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论争的另一种解读

风石堰

(载5月19日文学报自由谈)

围绕《读书》的论争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读书》的公共性慢慢在流失，日渐成为某个特殊阵营的独占性“学术自留地”，伴随这种批评的是对《读书》文风的“发难”，指责它语言晦涩、言之无物的大有人在。最近上海《外滩画报》专门做了一个关于《读书》杂志的报道，进一步将在网上的争论移植到传统媒体，使其公开化。接受采访的黄平、徐友渔等学者各执一词，很难达成共识，因为牵涉到具体的杂志负责人与作者之间复杂的人事纠葛，便使问题更显复杂化。
在我看来，围绕《读书》杂志风格转变的争论必须放在历史转型的背景下，才能有恰切的同情之理解。否则仅仅在语言风格或人事安排上较劲，无助于清晰地认识到这种争论背后所隐含的意味，或许这种争论背后的“失踪的历史”才真正地影响了《读书》的风格变化。
一个杂志的生命力、公信力往往与它的相对稳定的作者群关系密切。《读书》之所以在八十年代风靡一时，成为思想界、知识界的“必读书”，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它凝聚了当时几乎是最优秀的一批学者。这些学者都以能够在《读书》上发表文章为荣誉。而这些读者如此亲睐《读书》杂志，一是因为该杂志兼容并包的胸襟，二是因为当时主流的知识分子刊物本来就非常有限。当然，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刚刚从历史的尖冰中“破土而出”，都对改革现实状况、追求知识文化有一种神圣的追求，他们自觉地承担着接续历史、传承文明的使命。如同汪晖在评价新文化运动时所说的那样，尽管这些学者治学思路大相径庭，研究领域各有不同，但是在否定文革、改革现实方面却有着“态度的同一性”。但是，这种状况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有力推动，中国的社会结构在迅速地重组，在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对改革的手段却发生了疑问，对当下现实的诊断也开始出现明显分歧，这种差异便自然投射到《读书》杂志上。以前的相对整齐的“志同道合”的作者群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分化了，新启蒙运动发生了内部的分裂，知识分子群体作为一种一元化的有着共同诉求的“知识共同体”碎片化成小的社群，启蒙的阵营开始自我瓦解了，自然《读书》不可能再像八十年代凝聚所有的知识分子了。这就像五四时期的《新青年》群体的瓦解一样，是具有某种内在的不可抗拒性。很多作者不满意现在的《读书》，也许是因为太过于眷念他们的过去的永远消逝的“青春”。现在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读书》是否变成小圈子化了，而在于《读书》之外是否还存在可以容纳其他知识社群发表意见的空间，并且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是否还可以平心静气地在不同的刊物上理性地讨论和对话，并缓慢地形成共识。
此外，就中国知识界自身而言，尽管现在邓正来等学者反复在强调中国学术的自主性和学术的专业主义，但是这种思潮最早却是发轫于九十年代初，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八十年代是鲁迅所谓“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文化英雄主导的时代，当时西方的思想学术的每一次引进基本上能得到一种普遍的社会反响，思想成为神圣词汇，文化成为关键词，而且思想与文化直接与现实发生鲜活的对接。到了九十年代，知识界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陈平原所谓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姑且不论这个判断是否完全符合事实，至少对于知识界来说，在九十年代确实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反思浪潮，建立专业主义的学术规范成为很多人的共识。因此，在这样一个知识界自身从公共化到专业化变迁的过程中，《读书》杂志也就成了风向标，刊发的文章越来越趋向对某个专业问题的深入探讨，甚至强调的是建设性的“技术批评”，而不是以前的“思想文化批判”。这自然导致杂志可读性的下降，也许这也是专业化所必须支付的代价。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看到社会科学的内容越来越多，西方的理论显著增加，当然这中间也确实存在食洋不化的现象。
我觉得对于现在的《读书》杂志而言，可能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知识过剩、见识太少”，很多作者在大量地引用西学，但是怎么本土化和如何反思性地运用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文章仅仅成为符号的累积，很难再像八十年代那样透过文章可以窥看到作者的真性情，这种状况的出现也跟作者对现实的感受能力的衰退密切相关，一批纯粹学院式的作者群体的成长无形中拉开了知识分子的表达与急剧变动的现实的距离。自然，反映到《读书》刊物上，我们就可以读到很多冷冰冰的学术词语，而体会不到社会的真实和热烈。

listen

事实上，绝对的兼容并包必然丧失一个公共空间的生命力。在今天这个相对而言更为自由和开放的时代，更需要同仁性质的刊物而不是作为“最广大知识分子代表”的《读书》，相互争鸣或许对于中国知识界更有意义。
《读书》真正的问题，确实是“知识过剩、见识太少”，甚至知识的价值都值得怀疑，很多作者热衷于引进一些“犄角旮旯”的西学加以卖弄，而那些笔谈又流于过分的浅显。现在读《读书》，往往一卷读罢，只留下几个名字和书名，不记得有什么观点。

寒柳轩客

"公共性"的慢慢流失实质上恐怕又是一次"道德批判"向"知识启蒙"的转型.
《读书》刊发的文章越来越趋向对某个专业问题的深入探讨，甚至强调的是建设性的“技术批评”，而不是以前的“思想文化批判”。
这个俺觉得也未尝不是好事.综观中国的历史,思想昌盛的年代往往是社会最动乱的年代,晚明阳明学派,李贽诸派的思想就很受欢迎,思想之物是很过瘾.但最易流于空洞与清谈,如此下来国势却渐衰了,及至甲申之变,明遗们才痛定思痛,即便是清初的"思想启蒙三大家"在后期也逐渐由"道德批判"向"知识启蒙"转型.康乾没有言论自由,思想禁锢尤其严重,但却开了清代朴学的风气,清人学风最淳朴,学问也最塌实.相比于晚明的思想大家们留下的学术遗产也更为丰厚.
中国的思想史里有太多的盲动与激进而缺乏科学理性,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动辄"大家",动辄"思想"的过渡时代,不谈"思想"倒可以避免贻误时人,扎扎实实的谈点学术,做点专业研究为中国的思想培植一点学术精神和科学理性是很必要的.由此而论断,《读书》的转型固然包含了太多的遗憾与不可理解,但从长远看,倒不失为一大新的建树.

altf

一直觉得有点不对劲，今天看到这些话，再想一想，果然是这么回事----

风石堰

其实在这篇短文里,我无意对汪晖主编前后的<读书>做一个价值评判,每个时代的<读书>都铭刻着那个时代的印记,有时候,我甚至很恶毒地想到,为什么这么多人喋喋不休地在怀念已经消失的八十年代,而谴责现在的青年学生,因为八十年代是"他们的青春",而他们又全面地控制了现在的话语权,是内在于他们的生活和记忆的,而这个时代对于我们已经很陌生,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特色就是在不断地淘洗记忆,尤其让没有经历过的人回想起来,几乎是原野上一场无人注意的骚动.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所谓七十年代出生的)是我们的先辈的历史的"殉葬品",所谓犬儒化的批评真正的指涉对象不应该仅仅是我们(为生存在焦虑的我们),也应该包括曾经强调独立而现在已经完全体制化的他们.
这几天在开会,到会的有四个台湾的学者(如江宜桦\蔡英文等),我突然觉得现在一些杂志上对西学的介绍与台湾学者的研究相差不可以道里计,而这些学者却如此儒雅和虚怀若谷,我想说的是,我们这代人似乎又在重复上一代人的悲剧,既不能深切地理解我们的传统,又无法准确地把握西方的学术,我们是被悬置在空中的.不管是八十年代,还是今天的<读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空疏,前者是文化批判的空疏,后者是介绍西学的"歪曲"和"无法与中国现实接榫",也许这才是我真正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

萧武

呵呵，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何必着急于一时下结论。当年不是颇有些人指责说张承志的理想主义是做秀吗，给王朔叫好，现在到底谁是理想主义，谁实践了自己所坚持的东西，不已经很明确了吗？
还是小平同志说得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chosun

楼主此句：我们这代人似乎又在重复上一代人的悲剧,既不能深切地理解我们的传统,又无法准确地把握西方的学术
－甚为准确。
不过传统的失承是我们所不能逃避的宿命，学贯中西注定只属于上个世纪的前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