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学堂何处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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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钟叔河

1949年8月5日解放军入城以前长沙城里既有围墙又有庭院的私家住宅，原样保存至今并由原主人住着的，恐怕只剩下这一处———三贵街十七号陈宅了。

风雨苍黄五十年，人和宅子能岿然至今，必有其不平常之处。第一是人须活得久，老先生今年已九十四岁；第二是还须有来头，他抗战前大学毕业后即“下海”经营工商业，不到四十岁便成了长沙市工业联合会理事长，建国后当过全国政协委员，留下这栋私宅也是毛主席过问的结果；第三是房子建得好，而且还是有梁启超题字的“时务学堂故址”。

旧中国也曾尝试走现代化道路，最像模像样的一次，就是以“戊戌”为年代标志的清末维新变法运动。运动的思想领袖是康有为，其大弟子和助手即梁启超。运动的中心在北京，唯一的“实验省”却是湖南。

湖南当时的抚台陈宝箴，臬台黄遵宪，学台江标、徐仁铸都是新党。他们推行的新政，第一项便是开办时务学堂。这比京师大学堂（北大）的建校还早一年，比北洋大学堂则晚一年，但北洋只设理工科，这里却以“时务”为名。梁启超后来回忆道：“秉三（熊希龄）与陈、黄、徐诸公设时务学堂于长沙，而启超与唐君绂丞（才常）等同承乏讲席。……除上堂讲授外，最主要者为令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坐论。时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

这样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显示着人文的色彩，充满了时代的精神，与只培养技术人材的理工科大学迥然不同。这是因为，办学和执教者除上述诸人外，还有陈三立（宝箴之子，任职吏部，此时在长沙助父）和谭嗣同，也都是主张变法的。在这些人的鼓吹教导下，短短时间内，便培养出了蔡艮寅（锷）、范源濂（民国教育总长、北师大创办者）、杨树达（汉语学家、前中央研究院院士）和章士钊等优秀学生，在教育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

先父昌言公（字佩箴）为时务学堂第二班外课（非寄宿）生，六十年前和我谈及学堂的事时，犹神采飞动。盖学堂实为湖南维新运动之中心，亦因此而成了以岳麓书院为中心的守旧派“王叶二麻子”（王先谦与叶德辉）的猛烈攻击对象。据梁启超好友狄平子所记，他们甚至以梁氏讲授批答之语“为叛逆之据，谓时务学堂为革命造反之巢穴，力请于南皮（湖广总督张之洞）。陈右铭中丞早已风闻，派人午夜告任公，嘱速将课本改换。不然，不待戊戌政变，诸人已遭祸矣”。

政变发生，谭嗣同、唐才常先后被杀，陈氏父子和江、徐均革职永不叙用，黄遵宪也被“放归”。时务学堂则由旧派接管，改为湖南大学堂，校址也从此处迁往落星田了。

三贵街南出小东街（后拓修成中山西路），学堂故址便在两街口迤西，系清朝大学士刘权之宅第。刘权之亦文化名人，《四库全书》在事诸臣，正总裁皇六子、皇八子等，副总裁梁国治、刘墉等，总阅官德保等，都只挂名不做事。排名其后的总纂官、总校官和总目协勘官，才是实际的工作班子。总目协勘官负责各书校勘编辑，事最繁，任最重；刘权之为其首席，几十年下来，大学士成第一编辑了。

入民国后，刘氏后人衰败。学堂迁走后，这里卖给商家，成了“泰豫旅馆”。1922年梁启超来长沙讲学，在这里题下了“时务学堂故址”六个大字，缀以短跋云：“二十六年前讲学处，民国壬戌八月重游泐记，梁启超”。现在的屋主人陈先生抗战胜利后在长沙从事营造业，买下“泰豫”这片地产，建楼成立了“中原公司”，并在三贵街一侧为自已盖了这栋私宅。最使他得意的是，还以重金购得了这件梁启超墨宝。

1949年8月以后的事只说三点：（一）中原公司的楼早成了市粮食局用房，如今又成了职工宿舍；（二）梁氏原件已为湖南大学收藏，偏偏展示在戊戌时反对“时务”最力的岳麓书院里；（三）几经周折，屋主人对房屋的所有权终于得到了承认，遗憾的是“时务学堂故址”的地位却一直“妾身未分明”，他家文革中被抄走的两大箱文物，最后被送到了省图书馆，至今也尚未归还。

如今到处造假“古建”，湖南修炎帝陵、舜帝墓尤其热心，而有案可稽有字为证，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有纪念碑意义的这一处故址，却一直不被重视，真不能不使人叹息。

我总希望有谁能拿出修三皇五帝陵墓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钱，将梁启超的题记刻石嵌在中山西路三贵街口的墙壁上，再在附近“老照壁”广场上建一座照壁式的浮雕，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和陈氏父子诸人造像。陈三立的背后可以站着陈衡恪（劝齐白石衰年变法的大画家），手里可以牵着陈寅恪（生于距三贵街不远的周达武故宅，时已七岁）。学生则可以将蔡锷、范源濂、杨树达和章士钊作为代表。将这些历史文化名人的姓名，分别刻在各人的身旁，光凭这点，便可以大大提高湖南和长沙的知名度，再不必和武夷山去争朱熹，和成都去争杜甫了。此事曾与屋主人陈先生谈及，他亦首肯。

陈先生名云章，字思默，长我近三十岁。数月前曾往访，并照相留念，我自已还在梁启超题碑前单独照了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