始，政争、党争不断，往往闹得不可开交，这种状况却更有利于最高统治者的驾驭。章献刘太后执政时处理丁渭、寇准两个集团的成功范例，神宗和哲宗对待党人态度上的反复等等，都是最好的证明。

　　宋王朝尽管在国防和外交上是最软弱的，但它却是封建帝国政治制度趋于完善的朝代。在对知识分子的控制上，或者反过来说，知识分子在为皇权效命的自觉性上，达到了超越古人的程度。而且此后，中国知识分子再没有从这种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过。影响后世极深远的理学也只有在宋朝这种历史背景下才会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宽松而优裕的宋代知识分子未必是幸运的，而他们为后代留下的文化影响也未必是值得推崇的。

　　北宋覆亡以后，虽然又经历了百余年南宋与金对峙的格局，但政治观念和文化思想却并未产生大的转化，也许这是由于两个相对稳定的王朝共存，双方都很主动地继承北宋的文化遗产。特别是金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对弘扬儒学的热情丝毫不低于汉人，以至于蒙古人就曾认为金国败亡的原因就在于太宠信儒士而冷落了武将。这话未必准确，但金亡时尽节的大臣、将军、村夫、民妇甚多似乎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一点。从金、宋先后亡于蒙古，直到民国成立，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长期的分裂状态(南明政权似乎可忽略不计)。不过在这个近七百年的时段里，除去明朝的二百七十年，汉人一直生活在异族人的统治之下。虽然也有过激烈的反抗，但由于异族统治者几乎是全面地承传了汉族政权的政治形态和文化观念，“夷夏之辨”很快就让位于“君君臣臣”的原则，知识分子及其影响下的大众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在新王朝统治下做忠实臣民的命运，即使有时不免有“二等百姓”的屈辱感，但总能从其他方面寻求心理补偿，从而维持着情绪的平衡。

　　其实，蒙古人统治下的日子是很难熬的。他们虽然一方面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另一方面却又坚持实行法定的民族歧视政策。“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诚然不错，但蒙古的帝王们的素质和治绩，能称得上“有德”么?当知识分子还在这个问题上依违两可之际，下层群众却已经忍无可忍了。在元末群雄并起的年代，知识分子介入政治动乱的热情和勇气已经远不如秦末、汉末和唐末了，虽然他们作为异族的臣虏本来是更有理由充分利用这一机会改变命运。知识分子的畏葸心态反映了儒家学说长期教化的结果，在权力面前甘当奴仆已被视为天经地义。儒学本来是宗法社会的产物，是维护父权制的思想武器，当它延伸到政治领域的时候，只是在原有的框架上，家上升为国，父上升为君。君父一体，构成了社会权力的轴心。服从这一权力体系是至高无上的原则。所以，做忠臣孝子成为人生的第一信条。儒家的所谓“礼”就是这个脱胎于宗法制的权力体系的全部规范和秩序的概括，而“礼教”的极致就是为人臣、子者独立人格的完全丧失(元、明之际大约正是到达极致的阶段)。而且，最糟糕的是，这是一种纯粹的绝对的权力崇拜。因为，权力本身不受任何原则的约束，也就是说，它的崇高不必预设任何限制性的前提。遇上了一个暴君、昏君，臣子所能做的最极端的事不过是抬口棺材到午门，然后冒死进谏。当然，这也算一种勇气，但敢于这样做的人并没有几个。孟夫子倒是还说过“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其君也”，还说什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是历代的皇帝谁会真正听得进去?到朱元璋开国以后，索性亲自动手，把这些不合口味的内容从教材中统行删去，还为此作了振振有辞的解释，说是不要让荒谬的思想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明朝恢复了汉族人对国家的统治，照理说，知识分子的命运会有所改善。可是事实上，明朝是一个知识分子风气最坏的朝代，无自尊、无廉耻、无气节，都堪称空前绝后。造成这种状况，固然和皇帝的素质有关(可说明代的十五个皇帝中除了建文帝都是人格不健全的人)，而知识分子本身的原因更为主要，他们除了被理学和八股文驯化为奴才和官迷以外，而且在时代所特有的不良社会风气浸染下(好几种坏风气如狎妓、蓄童等就是知识群体所倡导的)，有些人甚至成为典型的社会败类，为人不齿。这些从明朝的历史和明代的文艺作品中都能得到证明。因为知识分子的不自爱，皇帝老儿也就特不把他们当人看。民间士人不说，就是当朝大员，在朝堂被打屁股也是常事，而且甚至还集体被打。金殿上，数以百计的大员们把或肥或瘦的屁股一字排开，廷尉们的板子挥下去，血肉交迸中只听见一片喊娘叫爷之声。从来没有哪个朝代，位列公卿的孔孟之徒会集体蒙羞受辱到这种程度。越没有尊严，就越无耻，所以才会有成百上千文武官员争着给宦官当干儿子、干孙子的怪事，才会有95％以上的朝官向大顺军屈膝称臣的丑事。其实，明朝知识分子早就对朝廷失去了利害与共的责任感，一旦做官，全是短期行为。不捞白不捞，权力过期作废。政权弄垮了，再去投靠新的统治者，是普遍心态。无怪乎后来多尔衮、多铎兄弟只靠几万精骑便可以驰骋天下，底定中国，也无怪乎顺治初年，一开科举，天下士子便纷纷骛至，向新皇效忠。

　　

夕阳秋草

平心而论，来自满洲的统治者对汉族文化和汉族知识分子表现了相当的尊重，这点从对皇室子弟的严格教育上就可以证明。由明入清，谈不上社会转型，但从统治者到广大知识分子，整体素质却有着明显的改善。有学者称有清一代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回光返照时期，庶几有理。这当然不仅仅是清代皇帝的政策变化的结果，从知识分子方面说，物极必反，奴才做到了极点，也许正是自我人格意识觉醒的开始。清初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政治态度很能证明这一点。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们对满族人的南侵当然是持抵制态度的，但他们后来却能在达成一种默契的前提下与朝廷相安无事，自己虽然不应征辟，但也并不反对门人出仕。这大约和他们潜意识里的某种政治感受有关：满清统治者看来比亡明的末路皇帝还多几分人君的气象。他们感到，这似乎是一种天数，于是放弃了为反清复明奔走呼号的努力。而出于爱惜自己的羽毛，他们也决不愿意去走钱谦益、吴伟业等人的道路。当然．就活着的状态而言，他们要多忍受些精神和物质上的困苦，但死后，却得享大师的尊荣而不至像钱谦益们之受后人鄙弃。乾隆命史官设置《贰臣传》实在是非常高明的一招，他不是不知道这些“贰臣”们对大清开国有过多大的贡献，但把他们打入“贰臣”另册，就意味着自己君父地位的不容置疑，汉族知识分子从此如果还有人敢对满人的统治怀不臣之心，那就是违背了圣人“君为臣纲”的诫训。后来的能臣良吏，自然都是谨守君臣之道的“君子”。当曾国藩在朝廷存亡难卜而扮演起中流砥柱的角色时，胡林翼写信问他：“东南半壁，吾师其有意乎?”他却能硬生生地拒绝了这种诱惑，实在也就是“君君臣臣”的这道坎儿迈不过去。

　　如果不是十九世纪中叶洋人的坚船利炮带来的“西学东渐”，中国知识分子或许就停留在这种状态中了——比明朝人多一点尊严，但依然是传统儒家理念所要求的君权的奴仆。但是，二十世纪终究是人类历史上最独具色彩的时代，进步最大、变化最快、苦难最多。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迅猛转型的要求已如山洪般不可遏止，两千年的封建政治和经济结构，两千年的以儒家为核心的文化传统，都无可回避地面临着挑战。积压越久，蓄势越强，中国社会的转型理应表现出一种特殊强劲的势头和冲击力。然而一开始，事实却并非如此，在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转型完全没有衔接起来，以至于都未能取得彰显的成效，结果只是为下半叶的转型从反面做了一些铺垫而已。如果参照一下西方的历史，不难看出，问题在于三者秩序的颠倒。在欧洲，从十五世纪开始，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相结合，在社会生活中酝酿了两、三百年之久，才导致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政治转型的到来。然后，政治转型的成功再带动文化和经济的进一步完成转型的任务。而在中国，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之前，资本主义文化和经济的基础与影响都微乎其微。于是革命的结果仅仅是推翻了帝制，而留下一个与历史上一切“乱世”相似的军阀混战局面。只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才得到一个发展的机会。然而当时国家的政治格局极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中国未能及时形成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倒是在文化方面，由于许多留学生引进西学倡导于前，国内教育制度改革配合于后，出现了一个革故鼎新的高潮。这个以“五四”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它极大地破坏了儒家提倡的以纲常为约束、以权力为归依的价值体系，称得上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

　　既然是一场文化革命，它本来可以或者说必然导致政治和经济的革命性转型。可是，一般性的规律遇上了特殊的条件，中国终于未能就此走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道路。在二十世纪初激进主义思潮澎湃于全世界的时候，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如果想要振作图强，它还可能作出其他的选择吗?作为本来就属于激进民主主义者的孙中山，最终竟还要进一步实行“联共联俄”政策，不就是因为他深切体会到“中国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吗?他死后，国共分裂虽势在必然，而以俄共样式改组的国民党却只能走上极权主义的道路，加上无休止的内战以及后来日本人的入侵，极权主义加上战时体制，中国距离资产阶级民主自然就越来越远了。经济方面也一样。虽然资本主义因素有所增长，但社会环境太恶劣，资本主义就像一棵因营养不良而患上矮化症的树苗，永远也长不大。

　　在抗日战争中壮大起来的共产党，通过三年内战，把国民党赶到了台湾。一个新的国家政权诞生了，它是把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写明在自己旗帜上的。这当然是一场最本质意义上的社会转型。这一转型虽然也是以政治革命为先导，但在经济、文化两方面却已经有了相应的准备，亦步亦趋，紧跟其后。经济方面，比较简单明了：在农村，土地改革，一举摧毁了封建地主所有制，此后，毫不停顿地转入合作化，最后全部公社化，占全国经济总量80％以上的农业，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农民，被彻底与私有制斩断了联系；在城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对城市小手工业的改造一次到位，城市的私有经济也消灭殆尽。总共费时不过六年，“社会主义”便已大功告成。当时之所以未作出大功告成的判断，并不是如后人所认识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格”，而是因为“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人没有全部改造好，就宣布社会主义建成，十分危险。所谓人的改造，主要指意识形态，这方面情况比较复杂，因为思想在脑子里，看不见，摸不着，特别是知识分子，虽然“最愚蠢”，但总是蠢得令人放心不下。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必须在文化上彻底转型，必须把所有非社会主义的文化及其影响逐步而干净地清除。从“思想改造运动”到“文革”，一直都在做这件事，而且所有这些文化转型的过程自始至终都伴随着强有力的政治手段作保证，由此可见这一转型的艰难和它受重视的程度。这是一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旷日持久的决斗，它所耗费的时光和精力以及所取得的战果真正是“史无前例”。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可是中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并未从这场斗争中感受到快乐，因为他们只是“挨斗”的一方。虽然，在不同的“运动”中，有些人“斗”别人很积极，意气风发，那也不过是一种伥鬼自得的情绪，损人而未必能够自救，不同者，伥鬼死于前，他们死于后，真正能够超生的没有几个。整体而言，在前面所说的奴性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从来都不想斗。新政权建立伊始，他们中的多数或许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但只要权力系统稳定并开始正常运作时，对他们来说，又是“君君臣臣”那一套在潜意识里发挥作用了。这点从思想改造运动中就已经得到了充分证明。思想改造运动除了进行一些马列主义常识的教育，重点是交代历史，检查思想，即所谓“脱掉裤子割尾巴”。说实话，形式上，它并不像“抢救运动”那样激烈，但它却是对知识分子人格尊严的一次极大的挑战。在一些做法太过分的地方，虽然也激起了集体上告之类反应(如武汉大学教师的联名信)，但整体而言，知识分子经受住了这次“考验”，他们和新政权的关系不是疏远了，而是密切了。这原因大概主要是因为：

　　一、思想改造运动是在其他一些强制性、暴力性的政治运动(如“土改”、“镇反”等)的背景下进行的。知识分子大多有较复杂的社会关系，新政权的高效率的国家机器具有令他们慑服的威权；

　　二、新政权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新气象)使他们深受鼓舞，他们开始相信国富民强的民族振兴的理想实现有望，他们理应为此而效命；

　　三、绝大多数的中、小知识分子经济状况十分困窘，对他们而言，维持家小生计远比保护人格尊严现实而紧迫，何况军营式社会体制也根本没有给他们提供作出另一种选择的可能。

　　今天的有些研究者指出，这“一百杀威棒”打掉了知识分子的自尊，他们从此一步步成为“驯服工具”，但接下来学者们或出于迎合一种社会情绪，或出于对实际情况的隔膜，发出匪夷所思的疑问：知识分子为什么没有表现出“人格勇气”，进行抗争?为了映衬一般人的猥琐、懦怯，还制造出如陈寅恪、梁漱溟辈不合作的神话。看来隔了一个时代，有些对话确实就很困难了。须知在革命的非常时期，哪里有什么不合作的可能啊!黄宗羲不是还要接受某种“合作”吗?况乎他人！

　　思想改造运动大获全胜，知识分子中的人心向背问题解决了，但这距离思想改造的目标还相当遥远。正如周恩来所说“立场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一定要有一个过程”。他要求知识分子先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立场”转移到“人民的立场”，然后“再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立场”，当然，“那是更难的一件事”。为了推动知识分子实现这一目标，继续开展了一系列改造文化环境、净化思想意识的运动，如“批判武训”、“查封反动、黄色出版物”、“批判资产阶级‘红学’”、“批判胡适”、“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等等，意犹未尽时，便有了“大鸣大放”的阳谋，“引蛇出洞”，然后是“反右斗争”。

　　反右斗争对知识分子队伍的影响显然远远超过前此的各项运动。首先，它涉及面大，定性戴帽者达五十多万之众，如按周恩来宣布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数为五百多万人计算，已超过10％的比例；其次，它手段严厉，虽然说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被剥夺工作甚至押送劳改单位者颇不在少数，而且越往后情况越严重，和地、富、反、坏并列，构成“五类分子”，成为被“狠狠踏上一只脚，永远不得翻身”的一族。在漫长的二十余年间，“右派”中的年老体弱者有不少因不堪生活压力而死去，但这种压力在当时还会转加在他们的亲属身上。有史以来，知识分子以言获罪的先例不胜枚举，不过像这样大规模地、长时间地治罪实在少见。事实上，其中有部分人连获罪之“言”也没有，他们只是些按规定的百分比被指定凑数的倒霉蛋。

　　不少学者曾撰文，以为“反右”是一个分水岭，自此而后治国政策向极左方面大幅度转移。这话当然有理，因为，接踵而来的便是“三面红旗”、“反右倾”、“十中全会公报”、“四清四不清”直到“文化大革命”。然而“分水岭”的含义实不止此，由于太多的家庭无辜地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知识分子虽然还像五十年代前期一样呼喊一些虔诚的口号，而内心深处却不能不产生疑问与动摇。这是一种出自生命本能的反应，其道理就如孟子所说的“民之就仁也，如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

　　这次转型的最后一幕是“文化大革命”，虽然从形式上看，是“高潮”之所在，但由于其本身是一场闹剧，因而尽管不失惨烈的场景和情节，却根本不能构成悲剧的本质(因为崇高缺位而呈现变形的滑稽)。“文化大革命”当然不是什么革命，不过是权力斗争的延续和膨胀而已。然而混战中不管哪一方都习惯地用知识分子“祭旗”，最可耻的是某些当权者不知如何自保时，便把斗争方向转向知识分子，唆使暴徒尽情摧残他们的身体侮辱他们的人格，以为这样或许可以邀宠于一时，使自己的权位利禄得以维持(在庐山会议上，在“四清”运动时，这一手确实在表面上奏过效，然而这一次却无论使出多少花招，也难逃灭顶之灾了)。至于知识分子，此时早已是既无心也无力进行任何反抗的群体，他们在实在不堪忍受非人折磨的时候，只剩下一种选择——自杀!一九六六年九月上、中旬，全国有多少知识分子自杀身亡，统计一下这个数字，对后世不是没有教育意义的。

　　二十世纪中国第一次全面的社会转型随着“文革”的结束而中断，——说“中断”，是因为谁也不清楚这次转型的最后目标究竟是什么、何时能实现。完全经历了这次转型的知识分子现在可能大半已不在人世，他们应该可以说是两千多年来命运最为独特的一代，对他们所经历和感受过的一切，至今并没有进行系统的全面的总结和研究，这个任务只有留待后人去完成了。然而时间愈久，资料愈不完整，研究难度也就愈大，这也许会成为历史对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永久的负疚。

　　这一次的文化转型虽然没有完成（事实上它永远不可能完成)，但却已经走到了极致(没有了文化，也就无所谓转型，“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根据辩证法的原理，物极必反，果然到了八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二十世纪第二个思想解放的高潮，奄奄一息的文化竟然像逢春的枯木一般生机焕发。新的一次文化转型来到了，正是它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铺设了道路。在这一转型的早期阶段，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文化教育的十年空白，此处指六六年以前已进入知识分子行列的人，实际上是传统知识分子范畴的人），可说是史无前例地火了一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刚从“牛棚”里爬出来的学者、专家、教授们又一个个衣冠楚楚、风度矜持，俨然都是社会中坚、国家良器，再加上几篇文章一鼓吹，社会风气为之大变，图书馆座无虚席，书店里人满为患。那光景真叫人以为“君子国”就在眼前。接下来，经济转型进入了高潮，知识分子的处境便一天比一天微妙起来。

　　一位经济学家曾说过：“市场经济就是强者的经济”。人们虽然都知道，市场能优化资源配置，而对这种优化功能是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的结果，却很少去深入了解。优胜劣汰，换句话说，也就是弱肉强食。在市场中，有效利用资源正是强者排斥弱者立于不败的根本条件。市场经济与弱肉强食的原则是不可分离的，没有这条原则，就没有市场经济的一切优势，进而就没有市场可言。而这项原则和有史以来的一切理想主义的基本信条却都是相违背的，因为任何宗教的、哲学的、政治的理想主义都将保护弱者作为自己的宗旨。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改革开放的一致拥护无可置疑，但他们对市场经济所知甚少，一朝面对时可说毫无准备。无论从传统的儒家学说的影响还是几十年马列主义教育的熏陶来看，他们都很难适应市场主导生活的种种现实。

　　事情的变化来得很快，随着市场经济高效率的发展，除了极少数利用特权、荫庇、高科技成果等优势分化到财富阶层去的人以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迅速走向边缘化。在政治上，他们是消极的、无所作为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中大多数人逐年退休，脱离了政治舞台，心无所用了。另一方面，他们经过数十年历炼，确实也是“看淡了、看透了”(汪曾祺的话)，任何政治激情都再难燃起，无论是崇高的理想，还是卑贱的权欲。在经济上，他们是困窘的、无力自拔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知识结构严重老化，越来越不适应快速的社会发展的需要，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他们观念陈旧，为传统所束缚，根本无法（也缺乏主动）从市场经济中去为自己分得一杯羹。两千年来，在社会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双重规范下，中国知识分子向权力屈服是自觉自愿习以为常的，但他们在接受财富的役使这一点上常常表现得忸怩而迟钝，因而无论是当智囊或者抬轿子都不甚合格。而他们对于市场经济的规律和机制本就所知甚少，更不懂得如何抓住机遇玩弄手腕，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巨大效益当然也与他们基本无关。

　　处在两千年来第一次真正的社会转型中，许多固有的事物都会出现彻底的甚至难以估量的变化。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历史范畴，眼下大约也正在演绎生命的最后一章。因为他们赖以生存、发展的前提环境的根本变化，将使他们从边缘化自然地走向消亡。历史所要求于他们的，他们已经做了，无论效果如何，他们都不任其咎，这也正如历史所给予他们的，他们都承受了，无论感受如何，也无法再行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