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导市长“禁书”披露从政生态(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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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元日希，1990年代撰写《资本经营》、《资本扩张》两本专著，引起中国学界和媒体的极大关注。郭一直从事改革开放领域的经济学问题研究和一些重要的研究活动。1998年5月，他从西南财经大学校长助理位置，下派到四川德阳市政府担任副市长，再次引起外界关注。2003年1月，市长任期届满，他回到学校，继续从事经济研究工作。

但德阳那段日子仍不能让他忘怀。他直言,“目前中国基层政府的执政行为需要认真研究。基层政府决策和运行中存在的缺陷是体制上固有的矛盾造成的。”郭元日希决定将这一段经历写下来，“实打实地将地方党委、政府的运行和对问题的处理纪实性地写作，那是需要勇气的。我也曾经非常犹豫，但受着社会责任的驱使、良知的鞭策，作为一个学者，我一定要写出来，哪怕有再大的风险。”

他将5年副市长生涯中,经历的德阳市委市政府处理15件轰动全国的大事内幕一一公诸于众。“我的想法，是给基层政府和研究者提供参考，以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提高政府执政能力。”

郭的《市长手记—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经济学思考》现已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但真正引起关注的这本书仅在坊间小面积流传，并不能如出版社原先预想的那样成为大发行量的畅销书。尽管出版社认为此书的独特性必将在国内引起轰动，事实上，由此书引发的后果仍然出乎他们的所料。《市长手记》还未上市就传出先遭“封杀”的消息。

2004年12月23日，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为《市长手记》的发行正式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出版社邀请了四川省和成都市的各大媒体到场，对该书做前期宣传。发布会后，一些媒体对该书的出版做了小篇幅的报道。但没有形成影响，人们甚至还不知道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据称，也正是这个发布会，才让《市长手记》遭遇坎坷。在新闻发布会上，四川省新闻出版局也有官员到了现场。会后，该官员把《市长手记》带回了局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市长手记》上市的计划被打乱，乃至后来传出“在川内遭到封杀”。

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该书后来被送到了相关宣传部门官员手中。相关部门当即组织了很多经济学界、新闻界和出版界权威专家对书进行审读，并要求审读者写出评论。

一些审读者的意见很快出来，很多人几乎都一致认为这是一本好书，对提高执政能力，增加执政透明度，增强政府的亲和力，增进百姓对政府的理解很有参考意义，也是符合中央精神的。一些经济学家和川内名流还纷纷写出书评，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以进行声援。

不仅仅如此，《市长手记》出版的消息很快在川内政坛引起震动，省委、省政府相当多的高官均已知道此事，并明确要求把书送去给他们“翻阅”。有的省领导干脆直接给郭元日希打电话，要求给他送本书去。

虽然如此，《市长手记》还是遭遇了“封杀令”。“因为该书的一些内容触及了书中主角‘德阳方面的一些官员’，让他们很不满意，很不高兴，动用了一切关系和力量，不想让此书与读者见面。”知情人告诉记者：“因为一旦正式上市，对有些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刚刚出版就遇到封杀令，看来《市长手记》一书命运艰难。”一位知情者告诉记者。几乎所有的人一致认为，这是一本会在今年的中国引起一阵风暴的书。

西南财大出版社一社长对记者所说的“封杀”一说表示了异议。他说，该书不是被封杀，更不是被禁止。“目前，有的人对此书的内容有意见，省委宣传部正组织力量对此书进行审读，还没有最后定性。如果是属于该禁的书，那宣传部完全可以直接就下令禁止发行，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至于《市长手记》什么时候才能正式上市，该社长也不知道。他说：“按照规定，我不能接受你的采访，但估计应该不会很久，书就可以上市，你再耐心等两天吧！”

据称，该书已经印刷了10万册，暂被封存在库，打上了“封条”，至于什么时候才能正式上市销售，目前还不得而知。

据悉，这本书在新闻发布会后，有媒体已经做了报道，因此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关注，出版社已经接到很多读者电话，询问在哪里才能购买此书。但目前该书“奇缺”。在此背景下，记者在一家茶楼里，与这件事的主角进行了长达6个小时的交流，试图探寻他副市长任内的经历与一位学者从政体会到的大陆官场游戏。

《市长手记》不是简单曝光

记者：这本书披露了很多大事件的内幕，你是想暴露一些问题吗？

郭：不是暴露，而是建议，给执政者提供参考。也是要让人们知道，德阳在治理“两金三乱”、抓安全生产、发展工业经济上所做出的努力，取得的成绩。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有的问题让人震惊，发人深思，比如“金路夺权事件”、中江丝绸公司破产事件、治理超载沙石车事件等。我想让大家知道，在这背后，政府部门都做了哪些工作,哪些是干得好的，哪些是错误的决策,把这些都透明了，让百姓更加理解政府，增加政府的亲和力。

如果说有曝光，《市长手记》绝不是简单的曝光，更多的是一个学者的理性分析，为解决问题提供理性的帮助。
记者：从书里面讲述的事情来看，你是下了很大决心，才把这些事公之于众的。

郭：应该这样说，我确实是想把事情干好，如果谁要把事情干砸，那就是我绝对不能容忍的。我认为,不管是作为一个学者，还是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他都应该是这样的。这不仅仅是一个学者的问题。就是官员他也应该是这样。

没把官场规矩当回事

记者：2003年后你没有再担任副市长，仅仅是因为届满吗？

郭：主要是届满。我1950年出生，2003年我满53岁。如果再干5年，回到学校,业务就可能生了。对家庭的影响也很大，基本上没有照顾到家庭。我回来正好写书，我想写两本书，一本是《市长手记》，还有一本《资本通论》。如果我继续当官，我的书就不好写，更不好出版。

有一个老领导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那次我在西安参加全国科技大会，回来在飞机上碰到一位老领导。他跟我说，老郭，你去当市长，当一届已经很了解下面了，然后你回来进行思考。

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如果再接着干，就是一种简单的重复。做学问，给政府提一些好建议，是我更愿意做的事情。

记者：你是一个成功的学者，你认为你是一个好市长吗？

郭：我在书中写过：“我不会做官，太不把官场的规矩当回事了，因此注定了我在德阳呆不了多久。”在1999年刚去德阳不久，我就有了这种感觉，因为我跟当时的“一把手”产生了冲突，是因为金路集团亏损问题。当时的川金路不仅亏损，而且非常严重，远远超出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想象，但集团老总却瞒报亏损情况，给艾欣的三通集团重组金路带来被动。我很生气，直接向“一把手”提出要求处理当事人，但他坚决不同意，反而说要把他调到政府，享受副县级干部待遇。当时我就想，得罪了他，也注定了我今后在德阳的从政生涯是困难的，事实果真如此。后来他跟我开玩笑，说你是下来镀金的。我说，金是镀不了，恐怕你要给我镀一层锈。他后来真把那人调到了政府，享受副县级干部待遇。  

仍担心遭报复

记者：你认为自己在市长任内做得最满意的事情是什么？

郭：首先是抓工业经济。刚上任,我分管工业。当时德阳已经出现了区域性经济问题。我着手进行工业结构性调整，确定重点发展优势企业。几年下来，为德阳引进培育了至少10家过10亿元的大型企业。如今工业经济走出了低谷，已跃升全省第二。

后来市委安排我抓安全生产，这也是我抓得最满意的。因为国务院实行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制，所有的副市长都不愿管安全，市委说要调整分工，就只有调整给我了。如今我走了两年了，德阳的安全工作先后被省政府和中央授予一等奖。

记者：治理沙石车超载的时候，你遇到了很大阻力，甚至与当地一些官员产生了矛盾,为什么？

郭：德阳一些镇上违规采沙石和沙石车超载现象比较厉害。因为采沙一本万利，利润太大太诱人，因此有的沙石老板不惜铤而走险，一些沙石车本来只准载5吨，他可以载50吨，白天不敢上路，就夜晚偷偷上路。我亲眼看到一个16岁的女孩被严重超载的沙石车夺去了生命。

我下决心进行治理，但这影响了很多人的利益，包括个别基层政府官员，因此不光沙石车老板可以提着两枝冲锋枪追杀我，还有一些干部也想法阻止我的行动，理由是治理行动会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还有的人甚至认为我是在与他们过不去。我告诉他们说，发展经济，不能靠违规经营。

记者：当领导是需要下属支持的，如果你得罪了下属，也可能遭到他们的反对，甚至影响组织部门对你的政绩考核。

郭：管安全难，难在要得罪人。老百姓是拥护安全生产的，但官员中的一部分是不拥护的。我在关闭小煤窑时，也遇到了这样的阻力，因为小煤窑背后存在很大的利益集团，有的基层政府官员甚至在小煤窑里有股份。关闭小煤窑，直接影响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想方设法阻止我，部分县上的领导还找我闹，说要影响当地的脱贫致富。但我还是坚决关闭小煤窑。有时候快顶不住了，我就告诉他们，至少在我任期内不能开小煤窑。

有一次煤窑瓦斯爆炸，死了7个民工。7条鲜活的生命啊!我在全市安全生产大会上,痛斥一位县长。我也明白，给我的政绩打分的都是这些下属，这些做法也直接影响了我的选票。

记者：你离开德阳快两年了，还担心有人报复你吗？

郭：实话说，我现在还很担心，因为沙石车后面有一个大的利益团体，一些沙石车主是涉黑团伙成员。好在很多德阳人现在还很感谢我，还有一些人春节到家里给我拜年。他们说，郭市长当初的一些措施现在产生好处了，像小煤窑问题。

数字出政绩

记者：社会上一直在批评数字出政绩的虚假现象，你在位期间遇到过吗？

郭：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让我很惊奇。经济学需要数字，政府管理也需要数字。但一些部门形成了数字攀比之风：到了年底要报成绩了，一些单位就先看一下别人的数字是多少，再调整自己的数字。我看不下去了，在会上公开讲：要注意数字的准确性，如果数字有问题，是得不出科学结论的，会影响政府的决策。一些单位的数字让我意见很大，因为我分管工业经济，数字必须到我这儿来，我发现一些数字与我自己调研的数字有差别。

记者：你是说，当时的一些数字存在问题吗？

郭：不光是德阳，国内其他地方也存在这样的情形。比如GDP的统计，在盲目追求政绩的大环境下，GDP成了考核政绩一个重要的指标。我关心工业GDP，但市长关心的就更多。一些民营企业报出的数字随意性更大，他找政府办事的时候，报出的数字是一种；他不需要政府部门支持了，报出的数字又是另一样。现在正在进行的经济普查，如果不认识到这些，同样会出现问题。

记者：在有的地方，上级政府部门的决策，到了下级就得不到执行，你遇到过吗？

郭：遇到过，这是一种肠梗阻，说穿了就是政令不畅。这也是制度的问题。在基层，如今一些官员已变成了“官油子”，牵涉到他的部门利益了，决策到了他手里就走了样，他要首先考虑有没有他的好处。政府考虑的都是大众利益，部门利益与大众利益发生冲突了，应该首先考虑大众利益。但如果部门利益不解决，就很难保证政令畅通。

记者：你遇到决策执行不下去的情况，都是部门利益在作怪吗？

郭：不仅仅是。与“一把手”也有很大关系，如果一把手的权力得不到制约，那是很危险的事情。中央出台《党内监督条例》，说明党看到了这个问题。

记者：你在书中还提到了内涵丰富的排名学，这也是学界首次把干部排名当做一种“学问”提出来。

郭：领导干部的排名确实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它是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很多地方都存在这种现象。排名是一种“政治风向标”。你在当地的排名，表明了你的政治地位。排名靠前了，说明你上升了；排名靠后，说明你的地位下降了；如果在媒体上长期看不到你的名字，说明你出问题了。现在，排名的\"意义\"更加深刻了，排名靠前的，有好事总是先享受；排名靠后的，遇到坏事总是你先出头；坐好车是排名靠前的先享受，排名靠后的只能坐淘汰下来的车子。秘书长是最谙此道的，因为他必须专门对排名学进行深入详细的研究，开会、吃饭谁排前，座位怎样安排，都很讲究。如果不懂排名学，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秘书长。我很反感这种做法。在学术界，只看你的观点如何，靠观点征服别人。你的观点好，人家就服你，而不是靠排名。这是一种弊端，目前，学术界也沾染了这样的习气，很不好。

两次提出辞职

记者：听说你刚到德阳后一年多，在1999年的时候曾经向市委提出辞职，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做出这样的决定？

郭：《市长手记》里只提到一次，也就是1999年那次。实际上我提了两次，第二次是直接向省领导提出来的，我没有写进去。

第一次辞职，是因为1999年吉林一家公司与德阳一家公司的重组事件。两公司进行重组是我直接牵头负责，也很成功，市委领导还参加了重组的签约仪式。但后来德阳公司部分职工突然认为吉林那家公司是骗子，是来德阳玩空手道。在一些人的操控下，部分职工围攻、殴打该公司老总和董事长，时间长达三天，差点闹出人命。事情发生后，德阳一位市领导说：“放心，打不死人”。最后我和一位副秘书长“调虎离山”，避开当地派出所的视线，把被禁闭的那位总经理救了出来，送到了医院。

事情解决后，我回到成都的家中，给当时的市委书记打电话，表示不想再回德阳了，提出辞职。市委书记派政法委书记到家里劝我，说你一个博导市长就这样离开德阳，让市委不好交代，并给我保证，说回德阳后就对打人事件进行调查。我也从大局考虑，回到了德阳。

第二次辞职是直接向省领导提出来的，那是在2001年，因为金路夺权事件，但也没有辞掉。

记者：你现在对自己的人生有什么打算吗？

郭：我回到学校，就只想做一些经济方面的研究，学校领导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给了我充足的时间整理思路，静下心来思考一些问题，我非常感谢他们。

我也遇到了一些压力，比如有的人认为我是书生意气，不适合做官，我不把这些风言风语当成一回事，这也很正常。比起我在德阳的经历来，算不了什么。

在德阳的4年多，只是我人生轨迹的一个插曲，但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给我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材料，我会非常珍惜。  

记者：是不是因为你学者的气质和个性，影响了你在官场的发展？

郭：为官和为学者的要求不一样，但为人都应该正直。也许我不适合做官，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路。我无愧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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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官场纪事

德阳一霸倒台 市长被批斗

1998年7月24日，是我自5月8日到德阳担任副市长后仅仅一个半月的时间。这天下午是市委常委扩大会，专题讨论两个市属企业金路集团与德阳市天然气公司的资产重组问题。会议进行到16点，讨论仍在继续，还没有形成结果的时候，市长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天然气公司请他晚上去一下。他答应了，并请我晚上19点陪同他一块去。

18:50，市长让我与他同坐他的专号车到了天然气公司的大门口时，我突然感觉到气氛异常，到处是群众，夹道之中，有人在打我们坐的汽车，有人在喊“来了，来了”。市长先下车，劈头盖脑的是一片“打倒”的呼声。这时，有人高喊“把他弄到楼上会议室去”。市长温顺地去了。

我刚到德阳，人们可能是不认识我，所以，把我丢下了。没有人管我，我也就默默地跟着上楼到了会议室。

进入会议室后，已经有百多号人挤在里面，所剩的空间已经不多了。

第一个“议程”是有人指挥关掉大门。这立即让我有一种已经被劫持的感觉。市长就是人质。劫持者不达到某种目的是不会开门的。会议室里挤满了看上去来者不善的人们，他们在大吼大叫，现场一片混乱。他们扬言：如果今天不答应他们的条件，这个大门就不开了。风波平静下来几天之后，天然气公司总经理李富荣才向我们解释说：“那些人并不是天然气公司的职工，而是街上来打抱不平的群众和部分职工的家属。”这就是说，连街上的闲人和职工家属都被发动起来批斗市长了。真是意想不到！

第二个“议程”是勒令市长站起来。市长温顺地站起来了。这时候有人又开始高呼打倒他的口号。

第三个“议程”是大标语出来了。大标语直接就往市长的秘书张建国身上贴。整个会议室乱七八糟，乌烟瘴气，什么话也听不清楚。听见的只是“打倒”、“打倒”。

第四个“议程”是灯熄了，开始动手了。他们暂时还不敢拿市长直接作为第一个动手的目标。攻击的重点首先是市长秘书。秘书张建国被推来搡去。他实际上是被打了，而且是“黑打”。后来我看见他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当时，我只有一个感觉：这是一种在“文化大革命”中才能见到的场面。在这个地方，“文化大革命”又来了。

我确实没有想到德阳市天然气公司的“群众”会如此野蛮地对待一件市委、市政府正在内部酝酿的事情，而且这明明是对天然气公司和金路集团双方都有利的事情。看来法制和党纪在这里都不起作用。

除了天然气公司的总经理和几位领导外，职工不认识我。他们始终把我撂在一边。只有总经理李富荣对我特别客气，殷勤地不停地向我递香烟。初来乍到，不知道“码头的水有多深”的我始终没有开一句腔。

李富荣告诉我，“群众”对于市委常委正在开会研究的金路公司与天然气公司的资产重组不理解。但我同样不理解的是，“群众”怎么会知道市委常委在开会研究什么内容？我知道，这个“群众运动”一定是有人发起和操纵的。

市长试图向会议室里的百多号人做出解释。他不停地挥动双手，不停地说：“请大家安静一下，让我说两句。”但是，没有人听他的。他一个人的斯文声音早已经被那百多号人的狂吼的声浪淹没了。

经过差不多两个小时的混乱局面，市长无法与市委任何人取得联系，他妥协了。他无奈地宣布撤消下午在市委常委扩大会上的酝酿，保证金路集团的资产重组从今以后与天然气公司决不发生任何关系。于是，市长获得了自由。

一直静观自己手下批斗市长的李富荣起身来送市长。市长说：不必了。

我明白，对于市长的批斗，有人导演，虽然很蹩脚。但是，天然气公司的职工终于“战胜”了市委、市政府。我不明白的是，“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20多年了，在这个地方怎么还有人敢于、还有人能够发起那些类似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作。难道他们没有想到过会被追究？！难道就不怕受到追究？！

后来人们给我说，德阳市天然气公司总经理李富荣乃是德阳一霸。在德阳这方土地上，他有呼风唤雨的能量。

没有人能处理他

这天晚上，虽然矛头主要针对的是市长而不是我，虽然我刚到德阳，但是目睹了这一天的事情后，我一晚上都没有睡好。在“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20多年后的今天，敢于和能够用一个电话就把市长叫去扣在会议室里，敢于采取类似于“文化大革命”的手段，对一个刚刚才由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市长狂批滥斗，公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对市长的秘书大打出手，这还是我亲眼看见的第一次。这个总经理必须受到追究！如果不能追究，那就说明这里的各方面工作都比较难搞。事实上，我的这个判断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二天，我找了市委书记和所有在家的副书记及有关常委，明确表示了我的态度，指出这是一起践踏党纪、违背宪法的行为，希望得到严肃处理。他们也都表示知道了，都表示震惊，都表示要处理。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仅仅是与我议论了一下而已，仅仅是碍于我是新来的副市长而安慰了我一下而已，仅仅是在我的面前表示了一下惊讶而已，这件事其实一直没有处理。

据说，李富荣背后有人撑腰。果然，看我不放过这事，有人出面了。先是一个过去多年前就认识我的老同志来看我，拎了两条烟、两瓶酒来，说是李富荣托他送来，并要请我吃饭。我不客气地请他把烟酒拿走，立马打发了他。

接着，当时德阳市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请我与李富荣面谈。我作为一个副市长，当然不能不给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面子，拗不过，与李富荣见了面。

他说：“郭市长，那天晚上的事情对不起了。”

我问他还有什么，他却只是傻乎乎地望着我。他希望我说点什么。

我不客气地对他说：“哪里，你不是对不起我，是对不起你自己。你要多学习法律。”他悻悻地走了。

那一段时间，他请了不少的人到他那里开会，然后让地方报纸不断地报道，表示他在干事情，过得好。是的，他确实过得好，有那么多人为他“扎场子”，他能过得不好吗？
  
德阳市封的“地厅级经理”

有一段时间，不停地有人给我说关于李富荣的故事。他的那些很平常的雕虫小技居然被人们说得神神秘秘的。我不感兴趣。其中，只有一件事让我瞪大眼睛望着说话的人。他们给我说：“郭市长，你要让着他一点，他是现在德阳市属企业里面惟一的副厅级干部。”

我大吃一惊，顺口问道：“什么？他不是天然气公司的经理吗？什么副厅级干部？谁批的？”

“德阳市批的。”别人回答我。

我更觉得奇怪了：“德阳有权批副厅级干部？”

别人说：“市委在会上宣布了的。”

我不相信自身只是地厅级级别的德阳，有权批地厅级干部，但我由此而相信此人在当地的霸道。或者说，他有他的能耐。更确切地说，是他因为掌握着垄断性企业—天然气公司而具有的“本事”。

他的“能耐”和“本事”的确很大。有人给我说，在德阳市天然气公司，职工要学习他的语录，他的话就是德阳市天然气公司的最高指示。他之所以能够这样，我已经明白，他当然不可能是孤立的。我完全没有必要跟他多说什么。

我虽然不跟他说什么，别的人倒要主动跟他说。不是他用嘴说话，而是他可以用钱说话。因为他手中有钱，可以用钱去交换所有他想交换的东西，有权的人是要给他面子的。

不久，一家报社的记者给我打电话，说要报道天然气公司及李富荣个人的先进事迹。我长期在理论宣传战线工作，省内的老记者与我自然都是很熟的。他们告诉我，是李富荣出钱赞助，报社就给发了。虽然不到1000字，但却是在头版。内容是他那年年讲、月月讲的“先进事迹”。虽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但我知道，他用钱做这事是为了给他批斗市长的事情做“稀释剂”，冲淡一下人们的记忆。他认为，只要这家报社把他的先进事迹一登，批斗市长的事情就过去了。他认为无非就是钱嘛，用钱就消了一个灾，何况掏的并不是自己的钱，而是天然气公司这个国有企业的钱。

一年多以后，在一次德阳市政协邀请我参加的会议上，李富荣坐在了主席台上。当时，我很奇怪，怎么这个人不伦不类地坐到这里来了？他出现了，而且是在主席台上，我感到显然与整个会议的环境很不协调。我后来才知道，在他成功的运作下，他不仅没有受到处理，反而还被提拔了。我身边的人告诉我，他现在是德阳市政协党组副书记。他要想完成从企业界向政界的过渡。他已经真正成了“红顶子商人”。

就在主席台上，有同僚低声告诉我，在早些时候，德阳市已经给他封了一个副地厅级的经理，封他的人和他自己也感到不正宗，是“地方粮票”，上面和外面都不承认。因为德阳市自身就只是个地厅级单位，无权批准地厅级干部。德阳市的领导并非不懂这个组织程序，但还是这么做了，至少可以在当地人面前把他的身份抬一抬，满足一下他的虚荣心。也许是因为早就给他许了愿，这次让他做政协的党组副书记，是为他正名。

而他不仅是一个垄断性企业的经理，有钱，还能签单，他还需要有位子；虽然他并没有文化，但是居然搞到了一个“高级经济师”的职称；虽然他没有水平，却有要做德阳市的“政治家”的欲望。现在，他就真正地做上了德阳市政协的党组副书记，也来参政议政了。
  
他要为市领导和老领导搞股票

从进德阳市政协当上了党组副书记开始，李富荣不再找我道歉了。有一天，他突然笑眯眯地来找我，说是他要搞天然气公司的股份制改革。要改革，当然是好事。我分管改革，所以，市长也让他找我。我宽宏大量地告诉他，我支持他的改革。

不久，市长在政府办公会上提出，天然气公司要搞股份制改革，要我帮助他做一个方案，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半个小时后，秘书告诉我，李富荣已经到了我的办公室。我非常认真地听他谈对天然气公司改革的想法。

由于发生过上次职工批斗市长的事情，所以，我特别地询问他：职工对此事知不知道？职工们是什么态度？是否先与职工商量一下做一个方案。

他嗫嚅着……

他越嗫嚅，我的态度越坚决。

他终于果断而坚决地对我说：“天然气公司是我说了算，什么职工不职工，谁不同意就叫他走。”

我万万没有想到，1998年7月24日在天然气公司会议室里利用群众批斗市长时，他发动的是职工群众，职工群众那时候在他嘴里是至高无上的。而今天，当他为着自身的某种目的而大谈改制的时候，职工群众已经一文不值了。看来，职工群众不过是李富荣的玩物而已，但我不能让他这样做。

我仍然坚持说：“这个事情市长给我说了，但不要太急，先找职工商量一下，组织一个班子，把资产和债务的问题好好清一下，方案做好了，条件成熟了，职工也没有意见了，再提交市政府研究。”

他看我如此固执地要他先去与职工商量，就急了，终于将他的目的和盘托出。他尽量压低嗓门对我说：“郭市长，这里没有其他人，我给你说句老实话，我的主要目的是要给你们市上的领导和老领导搞点股票。”

这真是荒唐，李富荣要搞股份制的目的原来如此。对于李富荣来说，我早就与他撕破脸了，所以，没有必要考虑他的情绪，照顾他的面子。一听到他的这个托底的话，我的脸就沉了下来，不客气地对他说：“你这是要害人啊，你是个坏人，你可以走了，你的这件事从此不用再找我了。”

回到会议室，我给市长说：“李富荣说天然气公司的股份制改革是为了给市领导和老领导搞点股票，这个方案我做不了。他的目的很明确。股票已经出了那么多大案要案，这不是要害人吗？”市长露出了非常惊奇的目光。

于是，这件事就此搁下了。

贪婪是永无止境的

金钱是许多人贪婪的东西，但一个人的贪婪有时还不仅仅是金钱，贪婪会在其他方面体现出来。尤其是金钱已经达到一定的量以后，他还要抓其他的东西，包括名利都在其中。李富荣没有文化，“大老粗”一个，为证明他有文化，他不仅仅搞了一个“高级经济师”的头衔，而且还要“科技进步奖”，以便为他获得更多的金钱做铺垫。

记得我刚到德阳的时候，市政府研究科技进步奖，当时的德阳市科委不知出于什么考虑，硬是要给他一个人两项奖。当时的市长居然力排众议，否定了所有持反对意见的副市长的意见，硬是同意他一个人拿了两个奖项。也许市长有难言的苦衷。

李富荣在德阳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有人给他撑腰，他就明目张胆地要这要那。每一年市政府都要对纳税大户进行一次性表彰和奖励。在我分管工业时，到他出事的连续两年，按照实际的纳税情况，他是根本就排不上表彰获奖之列的。但是，每次都有他，而作为真正纳税大户、又是德阳工业经济台柱的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的总经理却没有。我严格按照纳税额的排名顺序，毫不客气地划掉了李富荣，补上了二重集团的总经理。但是，财政局局长不依了，他们非要奖励李富荣不可，而决不奖励二重集团的总经理。市财政局又送来奖励企业的人员名单，要求我重签。我不知道，在德阳，财政局可以强迫副市长签字。“弄权”，我想起了这个词，这个只有在历史小说上才能见到的字眼，我感觉对它有了更深的体会。

我拒绝签字。按照程序，没有我这个分管市长的签字，奖励就不能得到市政府的批准。我充分地运用了我的这个权力。但是，最后不知怎么一回事，二重集团的总经理仍然被拿下了，财政局就是要给李富荣4万元奖金，而被德阳人认为是立市之本和纳税大户的二重集团的总经理却没有。

真是霸王硬上弓。财政局长赤裸裸地坚持，市长妥协了。他把我拉到会议室外说：“4万元先给李富荣，其他事以后再说。”

财政局战胜了市政府。

我至今也不理解的是，财政局是一个什么单位？财政局是政府的财政局，财政局是政府的职能部门，财政局是政府的组成部门之一。有一次开会，市长冒火了，话已经说得非常“通俗”了：“财政局，你是政府的口袋、政府的出纳、政府的保管，你无权自己花钱，也无权决定政府花钱。政府的决定你必须执行。”按照我国现行的体制，财政的钱是应该由政府支配的，每年的预决算，由财政局代表政府专题报告人大通过，在日常的运行工作中，财政局只是政府工作的执行部门。我在想，财政局，不，确切地说，应该是当时的财政局局长，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谁把你惯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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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主金路集团

2000年，在德阳市发生的金路集团“夺权”事件已经结束。这时候，李富荣时年已经60有4，但他仍不甘寂寞，别人也不让他寂寞，给他封了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的头衔。为的是什么，谁也不清楚。反正原来坚决不去金路集团的他，现在看到金路集团已经走出了困境，有搞头了，他愿意去了。

他去金路集团当然也不是白去的。在这之前，为了金路集团的夺权，当时市委的最高决策者和操盘手都找到他，非要让他把天然气公司的钱拿出2000万元购买金路集团的法人股，以凑足9个股东。

实事求是地说，最初李富荣对金路集团确实是不感兴趣的。但经不住决策者和操盘手三磨两磨，尤其是给他许下了重诺，他才吞吞吐吐地把钱借出来买了他极不情愿买的金路集团的股份，以至于与他配合得最好的副手见人就说：“市政府非要我们去买金路集团的股份，把我们的流动资金都抽空了。”

当时的决策者认为，李富荣有能力控制遇到麻烦的金路集团。

市里的决策者和操盘手对李富荣寄予了厚望，整个宝都是押在他身上的。但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年过6旬的人早已有自己的考虑，他不愿对市上的决策者和操盘手负责、争气，他无论如何也要铤而走险先为自己捞一把。但不知是这一把，还是其他哪一把，让他的经济问题爆发出来了。

东窗事发

市里从来没有因为某个人的问题向我做过通报，但是，这一次却例外了。某天深夜，市委的一个副书记给我打电话说，由于属于我分管的原因，所以，向我通报一下，今天晚上21点，李富荣因涉嫌经济问题而被“双规”了。

其实，李富荣的问题是在天然气公司任职期间发生的，而天然气公司在德阳一直是归计委管，不属于我分管的范围。不过，市委给我的通报，我应该理解为是对我的尊重，他们知道，我早就对李富荣很反感。

可是，后来市长和我都不在德阳的任上了，我才从市长那里知道了一个更莫明其妙的事，在李富荣已经被“双规”之后，他还能够给外面的人写信。就是说，“双规”实际上并不能阻断他与外界的联系。

经认定的是，他在西昌借投资一个铜矿之机，从中贪污了100多万元。由于那边发案，他所犯的事成了四川省检察院的挂牌大案。德阳的确有人想为他开脱，也有人明确提出要缓一下再处理，但这是上面来督办的，民愤如此之大，当然任何人都再没有办法保他。2001年10月，李富荣被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

不过，这10年仅仅是省高检的挂牌项目。其实，李富荣又何止这一个项目。他要只有这一个项目，他就不是李富荣了。

本来他早就应当受到制裁，那样，也许他后来的下场还可能稍微好一点。

他的能耐仅仅在于能够变着把戏将公家的钱按不同的需要送出去，以博得别人的青睐与欢喜，他则由此而编织了一张关系网。这个关系网，都是以他们的个人利益为纽带的。这些人，当然都决不是一般的人。

这些人在他的后面，他就敢于与政府抗衡，就敢于称霸一方。这些人的利益，不仅决不是为着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是在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些人借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利用他手中掌握的权力和特殊的国有资产（垄断性的天然气公司），拼命地经营着自己的利益和自己关系网的利益。

随着利益欲望的膨胀，他的头脑也在膨胀，越来越自不量力。他要与他感到不舒服的现任政府较量，要让现任政府在他的意志下行事。当然，他自认为有后台，有庇护。所以，他疯狂了。当然，国有资产也就这样在流失着。

政府的决策实际上还没有走上真正地、完全地依法执政的轨道，更不可能完全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政府的决策往往是各种力量平衡的结果，也就是说，实际上，李富荣的力量有时候也能通过各种渠道渗透进来。有执政的人帮他说话，他的意志已经渗透进了当地市的上层执政机关，所以，危害就显得更大。

何局长拿了16万元

问题源于李富荣的倒台，必须尽快找一个接替他做金路集团董事长的人。于是，市政府党组突然在临近下班前的17：30要开会“研究”这个问题。

之所以对我来说是突然的，还不仅仅是已经到了17：30才想起了要召开党组会，更主要的是因为过去金路集团的班子是由市委任命的。甚至任命之后，我这个分管副市长也不知道。我都已经习惯了。突然就突然在打破了我的思维习惯。参加党组会后我才明白，这一次是一定要让我知道的，不仅要让我知道，还要由我说出来，把他们的主张变成是采纳了我的意见。

市政府党组会由市长主持，他简单地说了一下金路的班子要找一个董事长，只能在两个人里选一人，让与会的副市长表态。副市长们个个面无表情，没有一个人有表态的样子。沉默太久了，17：30开始开会，到18：30也没有人说话，看来即使再等下去，也没有谁有打算说的意思。

这时，市长指名道姓要我说了。理由是我是分管副市长。

由于金路事件我有不同意见，所以，我说这件事最好不由我说。市长说，今天就非要你说。这对我显然是勉为其难的事情，但我回避不了，我已经感到了今天这个会就是冲着我来的。

本来我对这两个人都没有成见。在我到德阳任职之前，并不认识他们。认识他们是在到德阳任职之后，完全是由于工作上的关系。在工作中，这两个都是因为金路集团的事情而发生的联系。在当时，我对他们的认识一直是很肤浅的。发生金路集团与三通集团的夺权风波之后，我对他们才有了比较深的认识。于是，我说了三条意见：第一，金路集团的班子能否把视野放宽一点，不要仅仅局限在这两个人中选；第二，我个人的看法，这两个人都不合适；第三，实在要在两人中选一个，那就何局长去。

我的话音刚一落，马上得到了市长、常务副市长的支持。他们并不在意前两条意见，他们要支持的是第三条“让何局长去”。他们兴奋了。别的副市长怎么表态都不重要了，别的副市长实际上也不好再说什么，一个很不正常的政府党组会的决议就这样形成了。我有一种被强迫而又说不出口的感觉。也许，这就是政治。别人会玩这种手段，我却不懂，我更不屑于这样做。

何局长到金路集团任董事长一事虽然已经堂而皇之地经过市政府党组“讨论”，得到了政府的同意，但只有一个晚上。第二天，情况就急转直下，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有人举报：一年前，因参与金路集团赶走民营企业三通集团有功，李富荣奖励何局长16万元。

贿赂夺权人。我立即想到的是难怪他们那么积极。利益驱动嘛。

李富荣的行为表明，他去金路集团之后，真正意义上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用金路集团的钱给扶自己上马的人一笔不菲的回报。所以，这件事情自从李富荣的经济问题一爆发，就引来了连珠炮般的爆发。

何局长何许人也？别人刚一举报，当天，他就拿着16万元的存单退赃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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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我对何局长出现的这个突然变故很关心。昨天刚刚在会上被强迫推荐了他的我，当然希望弄清楚这16万元是不是真正被何局长拿走了。

按照规定，何局长是化工局的局长，是属于我分管的工业战线的局长，而我是工业这条线的党风廉政责任人。如果何局长有不廉洁行为，我有责任，也应该给我通报。但是，这种事情没有市委、市政府的人给我通报，没有人想到我是分管副市长，我是从市经贸委一个同志那里知道的。

为了证实市经贸委那位同志的话，我找了何局长，希望他把事情讲清楚。

何局长从来就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但他这一次口齿不清了。他哭了。

他说：“这件事情已经给市委说了，能不能以后再跟你详细汇报？”

我明白了，这件事情市经贸委的同志没有说谎。他既然不愿意再说，而且已经给市委说了，市委并没有找我，那就到此为止吧。

何局长走了，他的情绪从未有过地低落。

人们在等待，人们在看着：这件事情怎么处理？

16万元，当然不是一个小数字。按照现行规定，5000元就可以追究刑事责任了。16万元，金路集团刚刚才摆脱困难，那是多少职工的工资才能凑成的数字？那是德阳市政府能够给出的老百姓最低贫困线的1000倍。但对于能花180多万元公款买宝马车的李富荣来说，拿16万元公款给何局长，他根本不在乎。

后来，听说就只是何局长一个人的事。难道李富荣就只给何局长一个人送了16万元？这是我至今也没有想清楚的道理。

听说给了何局长一个党内警告的处分。可是，没有任何人再想起我是分管领导，也没有任何人给我通报。直到我卸任回到学校之后，除了那一次我找何局长谈话外，其他都仅仅是听说。来自组织的正常渠道的通报，统统没有。当然，何局长自己说的以后再找我说，也就至今没有找过。

不过，那一段时间里，我仍然在等待。因为按照我的思维，我的逻辑，既然那天市政府党组研究金路集团的班子是基于没有发生何局长拿别人16万元钱的前提下决定的，那么，现在发生了16万元的事情，市政府党组应该重新开会研究这个事情，但是没有。市长说，那个事情早就研究定了。仅仅过了几个月，何局长办理了退休手续，兴冲冲地走马上任，到他拿了16万元却只受了个党内警告处分的金路集团做董事长去了。由于国际石油价格持续暴涨，金路集团的产品价格也就随之上去了，效益也就好了，且越来越好，这真是何局长的天福，他也就心安理得地做他的上市公司董事长了。

我不知道那里的职工知不知道这些事情，如果知道又是怎么想的。对于我来说，何局长拿了16万元却给予一个党内警告处分，已经够让人吃惊了，而且居然还可以继续去做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更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真是不知道，这又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高瞻远瞩”。而何局长到处给别人说，他去金路集团当董事长是郭市长提出来的，让我哭笑不得。既然这件事与我有这么大的关系，那我就不能不在这里说清楚了。

看来，本来5000元就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事情，到了16万元的时候，罪与非罪原来不过如此而已。

李富荣在做完这一件事情后还顺理成章地给自己定下了一笔巨额的年薪。当然，完全说是他自己定的也不准确，只有傻瓜才会相信他没有经过批准或默许。巨额的年薪与那16万元或比16万元更多的或更少的交易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他并没有进去

李富荣被判刑10年，应该说属于重刑犯。虽然被判刑10年，不过，他的这10年徒刑仅仅是名义上的。据说，到现在为止，他也没有去法律规定的地方服过一天刑。

判决书一下来，李富荣就保外就医，就可以照样做生意，照样赚钱，照样出入高级宾馆。犯罪不受罚，反而照样享受。真是匪夷所思！

也许，这是我的孤陋寡闻，我相信，他可以这样做，别人也一定可以这样做。这是制度上的问题，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

令人烦恼的博览会、交易会

在我分管工业期间，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博览会、交易会。从每年两次的广交会到高交会到沈阳的制造业博览会，还有各地方的各种各样的博览会、交易会。

适当参加这些活动是必要的。参加这些活动可以接收许多新信息，可以开阔眼界，但使人感到烦恼的是各种各样的博览会和交易会连绵不绝，真是让人应接不暇。

会议是政府的主要工作形式之一。政府的会议很多，有的是自己安排的，有的是上级安排的。

实施西部大开发之后，会议尤其多了。似乎这就是西部大开发，或者这就是落实了西部大开发，或者是仍然在研究和论证西部大开发。总之，西部大开发首先启动了地方政府的许多会议，以至于有的已经有了会展中心的城市还要再搞会展中心。

参加什么样的博览会，应由企业自主选择。在各种各样的博览会中，对于政府摊派来的博览会，企业往往很不高兴。上级政府摊派的会议，下级政府往往也很不愿意参加。但是，作为上级的决定、分配的任务，又不能不执行。分管这项工作的我真是千难万难。

在我任职期间，最使我难忘的是2001年四川省要到黑龙江的哈尔滨去搞一个博览会。在此之前，四川省已经在广西南宁、新疆乌鲁木齐召开了博览会，这两次会议还搞得不错。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对于哈尔滨博览会，德阳市财政局就是不出钱参加，我在政府办公会上提出来，结果市长也不同意参加。上级主管部门又不停地催促，说像德阳这么一个工业城市不参加实在过不去。我只好如实向省上的分管领导反映，希望他们能给德阳市委或市政府的主要领导说一下。但最后市长还是不同意。

缺乏积极性的不仅仅是市政府，企业往往也没有这个积极性。参加什么活动，企业总是要算账的。很多企业的心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德阳市的许多企业的产品压根就没有打算卖到哈尔滨去，他们认为那里并不是他们的产品销售的流向，去了是白花钱，没有意义；另一方面是也有的产品要卖到那里去，或者与那边有许多经济联系，比如德阳的二重集团与离哈尔滨不远的一重集团、东方电机与哈尔滨电机厂有很密切的关系，不用政府操心，它们就已经存在很深厚的关系了。

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它们不需要政府用这种方式去牵线搭桥，要联系它们自己会联系，需要联系它们自然会想办法联系。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到哪里去，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吗？政府为什么要操这个心？如果需要政府帮忙，它们自然会找政府，不需要政府帮忙的事情，它们也就不麻烦政府了。

当然，也有的地区积极性很高。上级部门认为那就是大家的积极性，惟有德阳市没有积极性。不仅没有积极性，而且工作也没有做好。省里搞的博览会，往往还要进行评比，以形成你追我赶之势，这就给我造成更大的压力。但市里和企业都没有积极性的事情，我也的确没有办法，也就只好不求上进，不去与他们在这方面你追我赶了。

不仅仅是博览会，更使地方政府难堪、企业苦恼的是若干的招商引资会，新闻媒体还要不停地发布信息，声称本次会议已完成协议或意向性协议多少。人们在招商引资会上发布新闻，说已经完成了招商引资意向性协议多少亿元，结果经常最终也没有见到一个真正的投资项目进来。在这方面，各地仍然是你追我赶。几年中我感到几乎每次意向性协议签得最多的城市，最后往往并没有看到有多少项目在启动，媒体的宣传与实际情况差距较大。

后来别人告诉了我一个“真谛”，像这种招商引资会，不仅各级政府有任务，而且新闻媒体也有任务。所以，那些所谓的意向性协议，有的地方官员事先与媒体已经在协议中附有另一个“协议”，即此协议只作为宣传之用，无法律效力。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不仅仅是在我分管的这个口，其他副市长分管的口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为了应付省上的各种各样的博览会，市里就进行了一次专门的讨论，规定今后省上的博览会采取“吃转转饭”的办法，每个县轮流去一次。有的县经济实力薄弱，就两个县搭配在一起去。这个办法实际上也行不通。因为整个德阳市有实力的企业就那么几个，摊派到县上，县上也是无法承受的，转来转去还是只有找那几个有实力的企业去撑门面。开会的次数一多，企业也就不愿意了。
说实在的，政府的出发点也是好的，但为什么并不受到企业的欢迎呢？这就需要政府深思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职能到底是什么？这类事情到底要不要政府来办？应当说，最初的一两次，似乎地方政府和企业还是欢迎的，但过于频繁，各个部门都在搞各种各样的博览会或招商引资会，以致太多太滥，是不是真的有效益？这些，的确需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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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学

接手工业经济的第一件事就是接手了一大堆数字。

在此之前，统计局是不向我和其他副市长提供数字的。据说，统计局的《工业快报》只在每个月5日前提供给市长和分管工业的副市长。

数字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些数字，德阳市的工业经济发展情况就比较清楚了。经济学没有数字是不行的。数字对经济学重要，对政府更重要。然而，后来我才了解到，数字是政府政绩的体现，并且，数字总是人做的。于是，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以下的现象：评选先进的时候，有的地方先要打听在前面的是谁？在后面的又是谁？老实的人不打听就吃亏了，不老实的人处处占了便宜。甚至在不少地方，先进点和贫困点是同一个地方或单位。因为他们的数字报出来总是符合上级规定的条件，这就不难理解在报端上，我们不时可以看见：贫困县同时兼着先进县，优秀企业很快就是破产企业，这些都是数字打造出来的“怪物”。

玩数字游戏是一些人为官之道的“必修课”。有的人天生就深谙此道，自然就会为官。不知情的人总认为他们的运气好，甚至认为他们真有能力，其实大不然。

最有意思的是，每逢一个地方主要领导干部调整，数字的起伏往往都是很大的。老同志退下去之前，总是要表现出自己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所以，数字都比较好看；而新同志上任之后，要表示自己是受命于危难之中，所以，数字都是比较难看的。于是，对于主要干部的任免，学问就大了。主要看是在什么时候任免他们。一般来说，在上半年调整主要领导，当年的经济数字都是不好看的。因为不好看的数字是前任的责任，越不好看的数字，说明前任越糟糕。而在年底调整主要领导，数字往往比较稳定，因为当年的数字基本上无法动了，而来年的数字如何是自己的政绩，所以，起伏相对小一些。

这不仅仅是地方政府，而且在国有企业也往往是如此。新任的国有企业的老总，为了要表现自己，上任伊始，总是要把前任的数字“水分”挤干，把“问题”暴露够，然后，自己再来一个“迅速扭转局面”。到他自己离任时，有的继任者往往也会如法炮制，数字从新一轮的“挤干”到新一轮的“发水”又同样出现，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后任来了之后，往往再如法炮制。周而复始，新的一轮数字游戏又开始了。

当然，这样的事情，苦了的是老百姓，虚假的数字表现的是虚假的繁荣或虚假的困难；苦了的是不知情的上级领导，他们赖以决策的基础和在此基础上进行指挥的数字是难于让他们实现正确的目标的；更苦了的是经济研究人员，他们在那些不真实的数据的基础上搞出的科研成果，怎么会是科学的？

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效益的好坏、经济发展的走向、政府对经济如何进行调控、需要在什么时候出台什么政策等，都需要依据准确的数字做出判断。而政府对经济调控的灵敏程度，又需要及时的数字来表明。所以，我给统计局的同志再三说，统计数定一定要及时、准确，既不能浮夸，也不能瞒报，一定要实事求是。

统计局是政府的权威部门，它所发布的数字就是历史，也是政府指挥经济活动的依据。在很大的程度上，统计局应该是政府的一个参谋机构，它不仅要将已经发生的情况如实报告政府，更重要的是，它还应对未来的经济发展走向做出判断，为政府的正确决策提供参考。

但是，统计局很难实现这两个要求，更不可能给政府当好参谋。他们说，他们的数字是保密的，保密的数字只有一个途径可以变通，那就是卖钱。无论是从网站上查询，还是到统计局直接索取，他们的数字都是要钱的。

统计局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它们应该是财政拨款，所以对政府和政府的相关部门，它们应当提供数字，而不能说要钱，这是规矩。但实际上往往并不是这样。

地方政府对统计的重视很有限。在一定程度上说，统计局经费和其他手段的欠缺，其实就是地方政府对于统计局工作的重视程度的具体体现。在2000年以前，德阳市统计局只有1台旧的桑塔纳汽车，传真机只有1台，电脑也只有1台，他们要负责全市5982平方公里、382万人口所必须统计的所有数字。可想而知，要做好这个工作是多么的艰难。不仅如此，按照德阳市的体制，他们还要负责本局包括离退休人员和在职职工在内的所有人的奖金和按月发放、逢年过节给他们的“表示”，压力是非常大的。就是说，在财政拨款之外，他们必须搞钱。

因为要搞钱，问题就出现了。由此，政府的许多部门要了解全局的情况是很难的。统计局的真实数字只汇报给政府，而且不是政府所有的领导，只是主管领导和“一把手”。一些经济管理部门需要统计局为它们提供及时而准确的数字。有的数字，统计局要那些部门和单位出钱买，虽然并不多，但这些部门和单位所得到的财政拨款并没有这个款项或很不愿意出这个钱。

按规矩，我是全市工业考核领导小组的组长，统计局必须及时向我报告全市的工业经济运行指标，每个月3号，必须首先给我报告上月的工业经济数字。从总体上说，统计局给我的数字是及时的，但这些数字很多时候又是不准确的，它们随时要调整。在经济学上，一个百分点的意义可以是很大的也可以是很小的，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后果可以是很严重的也可以是微不足道的。

不仅如此，他们的这些数字又不能交给经贸委和政府的其他工业主管部门。这就不能不产生问题了。经贸委的同志很难堪，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已经了解的情况，他们并不了解。我问到他们，他们往往是一头雾水。但如果不能依靠他们，就只能我自己一个一个企业去跑，这于我也是很难堪的事情。如果全部企业每个月的情况都只能由分管市长自己去跑，经贸委又做什么呢？

于是，在不少场合往往出现了两组数据：按照经贸委的口径和按照统计局的口径。政府发布的数字信息，当然是要以统计局提供的数字为准，于是经贸委就尴尬了；在内部讨论中，经贸委的数字更有说服力，更能够说明问题，于是统计局又尴尬了。这样的事情，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已经影响到了工作的开展。

虽然我是全市工业经济考核领导小组的组长，但我不是管他们“帽子”的“长官”，所以，很简单，他们并不听我的，于是，不准确的数字送到了我这里。我不能容忍不准确的数字，因为我不能在不了解准确数字的情况下发出指令。

我不停地找统计局的同志，一个一个地核对数字，分析情况。说实在的，就仅仅这一点，我这个分管市长就非常累了。

在计划经济和“官本位”的年代，数字服务于政绩。真正的市场经济，人们倒不知道怎么统计数字。虽说有统计法，但统计法本身也存在许多问题。不仅如此，数字又不仅仅是做假的问题，还有一个统计口径的问题。中国的统计口径是经常在发生变化的。

数字的悲哀在于现行的体制。我无论如何是搞不过别人的，我的工业增长的数到了10%以上，而别人是20%以上；我的数字到了20%，别人已经是30%，我还是赶不过别人。我不知道其中的奥秘在哪里？我到别人那里去看，并没有看到已经开工的项目，但他们的数字总是一个劲地增长。

后来，县上的同志给我说的一句话启发了我，就是：“数字好办，我要它是多少就是多少。”“这个月的数字我压了一下，到年底看其他县报多少，再说”。县里报出的数字是行政长官的意志，他说报多少就是多少。我这才恍然大悟。其实，很多地方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然，这要主要领导发话。

排名的学问

排名对工作的影响太大了，不是因事定人，而是因人设事。这是许多基层政府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痼疾。

我到德阳市任副市长是在新一届政府选举的一个多月之后，我的排名自然在后面。后来又来了新的副市长，他们排在我的后面。也有后来排到我前面去的，那是因为他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