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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个月以来,除去关于印尼海啸捐款的讨论之外,笑侠的《我们需要女人》堪称整个湘江评论的头号热门了
文中指出:
全国:116.9∶100
最高省份:130:100
湖南:120:100
正常:103~107:100
以上所列举的数据标示了一个无可回避的严峻现实----中国的新生儿男女比例已经严重偏离了自然选择的正常轨道.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爆发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
如此滥用科技恣意自然的行为即将导致婚龄男女比例的悲剧性恶化.
……
显然,中国的高层目前对这种中国特色的人类生态危机缺乏足够的重视!
实际上,完善法规,加强打击力度,进行领导问责,将可以有效遏止新生儿性别比例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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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这个观点是非常独到且非常有价值,可惜的是,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上文的整个逻辑推论的起点是错误的,从而后面的一切都站不住脚了。
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考察了世界各国出生人口的男女比例之后发现,男女比例的差异形成与乙肝有关。凡是乙肝病毒携带者比例比较高的国家,其人口出生比例中就男女差异较大。而中国恰好就属于这种情况。
这项研究目前还无法得出医学上的解释,但是从实证的数据上确实可以建立起扎实的联系。因此,我们就发现,这不是一个道德或者制度的问题,而成为技术问题。我们要解决男女性别比例问题的话,并不是改变只要从道德上解决“重男轻女”的思想就可以,也不是从严立法就可加以解决。
长期以来,中国人往往存在一种泛道德化的倾向,把很多问题理解为道德问题,而并不考虑问题形成的社会因素,更不考虑技术因素。从此种意义上讲,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长期被轻视也是事出有因,因为其不像理工知识分子那样能够扎实地看待具体问题,而热衷于大词的说教。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上文的作者恰好是一位理工科出身的知识分子,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教育中的泛道德化倾向对人的塑造之强,以及改变这种思维模式束缚之难了。
法治并非来自于立法,这是哈耶克、莱奥尼、埃里克森等人反复指出过的,如果不明白法治、立法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会创造一个法律更多而自由更少甚至秩序也更少的世界。而笑侠,一位非法科学生也如此热衷于开出“立法”的药方,值得我们反思中国法律人在八九十年代塑造起来的“法治神话”的意识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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