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华:将启蒙进行到底

我就是马甲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李慎之先生呼吁国人回归五·四启蒙传统时，汉语知识界应者寥寥。启蒙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过时，继续启蒙等于自甘落后，在几乎是汉语知识界在世纪末的共识。现在二十世纪已是往事，李慎之先生也带着莫大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中国却远未进入澄明的后启蒙时代。民主、平等、自由等基本的启蒙理念非但没有完全落实为具体的社会机制，而且尚未内化为国人的基本信念。电视屏幕上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帝王形象，普通民众仍在期待强势个体的拯救，官方文本依然将公民称为群众，我们的日常生活、大众文化、意识形态还在前现代和现代之间摇摆。在这种富有讽刺性的生存情境中，敢于正视现实者都不能不追问：启蒙在中国真的过时了吗？中国能不能越过启蒙直接进入后现代？如果启蒙注定是不可省略的事业，那么，将启蒙进行到底岂不是所有中国人的使命和宿命？
　　答案其实不言而喻。
　　但是反对启蒙的声音曾经如此响亮，一度遮蔽了对于启蒙的吁求，其中必有可玩味乃至可借鉴之处。重视异见并同持异见者对话，本是启蒙主义的基本立场。启蒙的强大之处在于既允许别人反对启蒙，又能在与反对者的对话中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我将在与反对启蒙者的对话中揭示一个真理：启蒙在世界范围内尚未完成，在中国则刚刚开始。
　　虽然五·四运动已经过去八十五年了，但是众所周知的历史情境使它中断了数十年之久，所以，中国真实的启蒙历程短得可怜。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说启蒙在中国还刚刚开始。在启蒙的开端处，启蒙者必须言说常识：启蒙的目标是什么？五·四时期的启蒙者将之归结为：让德（民主）赛（科学）二先生进驻中国。为何偏偏要选择这两位先生呢？目的无非是：通过立人而立国。立人者，使人站立起来也。使不曾站立起来者站立起来，便是启蒙的解放功能。陈独秀对此曾有恰当的言说：
　　解放者也，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自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之和，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惟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1）
　　呼唤所有人成为自主自立者，乃五·四启蒙运动最重要的话语实践，然而其中似乎暗含着一个悖论：你想使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有自主之能力和权利，但是启蒙—被启蒙者的二分法却预先设定了人和人的不平等地位。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此类质疑之声逐渐壮大，成为人们拒斥启蒙的最重要理由。上个世纪末的我也经历了由参与启蒙到反对启蒙的精神历程，曾在《这个时代不需要启蒙哲学》中断言：
　　 启蒙哲学设定了高高在上的启蒙者和谦卑的被启蒙者，前者作为知识精英总是通过话语照亮后者的心灵，把他们带真理的澄明中去。它在本质上是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因为市场经济的行动准则（游戏规则）是个体的普遍参与，而这要求承认个体的独立地位，即他具有独立决定自己行动的权利和能力；这种具有独立地位的个体本质上是不需要他人启蒙的，因为任何启蒙都设定了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不平等关系，取消着被启蒙者的独立地位。（2）
　　这种逻辑在较长的时间里支配着我，以至于我在写这篇文章之前仍犹豫不决。直到读了康德对于启蒙的定义，我才重新确立了对于启蒙的信念：
　　 启蒙运动使人类从自我强加的受监护状态中解放出来。在这种状态下，人不依赖外在指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性。这样一种我称之为“自我强加的”受监护状态不是由于缺乏理性，而是由于缺乏领导的帮助就没有勇气和决心来使用自己的理智。Sapere aude! 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3）
　　康德的这番话揭露出某些汉语知识人对于启蒙曾经有过和正在有的误解——将启蒙—被启蒙的二分法强行塞入启蒙话语中，然后再郑重其事地反对已经被扭曲了的启蒙叙事，这实际上是所有反对启蒙者真实的精神历程。启蒙在英文中写作enlightenment，其最基本的意思是照亮，所照亮的对象自然是人的心灵。这种意义上的启蒙归根结底不能来自他人——来源于外界的光亮可以照亮我的面孔，却不能照亮我的心灵，他人的话语不能像阳光照亮湖水那样照亮我的内心世界，照亮我心灵的只能是我内在的光明。人永远是自我照明的存在，启蒙的本质就是说出和传播这个真理。所有理智健全的个体都无须他人的领导，甘愿被领导着前行是自我强加的受监护状态。不相信自己的理性，以为自己不被领导和监护就取法生存，恰是启蒙实践所要揭露和消除的错误。对不敢运用自己理性者进行启蒙不是成为他们新的领导，而是呼唤他们解放自己。启蒙归根结底是自我启蒙，以启蒙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不过是自由助产士，他们的工作是告诉别人：
　　 你是自由的！
　　 你应敢于自由！
　　 你的自由之路就是通过理性获得解放！
　　呼唤他人“敢于自由”，就是以平等之心对待所有人，因为“敢于自由”同时意味着“尊重他人的自由和自主权”。（4）你是自由的，我是自由的，你和我作为自由人是完全平等的，这就是启蒙主义者所要说出的原初事实。启蒙非但不设定了启蒙—被启蒙者的二分法，而且要消解任何等级制，它是一种彻底的解放性力量。既然启蒙是解放性的，那么，将启蒙进行到底就可能是个合法的命题。启蒙是否仍有存在的理由，取决于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人不知道“我是自由的”这个真理。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自由的，我们就必须将启蒙进行下去。在这个人口众多、信仰迥异、不断有新人诞生的世界上，所有个体都意识到自己的自立、自主、自由品格，恐怕是个永远的理想。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已经过了数百年之后，我们的地球村中仍有至少半数人未接受民主、平等、自由等基本的启蒙理念。中国的形势则更加严峻：官—民、领导—群众、上层—百姓之类的二分法依然流行，尚有许多人断定自己具有领导他人的权力，还有更多的人希望自己被领导着前行，对于自由、民主、平等的意识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尚是稀缺的精神资源。在这种严峻得近乎荒谬的生存情境中，宣告启蒙已经过时，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痴人说梦。将启蒙进行到底，既是所有中国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也是我们必尽的义务。
　　写到这里，我仿佛听到了更严厉的反诘：你现在至多证明了启蒙在中国仍有存在的必要，但属于宏大叙事的启蒙主张在世界范围内确实已经过时，中国在补完启蒙的课后也将进入后启蒙时代。这个反诘在汉语知识界曾经被广泛接受，以至于许多人为避落后之嫌而不敢提启蒙二字。它的深层逻辑是：启蒙属于宏大叙事，宏大叙事过时了，所以，启蒙也应终结。这个论断成立的前提是：宏大叙事已经不合时宜。然而这个前提恰恰是可疑的：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宏大叙事真的过时了吗？
　　中国人对于宏大叙事的恐惧源于对灾难的记忆：在二十世纪的某个历史阶段，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被置入有关终极解放的宏大叙事中，由个人所不能左右的力量所主宰，被迫受难和牺牲。灾难过后的反思首先指向宏大叙事：历史真的有预定的目标吗？人类能否朝着理想的伦理—政治终端持续迈进？我们是否应该为实现远大的历史目标牺牲当下的个体性？知识英雄有没有权力以宏大叙事之名要求我们服从历史必然性？反思的结论一度十分清晰：宏大叙事将所有个体置入他不能左右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在选择宏大叙事的一霎那也就选择了奴役，因此，我们所蒙受的苦难源于对于宏大叙事的天真信任，宏大叙事与个体自由是正相对立的，人类必须在宏大叙事和个体自由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这种心理历程使得西方后现代主义解构宏大叙事的吁求在中国获得了迅速的回应，许多汉语知识分子带着解放、复仇、自我惩罚的三重快感同西方后现代主义者一同清算宏大叙事，质疑人类是否能够真的如启蒙叙事所说的那样“朝着理想的伦理—政治终端——宇宙的和谐迈进。”（5）在自以为找到灾难的根源以后，许多人开始像砸碎枷锁般解构宏大叙事，包括启蒙叙事在内的宏大叙事则一度成了压抑、落后、反动的代名词。李慎之先生在这种背景中呼吁国人回归五·四启蒙传统，自然不会引起太大的反响。但是在某个时期占主流地位的观点不一定就是真理，过于强烈的复仇意识往往会使复仇行为失于迷狂。当二十世纪的喧哗与骚动已成往事，我们可以冷静地反思我们对于宏大叙事的全面抵抗态度，在其中发现不周密乃至悖理之处：启蒙叙事——现代最重要的宏大叙事——在西方已经产生四百年之久，非但未造成类似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全面压抑，反倒推动了西方人在日常生活、意识形态、政治体制方面的持续解放，这说明不是任何宏大叙事都会最终异化为对人的奴役，因此，奴役人的不是所有宏大叙事，而是某些封闭的或自我矛盾的宏大叙事化身而成的社会结构。一种真正以个体的普遍自立、自治、自由为目标的宏大叙事必然落实为解放的细节，以终极解放的名义要求人忍受当下奴役的宏大叙事则永远是虚幻乃至欺骗性的。我们不能在上了某些宏大叙事的当后把帐算在所有宏大叙事身上，因为我们在如此做时不仅犯了复仇过当的错误，还会错失真正的拯救性力量。西方后现代主义者对于宏大叙事的质疑归根结底属于启蒙主义的批判传统，与其说它解构了包括启蒙叙事在内的宏大叙事，毋宁说它要求所有叙事——细小叙事和宏大叙事——保持和加强其解放功能，所表达的实际上是将解放进行到底的吁求。在西方后现代主义者呼吁将解放进行到底时，以底线伦理、全球民主、生态保护为关键词的新宏大叙事开始兴起，决非巧合——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问题的关键绝不是要不要宏大叙事，而是如何在诸种宏大叙事之间做出恰当的选择。伟岸的英雄主角注定要退到历史深处（启蒙的历史效果之一就是消灭了启蒙英雄），但巨大的险情仍然存在（如核战争和全球生态危机），并且更加严峻（地球村时代的人类已经强大得足以毁灭自身），所以，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刻都需要不断从这个星球的近景、中景、远景打量自身，需要通过协商制订共同的游戏规则，自然也更需要解放性的宏大叙事。真正的解放和自由不可能表现为文化的碎片化，也无法以迷乱的语言星云为基地，因为它需要人们在尊重自由上达成共识。现在世界上仍有二分之一的人既不“敢于自由”，也不“尊重他人的自由和自主权”，因此，启蒙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过时，启蒙叙事播撒自由、平等、民主理念的任务远未完成，它必须进行到底，直到所有个体都成为“敢于自由，尊重他人的自由和自主权”的人。
　　 启蒙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过时。中国的启蒙实践尚在途中，绝对不能半途而废。但将启蒙进行到底并不意味着完全回到五·四——启蒙话语本身也需要不断更新。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者大多以知识精英自居，在发布启蒙话语时仿佛是在进行自上而下的宣谕，往往不自觉地流露出某种优越感。这种做法与启蒙叙事的个体平等原则相悖，至多只能是过渡性的。二十一世纪的新启蒙必须坚持个体平等原则，彻底超越启蒙—被启蒙者的二分法，让启蒙真正成为个体普遍的自我解放。同时，启蒙的目标是人的解放而非文化清算，所以，五·四启蒙运动激烈的反传统态度在今天看来既无必要，又会压抑本民族文化的内在可能性。秦汉以来的传统文化以专制主义为主旋律不等于我们要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将传统文化整合到启蒙叙事中，使之具有新的意义和功能。古希腊时期的西方大哲普遍赞同奴隶制，亚里士多德甚至认定“那种在本性上不属于自己而属于他人的人，就是天生的奴隶”（6），但这并未使他们在文艺复兴时期成为反动、愚昧、奴役的代名词，西方的启蒙主义者仍以复兴古希腊文化为荣，为什么中国的现代文化革命一定要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呢？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既吸纳了古希腊文化的精华，又坚决地摒弃了其等级主义观念，中国的新启蒙实践也完全可以在解构专制主义的同时回到汉语文化的源头，让最遥远的东西推动当下文化的生长。回到传统文化绝不是任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东西统治我们，不是复辟，而是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整合，赋予其新的意义，使之成为当下文化的内在构成。没有传统文化的支援，任何文化革命都必将短促，无力，缺乏后劲和底蕴。五·四以来的中国启蒙运动未能进行到底，固然有复杂的因缘，但对于传统文化的纯然否定态度却不能不说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二十一世纪的新启蒙运动要获得成功，不但要继承五·四反对专制主义的大业，更要推动汉语文化的文艺复兴，用汉语书写中国人的解放叙事。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响应李慎之先生的呼唤：
　　启蒙尚未成功，国人仍需努力。
　　
　　（1）《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2页。
　　（2）《社会科学报》1998年9月24日。
　　（3）（4）[英]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中国美术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178页，第179页。
　　（5）《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王岳川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25页。
　　（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35页。
　　
　　（《书屋》2004年第10期）

阿波罗

顶一下，我也一直在思考启蒙在时下的必要，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灿烂辉煌，当我读韦伯的 时候，我似乎一下子找到了答案。然而，我无法就这样全盘接受，仔细看看当今中国的状况，不去启蒙还有什么路走呢？后现代不一定适合我们，或者至少不适合我们所有人，中国不可能一下子过度到那样的社会，我们也有责任去完成前人未竟的事业。
    将启蒙进行到底！！！

penny4477

发扬“五四”精神，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李锐、杜光、李普、胡绩伟、张定)
  “五四运动”到现在已经86年了。当我们回顾当年的历史，缅怀民主革命先辈的时候，一个严峻的问题便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应当怎样继承“五四运动”的传统，发扬“五四运动”的精神？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民主两大诉求，开辟了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新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民主革命进入了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它为民主革命的继续和完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是利用这个良好条件，继续推进民主革命，主要包括：发展市场经济，迅速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建立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肃清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化，发扬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促进社会主体化，构建健全的公民社会。只有在持续完成这些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以后，才谈得上社会主义。
　　遗憾的是，我们在建国不久便偏离了这一条历史必由之路。以“一化三改造”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革命，剥夺了资本家、农民和手工业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铲除了市场经济赖以生长的土壤；接着开展的“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剥夺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自由，切断了在社会上传播自由民主的管道。在斯大林主义指导下的这两个“剥夺”，扼杀了民主革命的继续发展，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繁孳，提供了经济基础和政治思想环境，使它得以在“社会主义”的旗号下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导致社会倒退。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却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几十年来，先进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一次又一次地提出广泛的民主要求，冲击着封建专制制度，从1957年的“右派言论”，60年代的“三自一包”，到1979年的西单墙，以至1989年的学生运动，却都遭到严酷的镇压。即使是以讨论真理标准问题为形式的思想解放运动，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历史条件，因而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一旦触动了专制制度的根基，便受到特权势力的压制，以致半途而废。建国以来的历史，贯串着继续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维护封建专制体制这两种力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文化大革命以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粉碎而宣告结束，民主革命得到了新的发展机会。广大农民挣脱了号称人民公社、实为农奴制庄园的束缚，实现了初步的经济自由；城市经济的改革开放，使市场经济一步一步地跨越了观念和体制的障碍，取得了合法的地位，民有经济蓬勃成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是民主革命在经济领域的重大胜利。
　　但是，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的发展，却远远落后于经济的进步。在这些领域里存在的形形色色的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不但抑制了市场经济的健康成长，而且阻碍了整个社会的均衡发展。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的民主革命远未完成的社会现实。因此，继续推进民主革命，就成为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最重要的时代性任务。
　　民主革命在政治领域的首要任务是改革政治体制，肃清专制主义，建立民主、法治、分权制衡、具有健全的监督机制的政治制度。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在第三次、第四次全会上先后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从方法到目标，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社会发展路线。但是，1989年后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却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的和谐，使这一路线很难畅通贯彻。而腐败现象主要来源于党政官吏的滥用政治特权，来源于政治体制的固有弊病。因此，要推进政治领域的民主革命，构建和谐社会，就要革除现行政治体制的专制极权因素，加强民主法治和监督机制，保卫人民的民主权利，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两岸统一、中国和平崛起，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8年前，中共十三大曾把党政分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思路。它可以有效地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是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必不可少的过程，也应当成为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
　　民主革命在经济领域的任务是继续完善市场经济，特别是要实现农业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逐步取消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为民有经济提供创业发展和自由竞争的良好环境；在加强宏观指导和监督的同时，禁绝党政机关对企业活动的干预，堵塞权钱交易、产生权贵资产阶级的渠道；吸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企业的经验，提倡职工持股并参与企业的管理和监督；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兼顾，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发展。
　　民主革命在文化领域的主要任务是实现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取消舆论一律的指导思想，废除新闻检查制度，解除报禁；切实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全社会提倡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以实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文学艺术的普遍繁荣；克服学校的机关化、官僚化，在高等学校实行民主治校、教授治校，鼓励兼收并蓄、兼容并包，使学校成为培养人才和传承、发展文化与科学的自由园地。
　　民主革命在社会领域的任务是培育公民社会，发挥它对于社会稳定与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为此，就必须落实宪法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提倡解放个性，消除奴性；创造条件，使每个公民，特别是知识分子，都能有评论时政得失的良好机会和维护公民权利的宽松环境；切实赋予公民以建立和参加任何非政府组织、并开展各项社会活动的自由权利，取消社会团体的挂靠制度。现有的工青妇商文等各界群众团体，都应当与党政机关脱钩，把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的权利还给他们。近期最需要的是扶持处于弱势的群体，帮助他们建立能够代表其自身利益的群众组织，如农会、进城打工的劳动者协会、拆迁户维权组织等。为了普遍提高民众的公民意识，使每个公民都能行使自己的权利，恪尽自己的义务，除了广泛进行公民教育外，还应在中小学设置公民课，从儿童开始培养合格的公民。
　　完成民主革命是一个相当长期的历史阶段，它不需要采取暴力的形式，但这有赖于政治家和广大民众的观念更新。目前人们对民主革命普遍缺乏正确的认识，主要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两个与民主革命格格不入的传统观念。一是已经积累两千余年的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一是几十年来在斯大林主义的教谕薰陶下形成的错误的社会主义观。因此，要推进民主革命，首先需要人们在观念形态上有一个根本的转变。为了凝聚全民的力量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有必要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开展一场新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既要启自由民主、个性解放之蒙，清除人们在观念形态上的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也要启马克思主义之蒙，使广大民众，特别是党政干部，从斯大林主义的思想牢笼里解放出来。在这个新的启蒙运动中，每个具有独立见解的公民，都应当有尽情弛骋的广阔天地。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以及志在复兴儒学的思想家，都应当有足够的机会，来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理念，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在全面的充分的宣传和辩论中，探索社会发展的最佳途径，熔铸完成民主革命的利器。中华民族只有经历一次比“五四运动”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思想启蒙运动，为完成民主革命准备雄厚的丰富的思想资源，才能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在青年时代都曾投身民主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而奋斗。建国以后，经过五十多年的曲折道路，在我们白发苍苍的垂暮之年，才遗憾无穷地发现，我们仍然面临着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这使我们感到痛心，也感到沉重的责任。我们希望，一百多年来追求宪政中华的志士仁人的愿望不致落空，“五四运动”以来为民主革命英勇牺牲的先驱者的热血不会白流。中华民族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启蒙运动，需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热切地希望，一切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有识之士，都能认请这个历史趋势，顺应历史的召唤，为推进新启蒙运动，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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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轩

启蒙，呵呵，谁启蒙谁？
一个反思的话题，却用一种革命的语气，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