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者的愿望、能力和见识

siweili

历史中以晚清为例，其新政的实施不是按激进派“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路径发展，而是按“大清政治权力对比格局”发展，即改革派与保守派势力的对比决定。曾国藩也好、李鸿章也罢、张之洞也行，都是在清王朝所规定和容忍的范围内推行改革。即使是时间序列处于最后的张之洞也没有脱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以至于临终前一句“我这一生的心血都白费了”（唐浩明）抱憾离去。此言和先他八年而去的李鸿章所曰：“我只不过是一个大厦的裱糊匠而已！”互为生发，佐证了大清整体性颓败的大背景下，能人命运的无奈。如果说曾国藩离开人世的时候。尚未觉察出大清“国运尽矣”的端倪。那么后来李、张二位翰林一生极度的哀荣和悲惨晚景，则折射出一个王朝即将寿终正寝的先兆。从更加宏阔的历史视野看，改革是一个后进国家必然逻辑，但是改革的路径往往是“弯”的。至于曲线的程度则取决于改革者对历史大势的判断和其推行改革的技术能力。有愿望没有改革的技术能力者不幸，如光绪；有愿望有能力，没有实际权力者不行，如曾李张；有权力没有改革动力者不原意，如那拉氏。其实最有能力和可能的推动的人是掌控中国半个世纪的那拉氏，但是她念书不多，没有这番宏识。搞宫廷政变、驾驭臣子、溺于享乐，中国在当时的五十年内无出其右者。但她终究识字不多，以一个女流虽贵为太后，终无法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整体上落后世界以后，在毛泽东前始终缺乏一个集大成者能扭转局势，使中国止住下滑的趋势，打造出上升的历史拐点。如果说有，曾国藩可能是最接近的一个。1864年7月19日深夜，湘军浴血攻陷天京后，众将不约而同齐聚到曾国藩的军营大帐里，只等他一句话，中国的历史将重新洗牌。，外面的硝烟尚未结束，曾的军事总指挥部的帐篷内却一片死寂，静的只剩下呼吸声。曾痛苦抉择后留下一副“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的字，指袖而去，潇洒地去做他封建时代最后一具精神偶像去了，留下那些雪白的刀片上还残留着温热血迹的将士或惊或乍，或欢或惑。这句极其普通而意义深远的诗成为大清历史上最荡气回肠的篇章。咸丰还在，道光有灵一定会老泪纵横。早年轻狂的儒生曾国藩如果没有受过文宗爷的屡次眷顾，生性懦弱的曾国藩如果没有被慈喜三番五次的威哧和暗示，如狼似虎的僧各林泌如果不在皖北屯师百万，纵横家王剀运如果不是屡次策动曾国藩谋逆引起他深思熟虑，那么首先推动中国这艘古老大船驶向现代化可能要提早一个世纪。因为曾已经启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派出了第一批赴美学习的幼童。但是，历史是可以假设的吗？
    如今，一个沉寂500年的大国即将悄然崛起。但是，这艘大船同时也行驶在刚刚解冻的极地，如履薄冰。官场的庸俗化，金融、高校、医院和法院领域问题重重，如惊涛骇浪般拍打着执政者的神经。幸运是执政者还能保证安定稳定的局面，执政党有愿望、有见识制定改革的蓝图。唯一需要检验是：在复杂的局面中执政者的改革技术和执政能力能否经得起考验。

寒柳轩客

中国2千年形成的官僚政治是一张无形的大网,无所不在,不所不能地统治着整个社会.改革者要行改革首先得入这个网,这样一来,就有两种可能:1\自投罗网.2\鱼死网破.前者如王安石;后者如康梁.所以,翻开中国的国史,改革成功者寥寥无几,倒是暴力革命一浪一浪.
中国的国情实在是很特殊,经济实现了现代化,文化却处在半现代化的进程中(广大的西部农村和东部城市在文化观念上是迷信巫术与小资后现代的对比与冲击),而在政治上则完全没有实现现代化,至少还在前现代的边缘.20世纪末的政治文明和19世纪末西欧的政治文明同一层次.
为什么呢?中国人都把时间拿去革命去了,拿去阳谋阴谋去了,正如金庸在笑傲江湖中感叹的,中国历史上坏人当权的时候是绝大多数,自然有愿望、能力和见识的改革者就寥寥无几了,才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成功的实践几乎空白.所以拯救中国非得从新来一次启蒙,来一次国民心理与民族精神的重塑.西方先有文艺复兴的启蒙,我觉得中国也要来一次"文艺复兴",直接在先秦理性精神中去寻求良药.把这个一元的政治文化变成多元的政治文化.

月光笑侠

那些后来带着财宝,阅历解甲归田的湘军将士实际上将原本普遍闭塞的湖南带入了一个新的朝气勃发的后湘军时代.湘军由如今娄底人为主的湘勇和如今邵阳人为主的宝勇以及如今浏阳人为主的浏勇组成.在数十年后,正是由来自此三地及附近地区的一批批湖南人向整个中国输出革命,星火燎原.
曾公虽然停下了继续前进的步伐,但是他所引起的巨大惯性最终还是推动中国卷进了猛烈的革命旋涡.

月光笑侠

尽管这些革命无论过程还是结果都充满了不和谐的因素.

siweili

寒柳轩客 所言极是！
不过月光笑侠 所说的湘军后来的踪影以及对湖南近代发展的微观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挖掘。据说湖南的教育发达就是湘军留下的钱办民办学校的结果。

玩酷子弟

至于曲线的程度则取决于改革者对历史大势的判断和其推行改革的技术能力。

有道理.但是我想请问作者似乎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为什么?
虽然改革成败与改革者的能力是有关系.但是我认为与历史的客观条件是否成熟也有关系.包括思想的启蒙,社会的意识形态等等,这些却不是一两个人能决定的.我们要看到西方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有多长的预备时间.

siweili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并不反对，这是他在那个时代和当时具体的舆论所能容忍的最大底线。准确的说应该用“惋惜”一词形容！
    不过，张之洞是把这句话当作自己一生中最得意的发明，由此看来，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此言是看似中庸，实际激进。张的深意是让顽固的太后接受和容忍“他现代化的一系列举措”，又不触及大清的统治基础。这句形右实左的话，涵括了某些政治技巧和话语策略。 然而，这些也只能站在当时的具体历史微观环境中去体会和赞同。

实际上，不过多久，五四运动就把这种思想看作是落后思想了。历史不是赛跑，越快越好，他象主人的一条狗，有时会跑到前面去，但是太远了，又会拉回来。有时他会落在后面，但是不久又会追上来。按黄仁宇的说法，是合力的结果，不是个人想法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伟大的任务为什么总给人一种悲壮的感觉的原因。因为他们力量很大，抱负很多，所以立志改造历史、改造人心。但是，他们只能在一段时间内、一定范围内暂时改变。人心不变，历史亦不变。“毫不利自己，专门利别人”的理想已经在经济学的逻辑上证明：如果一个社会的人都这样，无法完成商品交易。一个无法交易的社会是无法生存的。

当然玩酷子弟 兄所言： 这与“历史的客观条件是否成熟也有关系”，我深以为然。但是，我想提出一个观点：历史客观条件是否成熟，总是后人总结的结果。当时的实践者包括我们对现在的事情，也是无法在事前判断是否一定条件成熟了，可以去做了。如是等等！  这个观点作为研究很好，对于知道现实实践是否有用，还有待商榷。请指教。

玩酷子弟

我虽然不甚了解经济学,但是楼主提出的经济学观点我认为很有现实意义,这也许就是我们建立市场经济的原因(开个玩笑).
   任何人不能脱离他所处在的社会而独立存在,那他的思想,意识形态就一定会受到当时客观现实的影响(当然隐士高人除外,我不赞成他们那样),所以当他在立志用自己的行为影响历史的时候,他需要利用的知识,能力等无不来自于那个社会体系.
   我们当然无法知道我们所做的究竟是不是历史发展的方向,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情,事情的对错自有客观现实去评述.我的观点:我们影响历史的前提是:让广大人民"耳聪目明",这样在你做事的时候,你将得到更好的建议,更多的帮助和更有效的监督.这些也许就是客观现实吧.

鸡虱门子

其实经济学无所不在，唯一比经济还难的就是政治，就是这些东西惟恐天下不乱。

siweili

答玩酷子弟 ：“让广大人民"耳聪目明”这点很重要，准确的说是否是指：让普通民众接受更多的教育，即五四时期无数志士所谓的“开民智”，换句话说是“思想启蒙”。
   这点太重要了。  社会各个阶层的角力，说道底是知识的竞争。财富、权利、智慧都是建立在知识的获取基础上的。古代的各阶层之间的人员流动，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即让那些拥有知识，但是没有权力、门第和财富的人，通过“对知识的获取和应用”（考试）能力来甄别。

   答鸡虱门子 ：我个人认为经济和政治之间不存在一个谁难谁易的问题。我的一点不成熟的想法是他们之间不是2道题目，可以比较难易。经济是创造利益的一个东西，政治是平衡利益的东西。不知这种 看法是否成熟？望鸡虱门子兄 不吝赐教！

鸡虱门子

siweili兄：经济学最恐怖的地方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结论，很符合现代馄饨理论的学说。而政治，根本就不是一门科学。

listen

改革者的愿望、能力与见识都具备之后，还是得看其所处的环境
有些时候，民众或是走向革命的极端或是停留在保守的原地，改革从理论上来说再正确和必要都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