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常生活拯救知识分子的历史

风石堰

从日常生活拯救知识分子的历史  (载7月14日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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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唐小兵 责任编辑 黄维嘉　  2005-7-14 2:12:23  
   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新版序提到一个颇堪玩味的细节，他读了一篇谈“分子”的文章后很认同该文作者的判断：把“人”变成“分子”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性的后果。此后余先生就极力避免“知识分子”，而一律改用“知识人”，以恢复“intellectual”的“人”的尊严。余先生这种措辞的敏感可见他对“知识分子”一词蕴涵的“政治性”的体验，“知识分子”将一个个鲜活的人化约成无个性的、阶级色彩浓郁的“分子”，就会无形中把这群读书人的斑斓之情趣、性情从具体的历史情境里“淘洗”掉了，最后经过层层筛选只剩下作为“意识形态符号”的“知识分子”，而“知识人”的面貌则奇怪地隐身甚至缺席了。
   在这个意义上，马嘶的著作《1937年中国知识界》则功莫大焉。它与近年来颇为热门的傅国涌的体制外知识分子写作属于同一学术谱系，与傅氏《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有异曲同工之妙。既往的知识分子研究要么从其思想史的内在理路切入，烛幽显微以考察知识分子的观念变迁；要么从作为个人或群体的心态史研究出发，考究知识分子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隐秘的心路历程或历史选择。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知识分子呈现的形态都是科塞所谓的“理念人”，似乎知识分子必须被归置到政治的场域才可以得到切实的体认。马嘶却独辟蹊径，避开了政治向度的“宏大叙事”，刻意地消解了诸如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这种沉重的“形而上”命题，从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入手，“形而下”地爬梳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衣食住行，通过这些为常人所忽略的细节来观察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独特性。古语云：道在屎溺中。对于现代知识分子也概莫能外，知识分子也是人，也有他的七情六欲与悲欢离合，日常生活所透露的气息、浓度与精神气质，往往潜在地规约了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与政治选择。例如1937年7月，陈寅恪和父亲住在一起，在城里避难。老人终日忧愤，情绪低落。日本人得知陈三立的身份，便派人来劝说其出任伪职，陈三立立时大怒，把说客斥逐出门。从此他心情抑郁，导致尿毒症复发。家中人要送他住院治疗，他却拒不进医院，后又绝食五日，终至虚弱而死。
   马嘶的叙述相对于以往的“知识分子历史书写”来说，可谓一种别出心裁的“小叙述”，这种形态的“小叙述”更多的是从脚踏实地的现实生活开始的，是“非政治”的叙述却又深刻地揭示了波澜壮阔的政治过程背后的“失踪了的历史”，或许这种被遮蔽或略过的历史才可以相对贴切地解释知识分子的选择。比如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北方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大规模地内迁，在主流的叙述模式中，响应号召内迁的似乎就属于进步的抗日的阵营，而留在北平的就成了“政治不正确”分子甚至是文化汉奸。周作人在建国后一直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地位低微，就跟他留在北平关系很大。其实仔细察看当时的历史实际，走与留并不像1949年知识分子的去留纯粹是一个政治倾向的问题，而更多的与个人情况、家室之累相关。如文字学家钱玄同很想南行，但苦于高血压病的困扰而无从成行，红学专家俞平伯则因始终谨守“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且“体弱，近复多病”而“滞迹京城”以侍奉父母；北平沦陷时画家齐白石已到望八之年，他为防止敌伪大小头目之骚扰，在自家大门口贴出一张纸条：“白石老人心病发作，停止见客”。未果，他便干脆把早已预备好的棺材停放在正房北屋廊子的铁栅栏里，并在大门口贴出“白石已死”的字条。这虽系“消极的抵抗”，却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滞留北平的某些知识分子的“气节”。
   自然，马嘶的《1937年中国知识界》主要是叙述史的书写方式，可在对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平心静气的叙述中，未尝不能发掘出其精神旨趣和价值褒贬等“微言大义”的吉光片羽，这也许才是讲故事的高手所“长袖善舞”之处吧。  《1937年中国知识界》  马嘶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姐姐

在东早网站见到了。
马嘶关于民国知识分子的八卦做得蛮好看的，以前读过他整的《学人往事》，里面超多好玩的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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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能对49之后的知识分子做这样的研究，应该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