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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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它同志相比，我只是有点锋芒而已。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是隐讳自己的观点。我爱这个国家、我爱这支军队。正因为部队困难、有需要改善之处，才需要我和我们。如果它太完美了，要我们干什么？因为爱而无私。因为无私而无畏。

　　当到一定的职务后，不敢替别人办事，不敢说话，战战兢兢，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当更大的官吗？有私欲，你就不可能坚强，你就不可能无畏。人活一场，我不做自己还做别人吗？雷锋咱做不了，朱伯儒咱做不了，我就做自己还可以吧。官帽子像雨点一样往下掉，哪一顶能掉到你头上？不要去追求这些东西，还是去追求一下精神方面的东西，这方面疆界无限宽广。我在生活里是没有锋芒的。我和大家相处都很好。但是，在思想上我是有锋芒的。真正能够刺痛你的，真正能够把人刺出血的，是思想上的锋芒。而不是在于你这个人有多高傲，你有多大的官职，那都没有用。我写过不少书。我宁愿我的书被一个人读一千遍，不愿意它被一千个人只读一遍。有人读得懂我。很多人把锋芒藏起来，我不藏。我藏给谁看，藏了我要干什么。张孝祥，南宋人，秦桧当宰相时，他考进士第一，当即上疏揭露秦桧，为岳飞平反。朋友劝他敛起锋芒，他说，没有锋芒我考进士干什么；我明明有锋芒把它藏起来我考进士干什么；秦桧是个王八蛋，我不攻击他我考进士干什么。三问，酣畅淋漓。

　　朱镕基总理对我爱人李小林讲，1958年，他到三O一医院看望病人，在电梯里碰见了彭德怀元帅。彭老总刚看完一个身患绝症的老同志，彭说到生病时，讲了三个“然”：“大不以为然；不得不然；顺其自然。”朱总理说：这三个“然”成了他一生的座右铭。至于毛、邓，就更不用说了。我对自己的讲话负责。讲对的地方，你们就往心里去，讲错的地方，你们就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莞尔一笑，不要当回事。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每个个体都是自由的。我不能要求我的思想都给你们。我更不能要求把你们的思想都统一到某一个思想上来，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偏要追求那种可能，这是非常虚无飘渺的，实际上做不到。

　　你们都知道我对台湾问题的看法。作为共产党员我从来没有掩饰过自己的观点。和平有一线希望就要争取。战争有百种可能都应避免。但一旦战争逼来，军委一声令下，我将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我，共产党员，解放军将军，总不会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些德国国防军将领吧。德国国家社会党攫取国家权力后，积极谋划对外战争，遭到了德国国防军许多职业将领的反对。然而一旦国家做出决策，战争机器开动，那些将领们没有二话，毫不犹豫地领兵出征。一位元帅讲：“我以极不情愿的心情执行统帅的命令。但我必须执行得非常坚决。”他把自己的指挥艺术发挥到了极致，连连破敌。在波兰边境上驻防的一名德国国防军将军，也是积极反战的，尤其他的妻子是波兰人。敌国有她的亲人。但军令如山倒，他陷于两难。入侵波兰的战争将于第二天打响，他精心布置，指挥有方。次日凌晨，他穿上崭新的军装，皮靴擦得铮亮，把历年来获得的勋章挂满胸膛。进攻开始了，他昂首走到最前面，首先被子弹打中。我也是军人。他虽然是敌人，但他的勇气令我佩服。他服从命令的素质和本能更为我崇敬。祖国如果需要我死，我当含笑。我不怕死。今天的年轻军人和我们相比，是相当幸运的。

　　有人说，我们这辈子是什么都缺。我们小时候缺菜，长大了缺钙，老了缺爱。年轻时缺知识，安了家缺房子，上了三十缺文凭，有了年龄又缺健康，开放了我们又缺青春，有青春时又缺开明。我们这辈子就是不缺四面八方的提醒，夹着尾巴做人！我们总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中，想想挺可悲的。但是今天的年轻人不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中。这一点很可贵，很难得。我们不仅要使用他们，还要珍重他们。

　　某团空难后,压力很大。我对他们说，你们一不要用自己错误惩罚自己，二不要用自己错误惩罚别人，三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下部队乘该团的飞机去。摔掉的是一架运七，我要坐的还是一架运七。刚出了事故，家属们哭声犹在耳边。运七飞机质量一般。很多同志劝我：不要坐运输团的飞机。我坚持要坐。我说：“飞行员都牺牲了，我怕什么？当空军还怕坐飞机吗？笑话！”我在这种时刻乘坐运输团的飞机，表达的是一种爱意。我爱他们。

　　如果大家都不讲真话，那就让我一个人来讲真话好了。欲上天堂，必下地狱。我愿意做思想先锋，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我连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在中国，讲真话真难啊。但我还是要讲真话。我为什么如此？我为什么孜孜不倦地如此，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也不退缩？那是由于我太爱这支军队，太爱共产党了。“我把党来比母亲”。儿子对母亲能不讲真话吗？儿子如果欺骗母亲还叫儿子吗？我们一个通讯处长的爱人，非常好的姑娘，得了癌症。今年寒假，儿子返校。她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对儿子说：“我不死，你不许回来。好好学习。我死了，你才可以回来。但你要记住，妈妈不会走远。妈妈会一直在你身边，用眼睛看着你。”多么坚强的女人！临死前，她给年迈的老父亲打了电话：“女儿不孝，不能为您老送终了。”我们应当时时刻刻感到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们，这双睛睛是组织的，人民的，先烈的。李先念主席当军长时，手下有一个英勇善战的师长，叫熊厚发，二十四岁。西路军失败后，他跟随李主席一起撤往祁连山。这时，他的师政委逃跑了，还偷了李主席一匹马。熊厚发大怒，猛地一拍，把胳膊拍断了。我问李主席：“拍桌子呀？”李主席说：“哪有桌子拍？是拍在石头上！”后来伤口化脓，不能随部队走，留下养伤，被马匪俘虏，押至西宁，绑在炮口上用炮轰死。马匪把其它战死和被杀害的红军师以上干部的尸首用毛毡包起来，用火车运往南京邀功。天气寒冷，尸体冻得硬梆梆的，居然可以不用人扶就直立在车站月台上。排成一排。我看到了那张照片，当时我的眼泪就淌了下来。想想先烈，我们凭什么患得患失！我写过《大国策》，有人说我有亲美倾向。那他们是没读懂我。真正读懂我的反而是美国人。美国人一直对我非常注意。当年对我是不错的，数次邀请我赴美访问，学习，很下功夫。但是最近他们在研读了我的思想之后，知道我骨子里是个彻头彻尾的爱国者。美国中央情报局列了一个我国党政军干部的黑名单，名单上都是坚决反美的、不可能被和平演变的、“死硬的”共产党员。我的名字赫然在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