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尊德性"还是"道问学"

风石堰

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尊德性”还是“道问学”   原发于<书屋>
      
所谓知识分子，依照美国社会学家席尔斯所下的定义，就是指那些在社会中频繁地运用一般抽象符号去表达他们对人生、社会、自然和宇宙理解的人。而在中国，知识分子更多的是指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文化人。前者强调知识者拥有的抽象的专业的价值符号，而后者着眼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与使命感。知识分子的知性（知识性）偏向于对自然与社会发展的制度建构、规则厘定和平衡机制进行理性分析，从而为整个世界的相对平和却又内在进取的发展提供知识社会学的学理保障；而知识分子的德性（道德性）则定位于用康德式的内心崇高道德法则结合自身的话语权力强横（道德意义上）地规约社会，企图以暴力美学的道德形式达成整个社会的颠覆性革命。知性与德性的冲突归根结底是经验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表现为保守（褒义）与激进思维模式的交锋，前者企图以柔和的方式渐进地改良以实现后者提出的正义要求，而后者意图以“毕其功于一役”的手段先完成整个世界的理想化的道德建构，再图谋知识水准的推广和普及。那么，知识分子究竟首先是一种知性（知识性）的存在还是一种德性（道德性）的存在呢？
在中国，儒家思想无疑是主流的影响深远的理论体系，其实质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世俗哲学，它所宗奉的人生境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简言之就是内圣外王的人生逻辑，“修身”或“内圣”并不是指获取专业的建立在某个学科领域的系统知识，而是强调个人的“三省吾心”以至达到道德完人的目标。因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孔子如此地推崇颜回了：“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的突出并非源于他专业水准的高超，而肇始于他品性上的纯良。而古代的皇帝每每自托文曲星下凡或以天子自居，曲径通幽或明目张胆以道德偶像之形象治理国家，便不难解释了。同理中国自古至今的用人制度也充分说明了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德性的存在才会被体制认可。无论是古代尧舜禹的禅让制还是隋唐开始的科举制，都强调被选拔者品德的绝对优先位置，而且无一例外地对他们的道德品质进行求全责备甚或吹毛求疵的苛求。古往今来选人的标准一直是“德才兼备”，德在才先，若德与才出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往往舍有才者而取其有德者。德似乎成了一把尚方宝剑，有德者即便无经天纬地之才也可通过严以自律而驯化苍生达到四海升平。文化传统的这个特点固然推动了知识人的自觉进行道德提升的进程，但也明显地因为对“德”的过度的推崇备至而导致了对知识分子的知性的重要意义的遮蔽。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也完全可能成为道德实践的楷模，知识分子以道德上的圆满自足睥睨天下又如何体现阶层区分度和专业水准呢？
而从另一角度来看，中国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也是造成知识分子重德性而轻知性的重要根源。宗教史学家诺克说：“人们追求的不是真理，而是在宇宙中寻找家园。”这是他通过分析基督教的历史所得出的结论。宗教的存在意义在于它打开了一扇人类与上帝进行对话和交流的窗户，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把人类面对世界的荒诞和命运的偶然所产生的惊悸心灵平抚下来，使心灵获取超越和终极的拯救。而中国的儒、释、道等所谓的宗教并不提供人们以获救的力量，而是偏向于供给人类尤其知识分子生存智慧的技巧，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倒不失为行之有效的急功近利的处世哲学。技巧崇拜几乎湮灭人类对思想情感的内在渴求。而面临死亡胁迫的人类又不能放弃对宗教或者说信仰的依赖感。在中国的这种伪宗教最终无法完成其净化和拯救的使命的历史人文背景下，于是本应由宗教承担的道德净化的责任戏剧性而又必然地置换到知识分子柔弱的双肩。换句话说，在中国正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的缺席才使知识分子粉墨登场成了沐猴而冠的牧师。并且，依据以德治国的整体的政治文化环境以及民众的偶像（道德意义上）膜拜心理的需要，知识分子（士人）知性慢慢地趋于边缘化的处境，而本是附加功能的道德存在的角色反而到彰显和强化。知识分子毫无疑问从这种阴差阳错本末倒置的角色错位并未失去什么，却收获了世俗层面的功利价值和道德优越感，这又会反过来刺激他们继续扮演社会牧师的兴趣和激情。卡西尔在《人论》一书中指出：“一切较成熟的宗教必须完成的最大奇迹之一，就是要从最原始的概念和最粗俗的迷信之粗糙素材中提取它们的新品质，提取出它们对生活的伦理解释和宗教解释。”而在中国，对世俗生活进行伦理解释和宗教解释的义务可笑而又必然滑落到知识分子的身上，知识分子并不因其知识者的角色而以其牧师的身份对社会进行伦理的批判和宗教的阐释。
传统文化与历史背景在知识分子的心灵就这样悄悄地种植下一颗肿瘤。相对于知性而言，德性成了对知识分子更有诱惑力的名词。对德性的过分推崇掩盖不了依据德性的清高而掌控权利柄杖的利欲与动机，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知识性被主动或被动的弱化甚至剥夺了，那么他们也便正好顺水推舟地抓住道德这根救命稻草。德性与权力、财富、名誉柔韧地联姻，给予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自足。德性优先的价值预设，毫无疑问地通过这种盘根错节的交缠方式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依附人格，也激发了他们激进的甚至狂热的道德理想主义。这也成为拆解中国这个具有浓厚的人治色彩国度在向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转型过程中步履艰难的原因的有力证据。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早些年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以及文坛二张的激进面孔，哈维尔与昆德拉之间的选择，等等，诸如此类，都从繁复热闹的表象折射出知识分子在知性与德性之间的困惑与争执。知识分子在中国往往不是以知识精英自我确证，而是以道德精英自我标榜。他们企图用自由、平等、公正、正义等富有激情和磁性声音的词语无情地敲击这个时代的灰暗的灵魂，他们竭力用呐喊、彷徨和泪水等行为艺术唤醒麻木的良知和被生存的真实刺瞎了双眼的人类，他们毫无吝惜地扔弃知识者的立场而挥舞道德的大棒向社会发起凌厉的攻势。他们成了一群萨特意义上的道德义愤的表演者，苍白的手势和张扬的表情掩饰不了这群知识分子内心的卑怯与虚弱。当知识分子沦落为社会舞台上无需面具和道具便可进行表演的虚假主角时，我们除了对他们姿态的“高尚”和演技的高超叹服外，恐怕就只有沉默和躲避崇高了。
法国思想家雷蒙&#8226;阿隆曾经谈到三种知识分子的批判方式：一种是技术化的批判（Technical Criticism），就是类似英国知识分子，承认既有体制，然后在体制内进行一种理性的、试错式的改良。另一种是道德的批判（Moral Criticism），从应然的角度批判实然，用应该是怎么样的来批判实际的、不合理的东西，但常常忽视如何使批判转变成可操作的具体方案。最后一种是意识形态和历史的批判（Ideological or Historical Criticism），那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批判，用一种所谓未来社会的模式，以及历史发展的某种决定性的东西来批判现有社会的不合理，而且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当前社会制度的缺陷，并推导出一个整体性的革命模式。显而易见，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大多聚集在道德批判这个层面上。他们用道貌岸然的话语权力和眩惑人心的华美文章频频对政府和社会颐指气使，他们心安理得地倾泻着散发迷人野性和苍白文明的道德激情，他们几乎已丧失了作为独立知识分子应有的理性和与社会保持适度距离的张力，他们义正词严地呼唤法治社会的到来背地里却奉行着人治的现实途径。我始终认为，在我们这个社会从来就不欠缺假借自由、正义名义对社会批判的德性存在式的知识人，相反地，类似于顾准、遇罗克、何清涟这样的以知性的方式对社会的组织结构、利益均衡及游戏规则进行技术化批判的知识分子却凤毛麟角。激进的道德话语固然可令人血脉赍张，但尘埃落定后仍是“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而如福柯所言的知识分子立足于自身的知识规范对社会进行质疑和评判的主张尽管不乏保守主义的色彩，然而历史证明这种批评才是真正助益于文明的语言。诚如胡适所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我们必须在承认建制的前提下运用哈贝马斯式的策略结合社会的许诺进行改良式的批判，如此社会才会在一个相对稳定和良性的氛围里前行。
“知识人的道德责任，在于坚持人类的良知。只有正直的人们，才不辜负正义的使命。”（张中晓语）知识人要对社会发言除了必须把自我塑造成坚持良知与人性的独立群体外，更为重要的是打造融会贯通的知识结构、夯实建基于经验理性的知识基础，并学会娴熟地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对社会进行技术化批判。只有如此知识分子才能实现知性与德性的人格统一，否则知识分子的话语便容易流于浮泛，而自由的呼声极可能幻化成一柄刺中自己心脏的利剑。法国大革命时被雅各宾派推上断头台的罗兰夫人曾发出这样的千古绝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手推行！”知识分子同样需要警醒和反思，知性与德性如何实现一种良性互动的调和并不断地开出行之有效的社会救治良方是每一个知识人值得思考的问题。

寒柳轩客

知识分子在中国往往不是以知识精英自我确证，而是以道德精英自我标榜。他们企图用自由、平等、公正、正义等富有激情和磁性声音的词语无情地敲击这个时代的灰暗的灵魂，他们竭力用呐喊、彷徨和泪水等行为艺术唤醒麻木的良知和被生存的真实刺瞎了双眼的人类，他们毫无吝惜地扔弃知识者的立场而挥舞道德的大棒向社会发起凌厉的攻势。他们成了一群萨特意义上的道德义愤的表演者，苍白的手势和张扬的表情掩饰不了这群知识分子内心的卑怯与虚弱。

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大多聚集在道德批判这个层面上。他们用道貌岸然的话语权力和眩惑人心的华美文章频频对政府和社会颐指气使，他们心安理得地倾泻着散发迷人野性和苍白文明的道德激情，他们几乎已丧失了作为独立知识分子应有的理性和与社会保持适度距离的张力，他们义正词严地呼唤法治社会的到来背地里却奉行着人治的现实途径。

激进的道德话语固然可令人血脉赍张，但尘埃落定后仍是“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

----
精辟,一针见血.沉重的反思与沉痛的自省共存.
中国缺乏以理性精神为指导的知识启蒙者,有的是道德批判者,这让我想到了海瑞和鲁迅,恐怕他们骨子里还是宣扬一种"道德的人治"

master

楼主不也在道德批判嘛

listen

知性与德性，似乎有很强的交错
顾准、遇罗克、何清涟等人的批判，虽然有知性的学理，但是道德批判也很多。而至于更加纯粹知性一些的批判，却往往又遭遇别人批评说是放逐了德性

月光笑侠

中国知识分子总是企图站在高处指挥陷入泥潭的牛车,却不愿意在后面实实在在的推上一把

listen

下面是引用月光笑侠于2005-04-04 00:30发表的:
中国知识分子总是企图站在高处指挥陷入泥潭的牛车,却不愿意在后面实实在在的推上一把

这种说法也有问题吧，到底知识分子如何定位？
按照批判的要求来说，知识分子就是站在高处指挥的
如果纯粹按照知识水平来讲，那很多知识分子本身不就是在推车？李克强当年和王军涛一起在北大搞民主运动，现在是站在高处的王军涛还是推着车的李克强算知识分子？

时务轩

下面是引用listen于2005-04-04 00:34发表的:

李克强当年和王军涛一起在北大搞民主运动，现在是站在高处的王军涛还是推着车的李克强算知识分子？

还要加上一个胡平。

寒柳轩客

让我想到了清初的宋学与汉学的论争,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这些知识分子正是在经历时代大动荡之后由"道德批判"转向"知识启蒙"的.

风石堰

listen提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如何定位的问题,现在流行的说法是"自由漂浮"的阶层,因此才能谈独立这个观点来自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但在我看来,所谓自由漂浮其实是一种理想类型的分析方法,不能还原到现实社会.而且,在中国社会,自由漂浮的往往也是最无力与政统博弈.我认为知识分子从属于某个阶层或一直为某个阶层代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一个社会里应该有多样化的知识分子群体,为各自利益集团说话,形成一种利益角逐的状态,而不是知识分子都被纳入学院体制,只能发一种声音.
寒柳轩客提到明末清初的大儒,我认为还可以补充一点,他们除了从道德批判转向知识启蒙外,还曾经进行过"政治抗争",如王船山曾经在南岳帅军抗击清兵,失败后才隐居著述.并说"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他晴天打伞,天天穿高高的木屐鞋,表示头不顶清朝的天空,脚不踩清朝的土地,现在有几人有此种气节?所以关键的不是在知性\德性中做选择,我也不想将二者对立起来,关键是要知行合一,问心无愧

listen

曼海姆的自由飘浮论好像还是不彻底的，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差不多，同样讲究依附于某个阶级

风石堰

曼海姆在提到自由漂浮的知识阶层时强调:"知识分子对于特定问题的反应不如工人或雇员那样团结一致,尽管所谓中产阶级 的差异性也较大,但一致性最少的还是知识阶层的政治行为."所以他这个自由漂浮是一个相对意义上的概念,而且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概念,指知识分子因为是一个反思性的社会阶层(即理智往往压倒感性或盲从),因而对政治的理解以及作出的回应往往是多样化的,而不是一个严密组织并且行动一致.当然这是他考察西方历史得出的结论,对于解放后的中国来说,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自然已经被捆绑了,不存在自由漂浮的问题了.相关论述可以参阅<卡尔 曼海姆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