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未名上的一场激烈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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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的政治公共课——科学社会主义课上，一位老师关于评价改革前中国历史和毛泽东功过的言论激起一位历史系研究生站起来慷慨陈词以示抗议。事后，这位研究生的文章和对这位老师的采访都上了未名十大，激起了热烈的争论。转载到这里，也许也能引发我们的同学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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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我站起来了------在北大科学社会主义公共课上

也许，是老天要我去上这一次课，直到现在，我的心情还有些激动。因为记错了上课的时间，以为下午应该有政治课（科学社会主义的公共课），兴冲冲的跑到理教217？，碰到寝室同学才知道今天下午的课不是我们那个班的，但同学跟我说：“也许你该听听”，因为他前面已经听过一次，讲课者和我平时的思想有些分歧，我就留下来了。开始的时候一位女老师说，今天会有一位很特别的研究现代化的老师来给我们上课（后来知道他叫尹保云），还说了他学术水平如何如何了得，但后来却发生了我来北大以后最难忘的一幕。
    刚开始上课的时候，他就说：“你们受中小学传统政治课的教育影响太深了，思维僵化，我今天的讲课就是要打破你们的传统思维，我希望我今天讲的能够给你们带来一些影响，当然，是世界观方面正面的影响”，这个老师吐字不是很清晰，但我还是很艰难的听着，但我听着听着，随着他调门的越来越高，我的心情也越来越不是滋味！这个老师先从毛泽东时代开始讲起，他首先断言：“解放后的三十年是实行教条主义路线的30年，计划经济是完全失败的，那个时候人完全没有个人权利，集体主义压抑人性”，“毛泽东一直被权力斗争所困扰，高层领导人被一批批打垮”，“西方民主政治是透明化的，中国政治是不透明的，中国权力斗争都是勾心斗角，应该学习西方”，“中国传统文化是极端落后的，我们现代化应该去掉中国特色”，然后又说了邓小平如何正确，邓的改革是如何好，接着鼓吹改革还不彻底，福山的“自由民主的制度是人类的终结”，“中国人道德方面不如美国人，也不如韩国人”，“信阳事件饿死了20万人，全国饿死了1600万到3000多万，这些都是教条主义结出的恶果”，“如果那个时候有宗教组织，社会组织，就不会饿死那么多人，也就是现在发展的NGO，当时有NGO就不会有那么大的灾荒”，“马克思有些基本原理都是错的，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就已经不适应了，现在更是已经过时了”，......
    他讲课的特点一直是围绕自己个人的经历得出结论，当他讲到“解放后的30年（指1949-1979，基本是毛泽东时代——笔者注）是党风民风最差的30年，党风只好过3天，解放后的30年是人与人相互猜忌的30年”，仍然是举自己经历的事来说明，这个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举手示意要发言，他点头答应了，我站起来首先说：“我感到很震惊，在北大居然会听到这样的课！我有必要提醒这位老师，请你不要老是以你个人的经历来得出这么大的结论，党风民风我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反驳你的说法！你在这里讲课要有数据，摆事实，讲道理，在座的同学们也肯定有自己的判断，至少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是觉得那个时候党风民风是好的！另外，到底是毛泽东时代，还是现在是人猜忌人的时代？你怎么能凭借你自己的个人经历来得出这么大的结论呢？三年自然灾害这样没有定论的问题你最好不要乱讲，我看过的很多资料可以证明根本没饿死那么多人，而且这也不完全是毛的责任，更不是中国搞社会主义的错！”，“你老是说自己是共产党员，我自己不是党员，但请问你还记不记得入党时的誓词？既然你加入了共产党，为什么会对马克思和毛泽东持如此否定的态度？你还要不要遵守党的章程，党章明确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你是不是要遵守？”，他辩解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毛泽东的错误做了决议，我给北京市委也是这样讲的，党章最大的要求就是实事求是，我怎么不能在北大讲了？我这样讲根本没有超过范围！”，我再次站起来说：“请注意，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没有对毛作出决议，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才对毛作出了功七过三的决议，根据你这样的说法，毛泽东的七分功在哪里？在你的说法里，毛泽东的七分功到底在什么地方？请你正面阐述！。”
    接下来他问了我是哪个系的，我照实回答了，然后他开始转移话题，带有讽刺挖苦的语气说我所在的系学术如何不行，思想如何僵化。因为对这种纯粹的人身攻击，反驳已经没有意义了，口口声声自由民主却有这种学阀作风，只能表明自己的虚弱，所以我没有再说。不知什么时候，他又大谈什么“人的本性”如何如何，我理解他要说的意思是人性是自私的，社会主义没有前途，但他不敢说的很露骨，我又在座位上质问他：“你说的人的本性到底是什么呢？”，本来准备再次起来发言批驳，说“黄继光的自私和贪污犯的自私是一回事吗！”，这时听到一个男生的声音：“别说了，听老师说”，刹那间，我有些懵了，内心一片悲凉，本来一个人孤军奋战就力不从心，现场没有一个同学响应，这句话又象被人在背后捅了一刀。
    因为当时有些激动，所以我发言表达的不是很通顺，后来我也没再发言。他又说了一个多小时，内容主要还是上面的那些，另外，根据我的记忆，他还讲了“邓小平的白猫黑猫是现代哲学（没听清，大意如此——笔者注）”，“大学改革应该向美国学，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水平很差，国学水平高但没用，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哪个是学国学的？”，“江泽民在第二期执政时提出建设民主政治是一大贡献”，“中国未来改革的重点是政治民主化，民主是西方那些智者思想的结晶”，“国有企业是阻碍现在发展的，是落后的产物，改革应该进行攻坚（他的意思是全盘私有化——笔者注），胡锦涛的责任重啊！”，“共产主义就是乌托邦，而且和中国落后的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就更落后了（大意如此——笔者注）”，“中国现在根本不存在后现代的问题，而是现代性不够”， ......
    他的课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出去了，因为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在课堂上说什么了。
     回到寝室，心情还有些激动，静静的想了一会儿，联想起来北大后的所见所闻，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我想起去年看到来北大旁听的周之金北大课堂直面质疑张维迎的帖子时，我的心情是何等的激动，我为中国还有这样的热血青年而感动，又为当场的北大学生的麻木感到耻辱！而今天我自己切身感受到了这种麻木带来的窒息！
    记得以前和一些同学朋友聊天或在火车上闲聊的时候，总是有人会说：“你们北京和北大的知识分子怎么尽是为富人说话的呀？！”，我理解他们说的其实是北大的一种精英情结！我没办法回答他们的质问，因为他们说的是事实！我只能感到羞耻！连政治公共课都会出现这样的奇谈怪论，其他专业课上极端错误的言论就更不用说了，周之金当堂批判张维迎和厉以宁，陈瑞华鄙视自考生的言论其实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
    这门课叫“科学社会主义”，却丝毫不见社会主义的影子，这岂不是咄咄怪事！他多次说欣赏邓小平，自己最坚持“实事求是”。但他也许忘了，他所推崇的邓小平在20多年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就多次严肃批评了他所持的这些说法，邓小平曾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而邓所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观点就是：“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作用，否定毛泽东思想在我国的指导地位；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扬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大陆不如台湾；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将社会主义等同于极权、专制甚至是法西斯主义，抹煞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巨大成就；抨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认同所谓超阶级的、抽象的人权、民主理论，主张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样板和指导理论；主张政治上的“多元化”、“多党制”；主张经济上的“多元化”、“私有化”。二十多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都有表现，它利用各种社会事件和问题，提出了多种多样的“反思”和“新思维”。但归根到底，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旨就是歪曲、否定、攻击四项基本原则，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对比邓小平批评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再看看他的观点，两者是何其相象啊！简直就是80年代自由化观点的现代翻版，今天还大谈自己观点是如何创新，其实已经是老掉牙了的！好一个“实事求是”，断章取义的功夫是何等了得！光取邓小平言论中对自己有利的方面，不提对自己不利的方面，真是“实事求是”啊！
    我还要以邓小平的一段话送给这位老师：“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我劝这位老师认真想一想当初是为什么入党的，自己入党时的誓词还算不算数！
    这位老师断章取义的功夫还有很多表演，他举出“江泽民提出民主政治的说法是一大贡献”说事 ，但他又忘了江泽民说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雅典的奴隶制也有民主，但那是贵族的民主，资本主义也有民主，但美国贫民窟的穷人愤怒的说：“谁当了总统，我们都要挨饿！”，世界上搞多党制民主的国家有100多个，有哪几个国家解决了温饱问题和发展问题的？华人世界里，台湾实现了所谓“民主“，但那里的政治是最肮脏的！这就是典型的所谓民主迷信和制度迷信。民主是和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不存在抽象的民主政治，全盘私有化连社会主义都不搞了，还搞什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又是这位老师所谓的“实事求是”！
    他还老拿胡锦涛总书记说事，胡锦涛总书记去年十六届四中全会的时候已经明确提出了“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要警惕西方的西化，分化图谋”，你怎么不讲这些？！在这方面，你怎么不“实事求是”了！
    我出身于产业工人家庭，从个人经历角度，我的爸爸妈妈比北大的老师更有理由控诉毛泽东，因为他们的大好年华都是在建设工地上度过的，现在得到的补偿很少，远远抵不上付出的汗水，现在知识分子是当然早就摆脱了臭老九的地位了。记得当年受到自由化思潮影响自己的思想正处于混乱时期时，爸爸曾经对我说毛泽东“是好人，不复杂”，“建设搞人海战术是被迫的”，他们对毛泽东的感情都很深。这两句话我也一直记得很清楚。中国的工人阶级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全盘私有化给中国带来的只能是灾难，苏联解体就是前车之鉴，我国的宪法规定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但是现在公有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不到20%，再鼓吹私有化就是违反宪法的行为！当这位老师讲所谓“国企攻坚”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最沉重的，因为就在不久前，接到父亲的电话，他说“工厂随时准备破产，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们北大怎么会那样啊！”，我感到很无助，因为现在我还改变不了这一切，新自由主义正盛嚣尘上，但我知道，所谓“攻坚”背后包含着的几千万工人的前途和命运！
    今年5月10号的时候去中国国家博物馆看一个红色展览，顺便去了毛主席纪念堂。第一次去毛主席纪念堂的时候还是1999年刚来北京时，我和父亲一起去的，我们当时献了花，我从父亲的眼中，仿佛感到了一个有着5年军龄和30多年工龄的老工人对毛主席那种质朴的感情。这次我观察了瞻仰的队伍，穿着都是外地农民，工人和民工的样子，那天下着小雨，有个穿旧军装的中年人从口袋里掏出用塑料袋装着的钱最大面额的只有五元！来自社会底层的他们瞻仰毛主席都非常虔诚，当时真的非常感动，我自然想起了我的父亲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 ！有的人说，毛泽东就是中国的希特勒，但他们不知道，希特勒能骗的了一时，但骗不了一世，毛泽东去世了28年，中国人民对他的感情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从来生活在大工厂里的我能够理解工人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非洲人民，拉美人民和美国黑人很多都怀念毛主席，非洲有的国家的人现在看见中国人都会伸出大拇指，还有的老人会说“是毛主席派来的医生把我的病治好的”。这种感情绝对不是做作，因为，只有喊人民万岁的人，人民才会喊他万岁！
    毛泽东是从人民中走出来的领袖！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选择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为了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我的地位和能力决定了我不能改变这些，但良知驱使我在这堂课上站起来，虽然还稍显稚嫩，但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希望能够唤醒更多的北大同学——也许你们中很多都是中国未来的骨干力量，在对待这些错误甚至荒谬的观点时，能够勇敢的站出来，而不是世故的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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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尹保云教授的采访：--回应“那一刻我站起来了”

  笔者就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位研究生对尹保云教授的政治课的批评问题，采访了尹保云
教授。现把采访内容公布如下：
   问：尹老师，你星期五下午在理教的政治课在三角地引起激烈的争论。有个研究生
连续发了几个帖子，情绪很激动，对你讲课的内容进行猛烈的批评，也有的同学支持他
，也有的同学支持你的观点，现在闹得很大，你知道不？
   尹：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我住在校外，不能进北大的“三角地”。谢谢你转来那
位同学的帖子。我错略看了一点，觉得很奇怪。
   问：我就他的几篇帖子中的主要意见向你提一些问题，你能做一些回答吗？我也希
望把你的回答转达给关心这次讨论的其他同学，可以吗？
   尹：当然可以。既然很多同学关心这件事，我应该让大家家知道真相。
我觉得我的讲课内容没有什么问题。我的专长不是讲政治课，而是研究现代化理论、世
界现代化进程比较、韩国学、以马克思主义（学术角度的研究）等。我在讲课一开始就
说过这样的话：“这是我第一次讲政治课，如果我讲的内容有什么错误你们尽管批评”
，在后来，我也几次重复过这样的话。因为讲政治课不是我的专长。但我觉得我的观点
没有什么问题。我讲的都是一些常识性的内容，是大家都知道的东西。这样的课不可能
讲得很专业化，因为大家来自不同的专业，太专业化了有些同学会听不懂。因为是第一
次讲课，我特别小心，讲课提纲提前一个月给了这门课的主持人即我们的党支部书记，
并几次打电话征求他的意见。就是怕出问题。这个提纲我顺便给你，也请你帮助贴在三
角地让大家看看，究竟有什么问题，让大家继续批评。
   问：你说“信阳事件”时期，全国饿死了3000多万人，信阳饿死20万。你是不是这
样说的？有何根据？
   尹：我的原话是这样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许多人饿死。“根据估计，最低的
数字为1500万人，最高的估计数字为3000万人。”这个估计是很多人都做过的，根据是
在三年期间全国人口“净减”了1350多万。这是“净减”数字是可靠的。懂得人口学的
人可以根据“净减”的特征作出自己估计。
   “信阳地区饿死约20万，有的村的人几乎全部饿死”，我是这样说的。我当然有根
据。信阳我的故乡，信阳事件是我童年时期经历的事情。1982年我从北大毕业，分配到
河南省委办公厅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工作，同河南省委档案局一起办公。我察看了处理
信阳事件的历史档案。我没有说假话、没有编造任何事实。
   问：你说改革前30年党风只有3天是好的，而其他时候都有问题，又说改革前的30年
是中共历史上党风最坏的时期？而且你不是依靠数据来说明党风，只是依靠个人所见所
闻，这样合适吗？
   尹：我讲过这样的话。我和许多人的看法不同。人们一般地认为前30年的党风比改
革后20多年的党风好，我的看法与人们完全相反。解放后第一天进城、第二天驻扎、第
三天就面临一个问题：从革命向建设的转变，从夺权向掌权的转变。有不少干部进城后
，由反对资本主义、地主阶级，到抛弃自己原来的妻子而与资本家与地主阶级的女儿结
婚。这就说明党风遇到新问题，出现了新问题。所以，我说党风“只有3天没有问题”，
并不是在故意贬低前30年。
   改革的“前30年”和改革后“20年”的评价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我一贯的观点是
，那些反对改革者认为前30年党风很好，是没有根据的。前30年一直在搞政治运动，从
大跃进、反右、反右倾到文革，一直在搞运动、人整人，在这种环境下，哪还有什么“
党风”可言?
什么叫“党风”？我们现在一谈到“党风”，就只把它和腐败“联系”起来。其实，党
风的含义很宽。党风是一个政党的风气，包括党内的空气、党的决策过程、党机关的工
作方式以及领导人及每个普通党员的表现，等。改革以前，党内没有民主，毛泽东听不
得一点不同意见，大跃进搞浮夸、整人成为政治生活的主题，有什么好的“党风”可言
呢？看党风不能只看腐败与否，腐败只是一个方面。邓小平改革以来，不仅在国家决策
上实事求是，而且也不再搞政治运动了，不再整人了，大家越来越多地享受到自由，敢
于说实话了，这就体现了党风的根本性好转。所以，我一直认为，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
的党风比毛泽东时期要好。到江泽民时期，知识分子的学术自由被日益强调，很少有知
识分子因为“自由化”问题被整倒，共产党在决策上也越来越注意听取专家的意见和人
民的呼声，党风又有新的进步。认为改革后的党风比解放后前30年好，这是我一贯的观
点。我坚决反对用过去美化来否定现在的思考方式。
我讲到人性与腐败的关系。人的本性有善的方面，也有恶的方面。邓小平说过：好的制
度会使坏人变好，而坏的制度使好人变坏。这是很精辟的。就腐败问题而言，解放初也
有腐败。50年代“一碗鸡汤换个共产党员”，这是我小时候母亲经常念叨的一件事，文
化大革命时期送地方级别的土特产，80年代初送全国级别的土特产，80年代中期送红包
，后来演化到送房子、存折、股份等等。我课上讲了这样一个过程，的确是“个人见闻
”，而没有举出数据。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历史发展，说明人的本性没有变，党风也没
有很大变化，腐败之所以升级是由于经济条件的变化的结果。我在讲课中反复提醒大家
思考的问题是：不要认为改革后党风就坏了，以前就很好。把过去美化来否定现在的改
革，是很幼稚的。
在我讲到文革时期的腐败水平以送地方性土特产为标志的时候，历史系的那个同学就受
不了了，站起来质问我。在中断了一会之后，我又接着把上述思路讲完。至于有没有数
字来证明前30年是党风最坏的时期？我想大家都清楚：有多少老干部、建国元勋被打倒
、被迫害致死，又有多少知识分子在运动中受到打击、迫害？这样的数字还用我来举吗
？这样的数字还不能说明前30年党风的恶劣状况？另外，研究的方法问题。难道我们的
亲自观察的事实、听到的事实做出判断是非科学的？ 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不就
是靠他的观察写的吗？历史学科不是还有口述史学吗？难道这个历史系的研究生所学的
历史书籍都是用数字写成的？我倒是对他的研究方法感到莫名其妙。
问：你为什么不能对毛泽东作三七开的分析？你是否像历史系那位同学所说的那样，对
毛泽东很“仇视”？
我的讲课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内容主要是讲计划经济的失败，而不是对毛泽
东作评价。讲课内容涉及毛泽东的话很少。比我交给你的讲课提纲仅仅多了这样几句话
：“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能只归结为他个人。 一个执政党没有党外的监督，有没有党内
的民主，国家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这种结构当然是十分危险的。”牵涉到毛泽东的
，就只有这几句话加上讲课提纲中的几句话，没有别的。
至于说我对毛泽东“仇视”，那是他给我扣的帽子。但我可以坦白地说，我不搞个人崇
拜。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给中国的现代化带来巨大损失，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事实
。我对毛泽东的评价没有越过中共《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内容。我没有歌颂毛
泽东，是因为不是在对他的功过作全面的评价，我只是在讲改革开放的背景，在分析计
划经济体制带来的问题。
问：你否定马克思？
    尹：马克思是我最尊敬的思想家之一，但我同样也不搞崇拜。在课堂上，我这样说
过：马克思说了很多的错话，它的一些基本理论也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比如，无产阶
级的绝对贫困化，等。我不是搞政治的，我仅仅是一个学者。实事求是是一个学者的最
基本素质。在我眼里，马克思不是神。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搞清楚他的哪些思
想在当时就是错误的（比如恩格斯晚年就承认的），哪些思想是随着时代发展而过时了
的，哪些在目前还是正确的和有价值的。这些话是大家都在说的话，是“常识”性质的
内容。改革来学术界对马克思思想的讨论很多，连他的剩余价值学说就被国内学者否定
了。我同样没有说出什么过头的话。他对我这几句普通的评价的话不理解，是他自己的
学识问题。
问：那个同学说你有“学霸作风”，不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转向批评他所在系的学术
水平低、否定国学的价值、否定后现代主义、又否定蔡元培时代的北大而转入了“人参
攻击”，你怎样看待这些问题？
   尹：我不承认自己有什么学霸作风，我当时倒是从他的质问中感觉到文化大革命时
期红卫兵味道。我谈到，作为一个老党员，我有责任实事求是地总结以往的教训这样的
话。他提问时质问我的党性问题，接连扣帽子。我觉得在改革20多年后的今天还见到这
样的年轻人很吃惊，所以就问了他是“哪个系的、导师是谁”？
不错，在我听说他是历史系的研究生是，我批评了几句北大历史系问题。我是历史系的
博士，很热爱历史系，但我对历史系的教学问题有一些看法。我的有研究生是从历史系
推荐来的，也偶尔有历史系的学生选修我的现代化理论课，从对他们的教学中我感觉到
，历史系学生脑子中培养出的“相对主义的历史主义”的观念十分牢固。在开始他们经
常和我争吵，直到听完整整一个学期的课之后，才有所改变。他们的特点是否定现代化
进程有一定的规律，否定一般现代性的存在，否定向先进国家学习，要搞本土特色，等
。这样的认识当然是有问题的。历史系学生表现出的这种特点，使我对历史系的学术、
教学有一些看法。我曾经几次想找历史系系主任牛大勇教授谈谈历史系的教学问题，但
在犹豫中一直没有做。我指出一些历史学者陷入了“相对主义的历史主义”，这不是什
么人身攻击。至于蔡元培时期的北大的水平、后现代主义等问题，更与“人身攻击”没
有任何关系。我只是提醒大家要培养现代思维的方法，不要老是把过去某个时代美化（
如蔡元培时期的北大），而不认真学习摆在眼前的先进单位（如哈佛）。这种思考方式
与那种把前30年的党风美化而把现在的党风说的一无是处的思考方式是一样的。共产党
要改革、要提高执政能力，也需要向世界其他国家的搞得好的政党学习，而不是回到50
年代，靠回顾历史过日子。我觉得这个认识没有什么错误。
另外，我还要说明，那位同学写的一些话是不准确的。比如，我说我的关于深化国企改
革的观点，北京市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也讲过，也在党校等地方也讲过，而没有说“在北
京市委讲过”。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北京市委的办公所在地。他没有听清楚。还有，他对
我讲的宗教及其他NGO 组织的介绍也是不准确的。我说，假如信阳事件发生时，有一些
中间社会组织存在，可以起到救助饥饿的作用，但是计划经济把这样的组织全部摧毁了
。从历史系这个同学的转述中看出，他的知识很贫乏，不仅不知道NGO组织与建立一个和
谐社会的关系，也不知道目前中国NGO组织发展的情况。
   问：你第一次讲公共政治课，就发生了这件事，你对于政治课教学有什么感想？
   我觉得它很难。现在学生观念发生了分化，要让政治课讲得让每一个学生都满意是
不可能的。从我的感觉看，90%听课的同学对我的课是感兴趣的。有两个班，同样的内容
每个班讲一次。那个班是在五一节之前，听课的学生在我讲完之后鼓了好一会掌声。这
一个班的到课人数少些，听完课后也鼓了掌。有一个学生听了两次。课间还和我讨论，
认为我的课使他对中国目前的很多问题有一个新的理解，并问我今年暑假小学期是否还
讲课。还有一个同学在课后提问很有水平，我就问他是那个系的。他说他是法律系的3年
级的本科生，这本来不是他的课，他只是“在教室里做自习而没有走开”，准备利用我
讲课时“睡觉、休息”，他边睡边听，越听越有兴趣，就认真听完了。这些情况说明，
听了课的同学90%以上的反映是好的。
   那位历史系的研究生代表反面的看法，但我觉得只是少数。在他提问题、纠缠不休
时，许多同学都感到气愤、不耐烦。这说明像他那种看法的同学是很少的。就像他自己
说得感到自己很“孤立”。我觉得北京大学就是北京大学，90%以上的学生的素质都是很
高的。课间还有几个同学提了问题，从他们一两句问话中，我感到他们听懂了我的课，
而且认识水平很高。我甚感宽慰。
我很同情历史系的那位同学。我在回答了他的问题后，一边继续讲课一边思考他的问题
。我感到他的家庭或亲属成员可能在改革中遇到困难。所以，我就有临时加了这样一段
话：一个学者不能以自己的个人角度来评判整个改革，要把个人的问题和社会性问题分
开。比如，我妹妹原来在（信阳市）商业银行工作，后来银行发不下来工资，她失业了
（这是实际情况）。作为一个学者，我不能以我妹妹失业来反对国营企业的改革。——
我临时增加这个内容的目的是想安慰那位历史系的同学，因为我当时想到他那么气愤，
可能是在国企改革中自己利益受到牵连。他的帖子说明了他的认识来源，我在当时的判
断果然是对的。
   这种相互对立的情况说明政治课非常困难。在目前情况下，要想让每个人都赞成你
讲的内容是不可能的。根据当时课上的情况看，如果我按照以往老“科社”路子讲，大
力歌颂领袖，大力美化教条主义或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为低效率的国营企业辩护
，那么我可能遭到90% 以上的同学的反对，而那个历史系的同学也会把我当作他的“战
友”了。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我觉得最好是强调政治课的学术侧面。老师首先宣布自己讲
的内容不一定正确，提倡学生批评。政治课要以 “时事与政策”这样词语为主题，而不
要以 “政治思想”、“意识形态”这样大的词语为主题词。在目前情况下，这也许是最
好的解决办法。
所以，我一开始就宣布我讲的内容不一定正确，要大家注意做自己的分析，随时对我批
评。我愿意继续接受同学们对我的批评。但我只欢迎善意的态度。至于有的同学并没有
听过我的课而是跟着起哄，要学校“开除”我，让我“失业”，我对此感到很悲哀，为
北大有这样的学生而感到悲哀。他们的话使我想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残酷地批斗自己的老
师的“红卫兵”。但我奉劝这些同学：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趋势上帝也阻
止不了，像愤青们在网上喊的“杀掉个体户”的这样口号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中国
人的知识体系尽管落后，但目前中国人已经认识到靠这样的口号、做法解决不了任何问
题。你们还是好好读书、提高自己的素质和能力吧，别让在未来离开北大后，让竞争的
浪潮把你卷入社会的谷底，别成为反社会、反历史进步的力量。就像杀掉个体户无助于
解决目前的贫穷人口的问题一样，砸掉我的饭碗无助于保证你的前途。回到书中去，别
再起哄了！
历史系的同学大可不必担心自己的政治课成绩不过关。尽管你有这样多糊涂的思想，我
也不认为你的政治思想问题是大问题。因为相对于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来说，政治思想
的变化是比较容易的。我现在担心的倒是你的专业学习的问题。你父母的国企破产所带
来的家庭收入损失问题，只能靠改革的深入发展和经济的增长来解决，不可能靠维持这
个破产的国营企业的方法来解决，因为这样就会给国家、给其他人带来损失。想清了这
些道理，你就不会这样激动了。好好读书吧，尤其是多读一些学术名著，别沉迷于传记
之类。

寒武纪

那位研究生的语言让我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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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引用寒武纪于2005-05-15 23:54发表的:
那位研究生的语言让我不寒而栗

我很庆幸身边没有这样的人

寒武纪

感觉那位老师对毛时代的理解有点绝对，对“后20年”似乎也看得太乐观了，不知是不是出于鞭尸比讽今更安全的考虑。

月光笑侠

中国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的事业后继有人啊

lixunghuan

北大真是一个大舞台啊。
有什么好吵的，不如大家决斗
比刀子也好，CS也好，至少还可以留下一段传奇。。。

羊羽

回到一个问题：到底需不需要愤青？
愤青有激情有冲击，但是缺少全面、系统的思想和渊博的知识！
而学者类的人却往往想得太深太全面，再加之生活和阅历带来的成熟使之偏于保守、内敛！

寒武纪

这个帖子在猫眼上已经吵到60页去了

cdxiaohe

左左右右吵翻天

北大学生在政治课直面质疑任课教师  回贴数1188

cdxiaohe

刚才看一篇文章，看到这个：“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反对北大党委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