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治平：我的大学

寒武纪

第一个学期，我肯定是好学生，期末的三门考试我的成绩都是“优秀”。但是再往后，我就 变了，而且越变离“正道”越远。我曾经那么想了解、学习和掌握法律知识，但我很快就感 到失望。我在课堂上听到的那些法律理论不但与现实完全脱节，而且粗陋得不成话，根本没 有说服力。这与当时“思想解放”氛围中学生们活跃的思考显得很不相称。更具讽刺意味的 是，与这些课程相配套、被列为必读书的“马列原著”恰是最具思想和批判力的作品，一个 人如果真正读过并且理解了这些作品，他(她)怎么能够接受自己在课堂上听到的东西?

　　我从阅读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开始学习读理论书和培养自己的理论兴趣，这在 当时即使不是进入理论的唯一选择，也是最便捷的方式。因为在此之外其他理论书籍尚少， 借阅不易，更没有地方去购买。最初，我备尝读书的艰苦，主要问题是读不懂，确切地说 是 似懂非懂。没有其他办法，只好仔细地读，反复地读，甚至用笔记的方式把所读的东西作成 缩写。这个法子很笨，但是奏效。经过大约一年多这样的训练，我的阅读和理解能力有了提 高，理论上的鉴别力也有所改善，但结果却使我不再是个好学生，也不想再作个好学生。我 开始挑挑拣拣，经常逃课，最严重的事发生在“共产主义运动史”这门课上，整整一个学年的课，我只去了两次：第一堂课和期终考试。当然，这是后话了。

　　我入学的那一年，恰好也是我的母校在停办多年之后恢复招生的第一年，老师们因为重执教 鞭而感到兴奋，对自己的学生更是加倍地关心，加之我们这一届学生大多有过社会经历，独 立性强，师生之间相处甚为融洽。这在无形中造成了我们这个年级同学的某种特殊地位。身 为“78级”同学，我们享有一些“特权”，一些令所有低年级同学羡慕不已的自由。我很庆 幸 ，一开始就能够生活在一种相对放任自由的环境里面。否则，过多的纪律约束同教条化的教 学结合在一起，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毁掉一个虔诚求知的青年。少年时代的经历培养了我的自 立精神，也教会我恰当地运用自由，因此，我很快就适应了大学生活。我为自己制定了读 书计划，并且定期检查这些计划的实行情况，同时，我还经常作自我反省，不断调整生活和 学习的目标。大约在大学二年级后半，我已经非常明确地为自己找到了大学的发展方向和目 标：通过广泛阅读拓宽知识面，同时把培养和提高自己的能力作为主要目标。

　　从专业发展的角度看，以最大限度地拓宽知识面为发展方向，其实等于没有方向，但它比 较 合乎通才教育的宗旨，甚至还可以说，它更接近于教育的本旨，尽管当时我并没有特别明确 地意识到这一点。我之所以如此选择，毋宁是因为一些更具体更直接的缘故。首先，我有很 强 烈的求知欲望，而所谓专业方面的课业远不能满足我的这种欲望。其次，进入大学以后，我 痛 感自己过去在知识上的匮乏，有一种急于补课的冲动。此外，我还模糊地感觉到，大学教育 应该是那种让一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训练，而不是把人变得狭隘。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 就不能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专业领域之内，而应当了解和掌握多方面的知识。有了这种想法 ，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杂览群书。我说“杂览”而不说“博览”，是因为我读书虽杂，但还谈不上博。70年代末80年代初，图书出版远没有现在这样的规模，以至于当时我敢夸口说， 凡是值得一读的书，出一本我就能买一本。实际上，那几年我读了不少欧美古典小说，那是 我所谓补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说到能力的培养，人们可能认为这是一个“虚”的东西，不易捉摸。我想也是这样，至少， 能力没有形貌，也不好衡量。但它确实存在，而且，能力的有无与高低，也绝不是无关紧要 的。举一个小例子。大约在三年级的下半或四年级的上半，我们开了“外国法制史”这门课 。当时的主讲老师林向荣先生是一位很严肃的学者，对同学们要求也比较严格。说来也有意 思 ，我们这些号称“78级”的宠儿，平日散漫惯了，但在林老师的课上一个个都很规矩，不敢 造次。至于我自己，坦率地讲，我喜欢这门课，不但因为林老师身上有一种正派谨严的学者 风范，而且因为“外国法制史”这门课让人觉得视野开阔，这很合我的脾性。最令人难忘的 是期末考试。当时，林老师宣布了两条纪律：第一，开卷考试；第二，按时交卷。必修课开 卷考试，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既然可以带参考书，评分的标准就不在乎抄书与否，而在于 抄得好与不好，考的是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和文字表达的能力。至于第二条“按时交卷”， 这是所有考试都有的要求，但是在我的记忆中，说到做到，毫不含糊，这也是唯一的一次。 考试成绩出来了，在全年级360多人当中，我是第一名，得了97分。我把这件事看成是自己 实行的自我教育策略的一个胜利。说到成绩，我必须要告诉读者，我四年里参加过数十次考 查和考试，并不总是有这样拔尖的成绩。事实上，我也没有把这一点当作自己的目标。大抵 我感兴趣的课，成绩都不错，对不感兴趣的课，我既不愿下功夫，也不在乎考试成绩，只要 能及格就行。这一点，说说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况且以及格为基本目标，实际是冒了不及 格的危险，而我也确实遇到过这样的危险。这是另一个故事，不赘述。我只想说，一个人认 准了生活的目标，便义无反顾地去追求，得失荣辱，不动于心，这是一种人生境界。我当然 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但我崇尚这一境界，并且试着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通过回答生活的 挑战来磨练自己的心志，而在大学毕业之前，我想，我已经做到了不为分数所动，而且绝不只是口头说说。

　　现在，我应该谈一谈自己的专业。作为一个法律专业的本科学生。我在四年的时间里面究竟 学到了什么东西?我如何看待自己的专业?

　　如前所述，以前我对法律并无了解，也谈不上喜好不喜好。既然读了法科，我便努力去了解 并且想要喜爱自己的专业。但是最终，我所接受的那一套“法律教育”，驱使我离开它越来 越远，我不但疏离了这种法律教育，而且也疏离了法律。这实在是一种很大的讽剌。我的性 格，原本不喜欢僵硬的教条和枯燥的条规，可是我们的法律教育，偏偏把法律弄成这两种东 西中的一种。二年级以后，我们开始学习部门法，当时，国家立法远没有现在那么多，司法 活动也恢复未久，部门法的讲授要么是些干巴巴的原则，要么是对现有法条的琐碎讲解。最 要命的是，不论是所谓理论法学还是部门法学，其实都没有理论，不成系统，最后竟让人怀疑其中到底有多少能算是学问。大学期间，陆续有一些法学刊物创刊，开始我非常兴奋，全 年自费订阅，但是不久，这些杂志对我全都失去了吸引力。结果是，我以后再也没有亲近法 学刊物的欲望，而且，我也没有觉得自己因此而失去了什么。当然，话说回来，我毕竟是一 个法科学生，四年的法律教育虽然没有让我学到多少东西，但却为我提供了一个进一步发展 的机会和方向，它的意义在我决定报考研究生的时候便显示出来：我必须选择一个学科，一 个专业，而所有这些都是给定的，不容我作自由的创造。结果，我还是选择了一门法律专业 ，但又是一门与人们通常认为的那种法律相距最远的“法律专业”法制史。更确切 地说，我的专业方向是“外国法制史”，这一选择显然有林向荣老师影响的痕迹。

　　在结束我的大学之篇之前，还必须提到另外一件事，一件比知识的获取更为重要的事情，来 作本篇的总结。在上大学以前，我从不曾想过要考研究生，后来的转变显然与我在大学的“ 觉醒”有关，与我对学问的认识和日渐增长的兴趣有关，不过，这些都还是比较表面的东西 。使我决定要报考研究生的更根本的原因实际上来自一个更深层的转变，一个人生历程上的 重要选择。前面提到，当初填报大学志愿时，我曾尽量避免师范学校，因为我不想成为一个 教书匠，不，岂止是不想，我对这样的前景简直是又恨又怕呢。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仅仅两 三年之后，我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个职业。是什么使我一变而至如此?我所经历的失败的法律教育不大可能把我引领到教师的职业上去。然而，正是四年的大学生活使我更深切地体 味到了自由的价值，而我一旦享有这样的自由，就不愿再失去它。四年寒窗帮助我了解了许 多东西，但是最重要的是让我了解了我自己。我终于知道，作一个学者比当一名钳工更合乎 我的禀赋，逐渐地，我达到了这样一种内心的确认：书斋生活即是最适合于我的生活。这时 ，我选择的与其说是一种职业，莫如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人生的道路一旦确定，剩下的事情 便可以从容地去做。我不必着急，在成为一个教师之前最好有机会继续深造，一方面，我需 要更多也更系统地掌握某些知识，尤其希望在杂览的基础上有一点专攻，另一方面，学业的 深造不仅有益于将来的职业，而且会增加获得这一职业的保障。因此，我决定报考研究生。

　　我的研究生考试与我当年的高考很相似。当年我不相信辅导班，现在我也不想费尽周章去找 所报学校的教材或者所报导师的课堂笔记。我的策略是依靠自己和充分利用现有条件，掌握 基本的东西，准备好作临场发挥。结果也一样：我的总分不高也不低，但是被录取了。就这 样，我带着少年的自负，甚至是尚嫌幼稚的桀骜不驯，还有对未来生活的希望，来到了北京 。

cdxiaohe

希望什么时候能看到：寒武纪：我的大学

寒武纪

下面是引用cdxiaohe于2005-05-20 19:53发表的:
希望什么时候能看到：寒武纪：我的大学

惭愧惭愧，呵呵

dudu7048

听LISTEN说版主你还是我老乡呢!佩服!

谋子

看看！恩是呀斑竹什么时候有自己的我的大学呢？

寒武纪

下面是引用dudu7048于2005-05-23 11:47发表的:
听LISTEN说版主你还是我老乡呢!佩服!

我想大概知道是谁了，师姐现在还在重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