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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以后，我有一个外号叫西毒。”这是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的第一句台词。这句打破时空界限的台词成为了抛弃宏大叙事立场的后启蒙时代的典型话语。
后启蒙时代是一个不断消解启蒙，反叛启蒙的时代。现代主义文学正是诞生于这样一个大历史时代下的文学主潮。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历程就是后启蒙时代的精英知识分子在不断被消解中丧失社会话语霸权与公共性的历程。在后启蒙时代已经看不见启蒙时代精英知识分子站在话语霸权的顶峰，以启蒙为己任，如洪水猛兽般集体向基督教义与专制王权发难的壮阔的历史画面；取而代之的是精英知识分子由广场走向书斋，由群体走向自我，由外部世界走向内在心灵，由启蒙走向反启蒙。精英知识分子在不断被消解中丧失社会话语霸权与公共性，呈现出集体“失忆”与集体“失语”的奇特现象。
在集体“失忆”与集体“失语”的奇特现象中，精英知识分子一手创造了自筑樊篱的现代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是后启蒙时代精英知识分子在不断遭受消解的梦魇中的呓语。“自筑樊篱”乃是现代主义文学在思想艺术上呈现出的有别于传统文学的最大特征，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宏大叙事立场的丧失；二、消解“中心”与消解“话语”；三、表象与意想的逻辑背离（或语言的非常规运用）。所以今天我将就自筑樊篱的现代主义文学以上三大“樊篱”进行初步的阐述。
“藩篱”之一：宏大叙事立场的丧失。
在阐释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对我所谓的启蒙时代做一点必要的解释。所谓的启蒙时代乃是指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到19世纪中后期资产阶级革命这样一个大历史时代。这个时代是西方资产阶级先后在文学艺术领域、思想哲学领域、政治经济领域全面战胜基督教义和专制王权，推翻封建专制主义集权体制，建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社会的大历史时代。因此“后启蒙”这个肇始于资产阶级在西方全面胜利，两次世界大战打破人类自我解放迷梦的时代是一个全人类集体孤独无聊的时代。
在启蒙时代这个大历史时期，文学领域经历了大小不同的许多思潮，但我们可以用“启蒙时代文学”加以囊括，与古希腊罗马文学、中世纪文学、以及“后启蒙时代文学”（即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并列为迄今人类文学所经历的四大发展阶段。因此，当我们有如是认识之后则可以首先比较出启蒙时代文学与后启蒙时代文学的显著差异：即宏大叙事立场的丧失。
启蒙时代文学以宏大叙事立场承载具有浓厚人性色彩和人文色彩的启蒙思想，可以说，整个启蒙时代文学最优秀的作品无一不是秉承宏大叙事立场的作品。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以《失落园》为代表的弥尔顿三大诗作，歌德诗剧《浮士德》，拜伦与雪莱的诗作，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狄更斯的《双城记》，托尔斯泰的三大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以及其他许多在世界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作家及其代表作品，都试图在一部作品之中通过囊括广阔的社会背景展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剖析社会弊病，指引人类以光明的未来。这些史诗般宏伟的作品几乎都可以看作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人类集体受难的体验。它们昭示着人类寻求自我解放，寻求真理与光明的精神历程。
然而，当启蒙的硝烟逐渐散去，理性精神遭受怀疑与批判，信仰与道德体系一再坍塌，丧失社会话语霸权与公共性的精英知识分子放弃了以宏大叙事立场对社会历史的自我阐释，在集体“失忆”与集体“失语”中转向对自我心灵世界的缠绕，对卑微委琐的个体的临摹。现代主义文学在宏大叙事的余晖的阴影下低吟彷徨，顾影自怜。
“藩篱”之二：消解“中心”与消解“话语”。
启蒙时代文学以建构“中心”为己任：思想的“中心”，人物的“中心”，时空的“中心”，而现代主义文学则以消解“中心”为己任。这种消解可以是对“中心”的模糊，甚至可以是将“中心”完全抛弃。所以，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同样是站在领悟性阅读的立场去阅读作品，启蒙时代文学作品必须知道它的“中心”是什么、在何处才能够实现对作品的领悟，而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则不然，你只需要截取作品中的一个横截面就可以实现对作品的领悟。
至于现代主义文学消解“话语”则包括消解“话语”内容和“话语”界限两个方面。话语即是指被叙述者“话语”和叙述者“话语”，或者说是作品表层的主体“话语”和作品潜在的客体“话语”。传统文学（包括中世纪文学和启蒙时代文学）在“话语”内容和“话语”界限两个方面有严格的规范，而现代主义文学则一反常态，试图通过作品中被模糊甚至被打破了界限的主体“话语”和客体“话语”来传达一种被消解了的“话语”内容。所以，意识流作品经常出现一个作为叙述者的“我”和作为一个被叙述者的“我”的共存现象。所以，试图通过现代主义文学被消解了的“话语”内容来解析出作品表层的主体“话语”和作品潜在的客体“话语”往往是徒然而无所获的。
“藩篱”之三：表象和意象的逻辑背离（或语言的非常规运用）。
表象和意象的逻辑背离最典型地体现在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象征派作品中。传统文学（包括中世纪文学和启蒙时代文学）追求的是一种表象和意象的和谐统一；一种“周围世界”和“自然世界”的天人和一。这一点在中国的唐诗宋词和先秦散文之中体现得尤其鲜明：语言讲求精准与典范，意象讲求鲜明与蕴藉，表象和意象之间遵从一种严谨的逻辑风格，昭示着一种和谐的优美。相反，现代主义文学因为 “中心”与 “话语”的消解，或者说要达到消解“中心”与消解“话语”的目的则人为地肆意破坏着这种表象和意象的和谐统一；破坏着“周围世界”和“自然世界”的天人和一。但是现代主义文学表象和意象的逻辑背离不是一种“真理谬误”，而是一种“审美谬误”。这种“审美谬误”是通过砸碎镜子，让支离破碎的意象世界来扭曲、片面、混乱地反映表象世界的。因此，面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如果我们按图索骥地试图在意象与表象之间解析出一套逻辑规则从而达到意象与表象的互相验证，结局无疑是荒谬可笑的。
总之，现代主义文学作为后启蒙时代精英知识分子在不断遭受消解的梦魇中的呓语，自筑了三大“樊篱”：一、宏大叙事立场的丧失；二、消解“中心”与消解“话语”；三、表象与意想的逻辑背离（或语言的非常规运用）。
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发展、繁荣，并且在此之中又孕育出更为极端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历程是人类经历启蒙的醍醐灌顶之后蓦然醒悟，变得集体孤独无聊的历程；也是后启蒙时代精英知识分子在不断被消解中丧失社会话语霸权与公共性的历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筑樊篱的现代主义文学既是后启蒙时代精英知识分子在不断遭受消解的梦魇中的呓语，也可以说是精英知识分子在后启蒙时代集体意淫的产物。
以上就是我今天所讲的内容，话题是《自筑樊篱的现代主义文学》。不当之处请诸位斧正，谢谢。
2005年3月28日于长沙岳麓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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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3-31 12: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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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3-31 22:0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