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美国大学》读书笔记（转）

鸡虱门子

核心课程的目标是为哥伦比亚大学全体本科生，无论其将来的专业或方向如何，提供一个广阔的视野，使之谙熟文学、哲学、历史、音乐、艺术和科学上的重要思想与成就。

   “仓储式”的公立大学

   据说1969年秋，著名“垮掉的一代”诗人金斯伯格曾对美国的大学作过这样的描述：美国的大学就像一座巨型的仓库，用来储存年轻得还算不了成人、却年长到已不能算孩子的那一帮子人。金斯伯格的话生动地描述了美国公立大学的某些特征。

   美国最初的大学是以培养牧师和贵族为宗旨的，而且多为私立。二战结束是美国高教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国会通过法案为退伍军人提供资助进入高校念书，使得高校的规模大大地扩展，同时亦将高校学生的成分永久地改变了。

   美国高校的另一个深刻变化在于，很多学校不再以培养未来社会的领袖作为自己惟一的办学宗旨，而是将课程与专业设置的重心不断地向科学与应用技术的领域倾斜。对于出身贫寒、少数民族及家庭中第一代大学生们来说，在大学毕业后取得稳定高薪职位似乎远比成为未来社会的领袖要来得重要。可以说正是在这里，美国高校的体制完成了从精英型向全民型的历史性转变。

   1990年代后期，我在纽约市立大学任职期间，曾将过去10年的招生记录作了全面的比较，除极个别年份外，新生中未通过读、写和数学入学测验的学生比例始终在80％上下摆动。其后果是，在招收了这些不及高中毕业水平的学生之后，学校不得不开设大量高中课程，来为他们补课。虽然高中课程不算大学学分，但补课期间学生却仍然享受大学助学金。换言之，纳税人在为这些学生提供了免费的中学教育之后，还要继续为他们提供免费的大学预科教育。很多学生因此在学校一呆就是七八年。本校新生在六年中能完成四年制本科学位的居然还不到40％！那另外的60％中的很多人，在用光了助学金后，就从学校永远地消失了。

   对于纳税人来讲，怎能容忍公立大学这种情况呢？但问题在于，高校管理并不像企业管理那样黑白分明。一个企业，只要赢利，就是好企业；而公立高校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用效益或利益这样的标准衡量得了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全民出资设立的青年社会福利院。

   以纽约市大为例。在它近20万的学生中，约有50％是第一代移民。我教过的学生中，就有在移民美国前已经当上工程师或医生这样的专业人才。来到美国后，他们的学位与资力得不到认可，因而纽约市大便成了他们从头开始的惟一机会。

   市大学生中更多的是家境贫寒的应届高中生。在他们的成长环境中，没有一个家人或朋友踏进过大学的校门。多年来市大以提携贫寒青年为宗旨，在纽约贫民区的中学里做了大量的工作。其结果是，纽约市大的学位将无数的贫民子弟以至他们的家人从贫民窟里永远地解放了出来。

   每年毕业典礼上，校长都会让那些家中的第一个大学毕业生们站起来一下。当我看到近一半的黑袍子们呼拉拉地从人群中站起来，看到后面穿着不合身的西装、却满脸骄傲的父母眼中晶莹的泪珠时，我开始懂得什么是美国梦，以及公立高校在这个社会中担当着怎样的使命。

   为大学排名

   在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以下简称美新杂志）开始对大学进行排名，至今已开发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产业。十几年来，每当一所学校排行有所下降，它秋季收到的申请就急剧下降；而生源下降的直接结果是新生质量下降，回过头来更影响下一年的排名。

   那么，美新杂志大学排名所提供的那么多数据是从哪里来的呢？说来难以置信，绝大多数是学校自己提供的。为了满足美新杂志排名的数据要求，许多大学不得不花高薪聘用既懂高等教育又能作统计分析的专门人才来主持院校研究办公室，并为之配备研究助理。这样一个办公室每年的运作经费，足可以雇两到三个终身教授。

   美新杂志数据的另一个来源是联邦政府。在美国，教育部的一项主要功能就是收集教育数据，为国会的教育资助项目提供依据。收集教育数据的开销当然来自纳税人的腰包，因而教育部每年都必须将这些数据公开发表。

   值得一提的是，各学校为应付美新杂志排名，虽然费尽心机，却基本没有越出道德底线，那就是，在报表中不撒谎。因为万一查出来，谁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新生质量是美新杂志为大学排名的一项重要指标。一所大学的申请人越多，该大学的挑选余地就越大，因而录取率越低越好。同时，由于一般学生都申请多所学校，好学生往往为许多学校同时录取。所以对学校来说，它录取的学生中最后选择注册入学的比例越高，就说明它的声誉好，因而选择注册率是越高越好。这两项指标再加上录取学生中高中排名前10％的比例和录取生高考成绩，共同构成新生质量指标，占排名综合指标的15％。

   美新杂志排名的另一项重要指标是校友回馈母校的比例，以此衡量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程度。于是有些学校在增加“分子”的同时就设法减少“分母”，把毕业生中不太可能捐赠的人找理由从校友名册中清除出去。据说西部有一所大学竟将五年内未给学校捐款的校友列为“已故”。

   通才教育与专业转换

   美国的学校不鼓励学生过早地一头扎到理工专科中去。他们认为，在中小学阶段，孩子只要对阅读有兴趣，将来学习成才就没有问题。而大学教育，其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完人”或“全人”，使之具有人文与科学知识的修养。只有具备这种修养的人才是“受过教育的人”或“知识分子”。至于理工专科则是一种技能，受过教育的人通过适当训练完全可以掌握。

   正是在这种教育思想指导下，美国正规大学本科教育的头两年，学生基本不学专业，而花很多时间涉猎百科，纵横文理，为日后进入专业学习打下广博的基础。例如，笔者任职的哥伦比亚大学，近年来一直与哈佛和普林斯顿并列为美国三家本科录取条件最高的大学，而其每年吸引近二万名全国（其实是全世界，因哥大本科每年外国新生占5％－10％）最优秀的应届高中生报考的“招牌”之一，便是它的所谓“核心课程”。在此照录哥大学生手册中关于“核心课程”的一段描述，来说明美国大学通才教育的基本思想：

   核心课程是哥伦比亚大学（本科）教育的基石。作为哥大学生才智开发的关键，核心课程的目标是为哥大全体本科生，无论其将来的专业或方向如何，提供一个广阔的视野，使之谙熟文学、哲学、历史、音乐、艺术和科学上的重要思想与成就。

   光从大学四年的时间分配看，美国大学生显然不可能在一个专业或学术分支中走得像中国大学生那么远。但经过通才教育的学生，其知识面之广，文化修养之深，日后学术“底气”之足，都是单科教育体制下培养的学生所难以企及的。

   美国法学院的学生包括文理各科专业的毕业生，而医学预科除生物、化学等专业的毕业生外，也有不少人来自人文和社会科学专业。加上大学里转专业易如反掌，大学生毕业之前换几个专业是很平常的事。

   通才教育与专业转换使许多十八九岁、求知若渴的大学生终身受益。戴尔电脑的首席执行官麦克·戴尔是学生物出身，自称大学印象最深的是他选过的一门宏观经济课。他说：“那门课教授讲的有一点至今难忘，那就是，你永远不能以常规思维来认识世界。这个世界上以常规思维来思考的人实在太多。”惠普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费奥里娜大学时学的是中世纪史与哲学。她大学时代对中世纪向文艺复兴的转型特别感兴趣。她自信这种历史与哲学的训练使她能以一种恢弘的历史观来面对现代社会向数码化社会的转型。

   招生中的平权法案

   平等权利法案意在帮助社会中长期受到歧视的群体（包括以黑人为主的少数民族以及妇女）争取教育以及就业的平等机会。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则是在政府部门招收职员或公立学校招收学生时为少数族裔留下一定的名额。

   1978年，白人越战老兵阿伦·贝克申请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被拒，事后他发现在他申请被拒的同时，加大戴维斯分校接受了成绩不如他的其他族裔学生。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以5：4的票数，承认平等权利法案符合宪法。但法庭同时裁定，学校在招生时尽管可以考虑学生的种族背景，却不能依据种族来划出定额，后者违反宪法。因此，法庭最终裁决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必须接受贝克入学。

   最高法院在“贝克控加州大学理事会”一案中模棱两可的决定并没有平息大学招生过程中的歧视与反歧视纠纷；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决定将难题留给了学校。有的大学如密歇根大学就在录取本科学生时制定了一个综合计分系统。按照这套政策，出生于西语裔、非洲裔和印第安裔的考生额外增加20分。

   反对招生中平权法案的人士认为，配额制是对白人的体制性逆向歧视，而且也容易使少数族裔滋长不劳而获和低人一等的观念。更为严重的是，这项特殊照顾政策把以族裔和肤色为基础的少数民族权利置于美国公民权利之上，损害了以勤奋努力和个人奋斗为基础的美国精神。

   在这场关于种族平等或种族优先的斗争中，处境最为尴尬的是亚裔美国人。在美国，当一个族裔在一个公共机构中所占比例明显高于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时，被称谓“代表过多”，而“代表过多”在美国被认为有失公平。这一现象在美国大学尤其严重。亚裔美国人尽管只占全国人口的4％，但在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所占的比例却远远高于这个数字。哈佛、西北和宾州大学本科生中20％是亚裔；全国所有医学院学生中20％是亚裔。亚裔在加州占人口总数的12％，而加大伯克利分校的大一学生竟有45％是亚裔。另一方面，西语裔、非洲裔和印第安裔的美国人在大学中的比例却大大低于他们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因而，同一个平权法案，用在西语裔、非洲裔和印第安裔的美国人身上是解决他们在大学“代表不足”的问题，而用到亚裔身上则是解决“代表过多”的问题。尽管平权法案的初衷是帮助受歧视的群体争取教育和就业的平等机会，但具体落实到大学招生的问题时，亚裔又很难受到其他少数族裔同样的待遇。

   摘自《细读美国大学》 程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