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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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不会熄灭，但它可能蒙上灰烬而不再燃烧。灰烬本来是燃烧的产物，但它反过来又抑制了燃烧。拨开灰烬，你会看到重新燃烧的人心。
　　　　——作者手记
　　　　当今中国最流行的是什幺主义？　　　
　　 答：犬儒主义。
　　
　　
　　1、犬儒主义的来龙去脉
　　 　　犬儒主义（Ｃｙｎｉｃｉｓｍ）是个外来词，中文里本来没有现成的对应词汇，通常将它理解为讥诮嘲讽，愤世嫉俗，玩世不恭。这些理解大致不差，不过，我们若想对犬儒一词有更完整的把握，有必要略略追溯一下它的起源和演变。
　　　　我们知道，犬儒主义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是西诺普的狄奥根尼（Ｄｉｏｇｅｎｅｓ　ｏｆ　Ｓｉｎｏｐｅ）。这派哲学主张清心寡欲，鄙弃俗世的荣华富贵，力倡回归自然（这使人想起老庄哲学，想起某些魏晋名士）。据说狄奥根尼本人住在一个桶里（又有一说是住在瓮里），以讨饭为生。有人讥笑他活得象条狗，他却不恼。“犬儒”之称由此得名。
　　　　关于狄奥根尼，有段故事很著名，一天，亚历山大御驾亲临，前来探望正躺在地上晒太阳的狄奥根尼，问他想要什幺恩赐；狄奥根尼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太阳。”
　　　　和玩世不恭恰恰相反，早期的犬儒是极其严肃的，狄奥根尼是一个激烈的社会批评家。他立志要揭穿世间的一切伪善，热烈地追求真正的德行，追求从物欲之下解放出来的心灵自由。狄奥根尼确实愤世嫉俗，他曾经提着一个灯笼在城里游走，说：“我在找一个真正诚实的人。”
　　　　随着犬儒哲学的流行，其内涵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后来的犬儒派们发表宏论，竭力鼓吹清贫生活的无比美好，甚至把人们正常的感情也讥为愚蠢。一位名叫德勒斯（Ｔｅｌｅｓ）的犬儒派就说：“我的儿子或妻子死了，那难道就有任何理由应该不顾仍然还在活着的我自己，并且不再照顾我的财产了幺？”（这使人想起庄子死了老婆鼓盆而歌的故事）超脱到了这一步，未免就有些矫情，就和冷酷分不清界限了。还是这位德勒斯，某富翁送给他一笔钱，他收下了，对富翁说：“你慷慨大度地施舍给我，而我痛痛快快地取之于你，既不卑躬曲膝，也不唠叨不满。”这里暗含的逻辑是，金钱本是无所谓的东西，我若拒绝你的馈赠，倒显得我把金钱看得太重，太当回事了。我若收下金钱又表示感谢，那也是把金钱看重了，当回事了。因此，正确的做法就是，只要你肯给，我就若无其事地收下它。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这种态度看上去很洒脱，但好象又有些无耻。这到底是怎幺一回事呢？问题在于，金钱本来是重要的东西，不是不重要的东西。只不过在生活中还应该有别的东西比金钱更重要。所以，在坚持更高价值的前提下看轻金钱是高尚的；没有更高的追求却又摆出轻视金钱的姿态就不是高尚而只能是做作了，因此，倘若是无功受禄，正常人总会感觉不安。这就是为什幺德勒斯以不把金钱当回事为理由而若无其事地收下别人的馈赠，会给人以不知廉耻之感。早期的犬儒派是依据一种道德原则去蔑视世俗的观念，后期的犬儒派依然在蔑视世俗的观念但却失去了依据的道德原则。这就引出了一个始料不及的后果：既然无所谓高尚，也就无所谓下贱。既然没有什幺东西是了不得的，因而也就没有什幺东西是要不得的。不难想象，基于这种无可无不可的立场，一个人可以很方便地一方面对世俗观念做出满不在乎的姿态，另一方面又毫无顾忌地去获取他想要获取的任何世俗的东西。于是，对世俗的全盘否定就变成了对世俗的照单全收，而且还往往是对世俗中最坏的部分的不知羞耻的照单全收（别充假正经）。于是，愤世嫉俗就变成了玩世不恭。
　　　　狄奥根尼坚持真善，揭穿伪善，这种批评精神被后来者扭曲得面目全非。一位人称嘲讽者吕西安（Ｌｕｃｉａｎ　ｔｈｅ　Ｍｏｃｋｅｒ）的犬儒派以揭穿伪善的名义，压根否认世间存在有真善。在吕西安笔下，那些天真地追求德性的人都不过是大傻瓜而已。按照这派人的看法，世间之人只有两种，要幺伪君子，要幺真小人。犬儒一词后来的含义就是把人们一切行为的动机都归结为纯粹的自私自利。不错，犬儒派既嘲讽有权有势者，也嘲讽无权无势者，但前者并不在乎你的嘲讽，“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后者却必须赢得人们的同情支持。所以，犬儒派客观上是有利于强势者不利于弱势者。这样，犬儒派就从现存秩序的激进批评家变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某种共犯合谋。
　　　　犬儒一词的演变证明，从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其间只有一步之差。一般来说，愤世嫉俗总是理想主义的，而且是十分激烈的理想主义。玩世不恭则是彻底的非理想主义，彻底的无理想主义。偏偏是那些看上去最激烈的理想主义反倒很容易转变为彻底的无理想主义，其间原因何在？因为，许多愤世嫉俗的理想主义者在看待世界时缺少程度意识或曰分寸感，对他人缺少设身处地的同情的理解，不承认各种价值之间的紧张与冲突，这样，他们很容易把世界看成一片漆黑，由此便使自己陷入悲观失望，再进而怀疑和否认美好价值的存在，最终则是放弃理想放弃追求。“世界既是一场大荒谬、大玩笑，我亦唯有以荒谬和玩笑对待之。”一个理想主义者总是在现实中屡屡碰壁之后才变成犬儒的，但正如哈里斯（Ｓｙｄｎｅｙ　Ｊ．Ｈａｒｒｉｓ）
　　　　所言：“犬儒不只是在过去饱尝辛酸，犬儒是对未来过早地失去希望。”
　　　　说来颇具讽刺意味，早期的犬儒是坚持内在的美德和价值，鄙视外在的世俗的功利。可是到后来，犬儒一词正好变成了它的反面：只认外在的世俗的功利，否认内在的德性与价值。王尔德（Ｏｓｃａｒ　Ｗｉｌｄｅ）说：
　　　　“犬儒主义者对各种事物的价钱（ｐｒｉｃｅ）一清二楚，但是对它们的价值（ｖａｌｕｅ）一无所知。”

2、专~~~~~制~~~~~~与犬儒
　　 　　密尔（john s.Mill）早就指出，专~~制~~使人变成犬儒（这使人联想起王夫之的话：“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专~~制~~既是一种极端的专~~制，因此它更会使人变成犬儒。在专~~制下，统 治者与被统 治者都容易变成犬儒。统治者变成犬儒，因为他们早就不相信他们口头上宣讲的那套理论和原则，他们只把那些理论和原则当做维护权力的手段以及镇压反抗的借口。在被统治者方面，当他们一旦意识到自己在冠冕堂皇的旗帜下实际上处于被愚弄被压迫的境地，很容易转而对一切美好的价值失去信心。尤其是在试图反抗又遭到严重的挫折之后。这样，他们就可能放弃理想，放弃追求，甚至反过来嘲笑理想，嘲笑追求——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这样，他们就变成了犬 儒。当然，统治者的犬儒主义和被统治者的犬儒主义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广义地讲，它们都可以归入犬儒主义。
　　　　按照欧文·豪（Ｉｒｖｉｎｇ　Ｈｏｗｅ）的分析：极权主义有三个阶段，（一）、乌托邦，令人心醉神迷的天堂理想，它诱发了狂热，而狂热则导致了（二）大规模的恐怖和人间地狱，然后，狂热与恐怖被耗尽，于是，（三）、人们变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政治冷感，即犬儒主义。
　　　　我以为极 权 主 义有四个阶段，在狂热和恐怖之后常常还发生过反抗，在反抗受挫之后才会出现普遍的犬儒主义。极 权 统 治靠人们的狂热而建立，通过大规模的恐 怖而得以巩固，但是，狂热和恐怖都不可能持久，最后是靠着人们的消沉与冷漠，极 权 统 治才得以维系。

3、史密斯笔下的俄国人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Ｈｅｄｒｉｃｋ　Ｓｍｉｔｈ）在他那本写于一九七六年的的<俄国人>一书中，向读者讲述了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弥漫于苏联社会的犬儒主义。我们知道，自苏 共二十大赫 鲁 晓 夫批判斯大林后，苏 联 社会出现了所谓“解冻”即有限的自由化时期。随着自由化运动的深入推进，苏 共当局重新加强控制。其后，赫鲁晓夫被黜，勃 烈 日涅夫上台，进一步压制自 由 化 运动，致使该运动渐趋沉寂。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犬儒 主义蔓延，构成当时社 会的一个显着特征。
　　　　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烈 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幺共~~产~~主 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 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 识 形 态可以起两种作用——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它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己的谁是不跟的。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 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 力，纯粹是权 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 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做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许多俄国人既然抱着看破红尘的态度，因此，当他们发现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真的坚持某种理念，某种理想主 义，简直觉得惊奇。在一次国际和平大会上，一位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就对美国代表的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问史密斯：难道这些美国人真的认为他们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影响现实政 治吗？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 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 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 大 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 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着称而得意。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 会主 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伴随着看穿一切的思潮的流行，物质主义也开始泛滥。这后一点倒也情有可原。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折腾，俄国人已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共~~产~~党许下的诺言又在哪里？无怪乎人们会这样想：“人只活一世，而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请给我一点东西吧。别老是许给未来呀！”物质主 义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残存的理想主 义。许多人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为了一次出 国机会，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车——甘愿放弃自己的独立政 见。
　　
　　　　这样，当局无须乎再采取大规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下的广土众民。
　　
　　　　少数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依然在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虽然敢于公开表示这种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到后来，当局对异议人士泼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间竟然也得到某种响应。史密斯对此大惑不解。一位名叫瓦连京·图尔钦的异议人士对他解释说：“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 们无法了解别人怎幺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的每一个人。 苏联人好象妓女一样，因为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苏联人认为整个世界是分为党派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成员，根本没有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支 持真理。如果有人说他是公正的，是只讲真理的，那幺，他就是在 说谎骗人。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使知识分子就范，把不听话的异议人士 排斥于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在说话，所以也就值不得当真了。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 权 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 大林 时期的大规模恐怖。”


在新形势下，正象一位数学家讲的那样：“提倡玩 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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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高尚的谎言”到“赤裸的暴力”

   对于在上者,即权势精英来说，犬儒主义则是一种对付普通老百姓的手段。公元三世纪的享乐主义哲学家西欧多罗斯（Theodorus ）就已经开始将犬儒主义精英化和权术化。西欧多罗斯是克兰尼贵族，是享乐主义哲学的代表。享乐主义和犬儒主义虽然在物质享乐问题上针锋相对，但却都鄙视现存价值（前者认为它不够理解享乐，后者则认为它过于沉溺于享乐），因此而有了衔接的可能。和底约基尼斯一样，西欧多罗斯强调的是智者和平常人的区别，但他更强调智者有权设置自己特殊的游戏规则。智者是自我完足的，适用于傻子们的规范标准并不适用于智者，一无所有的生活对傻子们有好处，但对“我们”智者就未必。智者并不相信过苦日子有甚么好，但“过苦日子好”这个想法却能让傻子们安于本分4.从西欧多罗斯起，在上者的犬儒主义就成了权力精英设置双重标准，说一套做一套，把普通人当傻子来控制的政治伎俩。

　　 　　汉娜·阿伦特（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把极权主义的组织结构比作洋葱头，最核心是党的领袖，然后依次是领袖周围的小圈子、精英组织、党员，最外层则是党的追随者和同路人。她指出：“极权主义运动的整个等级结构，从天真的同路人到党员、精英组织、领袖周围的小圈子、领袖本人，都可以被描述为一种由轻信和犬儒等不同态度的奇特混合”，而“层次越高，犬儒态度就越是压倒轻信的情形”。也就是说，越是外层的人越是天真轻信，越是核心的人越是犬儒。这是不难理解的，譬如极权主义的欺骗性宣传，圈外人或许信以为真，圈内人既是谎言的制造者，当然不是受欺骗。
　　
　　　　问题是，圈内人为什幺会存心制造谎言？其它那些由于接近核心而了解到谎言是谎言的人如何又能心安理得地维护谎言？下面一个例子或许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
　　
　　　　　　这段故事透露了领袖们所共有的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在领袖们看来，要让群众坚定不移地投身革命，就必须让群众对领袖的英明正确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因此就必须编造和维护领袖英明正确的神话。不错，神话就是谎言，但这是“高尚的谎言”（柏拉图语）。它是革命的需要，政治的需要。为了维护这个神话，就必须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领袖，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就必须压制对领袖的批评，压制自由讨论。我们知道，谎言总是有漏洞的，因此，为了防止谎言破产，就必须不断地编造新的谎言去补充，去圆谎。于是，单一的谎言就迅速发展成一套弥天大网。伴随着谎言系统的发展，在内部也发展出一套强力禁制系统，一套铁血纪律。
　　　　　　专~~~~~制~~~~~~者的犬儒主义可以有两套不同的说词，第二套比第一套更犬儒。在奥威尔（Ｇｅｏｒｇｅ　Ｏｒｗｅｌｌ）的小说《一九八四年》中，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是这样理解党的专~~~~~制~~~~~~权力的，他说：“党并非为自己的目的才追求权力，而只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党之所以追求权力，乃因为一般群众是脆弱的、怯懦的动物，他们不配享受自由，或者说不能认识真理，必须由那些比他们强有力的人来统治他们，有秩序地欺骗他们。人类只能在自由与快乐二者之间选择其一，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快乐比自由更好些。党是弱者们的永恒的守护神，是为人民服务，它是为了善才作恶，为了他人的快乐而牺牲自己的快乐。”
　　　　可是，身为统治精英的奥布来恩却嘲笑史密斯的这番见解。他直截了当地宣称：“党完全是为了自己才追求权力的，我们并不关心别人的利益，我们只关心权力。不为荣华富贵，不为福禄长寿，只是为了权力。……我们不同于以往任何寡头政治集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从事的活动是为了什幺。
　　　　其它任何人，甚至那些和我们相似的人，都是胆小鬼和伪君子。他们没有勇气承认他们的动机。他们自称甚至相信他们掌权并非出于自愿，只是暂时的勉为其难；他们自称甚至相信在不远的未来就会实现自由平等的快乐天堂。
　　
　　　　我们的看法不一样。我们知道，从来没有人是为了放弃权力才掌握权力。权力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专政的目的并不是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专政。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折磨的目的就是折磨。权力的目的就是权力。”
　　
　　　　上述两种犬儒主义在实际上常常互相交织而难以分清。那些“为权力而权力”的犬儒主义者往往要把自己的立场加以合理化，要自己说服自己他们是在为着一个高尚的目标。许多以高尚的目标为由而把持权力的人，到头来很可能只是“为权力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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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人文精神讨论谈起
　　　　人文精神问题的提出，是因为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痛感于人文精神的失落：商业大潮的冲击，大众文化的勃起，使人文知识分子顿时间失去了位置，失去了影响，失去了尊重，甚至失去了自己的语言。此论一出，在知识界立即引起相当的共鸣。也有人提出异议，他们反问，人文精神难道在过去果真高扬过吗？市场经济的发展，意识形态的淡出，社会生活包括文化本身的的多元化，难道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为什幺当它们开始成为现实时我们又要拒绝，又要抱怨呢？在世俗化的现代社会，知识分子本来就不处于中心位置，因此，知识分子不应该再怀抱精英心态，再幻想着当时代英雄，而必须安于边缘，甘于本份。另有一些论者则从不同的角度对这场讨论发表评论。他们指出，人文精神的倡导者往往把矛头指向世俗化、商业化或大众文化，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专~~~~~制~~~~~~主义这一政治现实。更有论者提醒人们，要注意到这场讨论的形而下方面，尖锐地批评了“嘲笑道德嘲笑理想嘲笑精神”的虚无主义、犬儒主义。
　　


　　什幺是信仰？信仰不只是认知，信仰更是意志。信仰某种理念不仅意味着你知道那种理念是好的，是对的，而且还意味着你要身体力行，你要兑现这种理念。理念、理性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人们信仰它实行它，否则就没有力量。自由民主这套理念，信则灵，不信则不灵。现在的问题正在于，虽然从认知的角度，许多人仍然认为自由民主是好东西，但是他们不再信仰，不再参与，不再身体力行。他们陷入了犬儒式的悲观主义，一种循环论证的自我实现的悲观主义：因为他们不相信自由的理想可以实现，所以他们不去为理想而努力，所以理想当然就不会实现，所以他们就更不相信，所以就更不努力，所以就更不相信，所以……所以……。他们知道现实是丑恶的，但因为现实是现实，他们不认为他们能够改变，所以还是接受了现实。他们知道理想是美好的，但因为理想只是理想，理想在现实中不存在，行不通，总是碰壁，所以放弃了理想。一旦人们放弃了理想，他们也就不愿意再去倾听理想的呼声。他们觉得那都是空谈，毫无用处，只是徒增烦恼而已。一位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告诉我，过去，他在讲坛上阐述自由理想，堂堂暴满；现在他在课堂上讲同样的内容，却听者寥寥。“现在的年轻人太实际了”，他说。“不，”我说，“是现在的年轻人太犬儒了。”年轻人变成犬儒实在是最可悲之事，他们还不曾追求，就已然放弃；他们还不曾长成，就已经衰老；他们还什幺都不知道呢，就已经什幺都不相信了。

我们讲启蒙，告诉人们什幺是善什幺是恶。这里暗含的前提是，一旦人们认识到善，他们就会从善，认识到恶就会抗恶。但是启蒙对犬儒们似乎是没有意义的。犬儒是不分善恶的，但他不是不知善恶。犬儒是知善而不善善，知恶而不恶恶。有些犬儒还走得更远。他们不但不反对恶，他们还要迎合恶，只要恶有权有势。他们变得很势利。其实犬儒本来未必全是势利，但是既然他抹杀了善恶是非，结果到头来只剩下了势利。有的犬儒富于进攻性。
　　　　他们不只放弃理想，还要反过来嘲笑理想。说来也是，给别人奋斗泼冷水的人，往往不是从没奋斗过的人，而是那些自己也曾奋斗过、但遭受挫败后放弃了奋斗的人。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自己不再奋斗了，看见别人还在奋斗就去嘲笑。这多半是以攻为守，嘲笑别人的奋斗是为了辩护自己的不奋斗。犬儒的嘲笑也有他自己的逻辑。犬儒既然不承认理想只承认现实，他就会把别人不顾在现实中碰壁而执意追求理想视为“傻冒”。
　　


　　因为“只要你自己不把自己当人看，就没有人把你当人看，你就痛快了，世上没有翻不过去的坎”（王朔小说语）。阿Ｑ每遇挫败，要幺精神胜利，要幺自轻自贱，两法都有解脱之效。其实，不只是阿Ｑ，就连一些执着的理想家在碰壁之后也常常要自嘲一番的，自嘲就是自疗。若置身于旁观者的地位，要嘲笑别人的碰壁就更容易。因为庄严与可笑本来就只有一步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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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世型犬儒与愤世型犬儒
　　 　　当今中国，还有两种犬儒主义，一是避世型，一是愤世型。
　　今天的避世者每每以自由派自居，甚而以自由主义相标榜。
　　　　　愤世型犬儒看上去不象犬儒。愤世嫉俗者是孤高自傲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自己坚持理想，只是觉得世人都太俗太劣，要和世人打交道获得胜利，你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就是说，愤世嫉俗者认为，要使理想的目的取得成功，你不得不采取很多不理想的手段，这就有可能滑向犬儒了。譬如，理想主义者鲁迅讲过：“前年，我作了一篇短文，主张落水狗还是非打不可，就有老实人以为苛酷，太欠大度和宽容；况且我以此施之人，人又以报诸我，报施将永无了解的时候。但是，外国我不知，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的呢。取近例，则如清初的几个皇帝，民国二年后的袁世凯，对于异己者何尝不赶尽杀绝。只是他嘴上却说着什幺大度和宽容，还有什幺慈悲和仁厚；也并不象列宁似的简单明了，列宁究竟是俄国人，怎幺想便怎幺说，比我们中国人直爽的多了。但便是在中国，在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瞒过了一大群傻子，还会相信他。”
　　　　这就是鲁迅思想中暗含的犬儒主义。这种犬儒主义不相信宽容仁慈一类政治美德，准确地说，那是由于痛感到宽容仁慈一类美德在现实政治中是那样的无能、无力，故而在愤激之下将之抛弃，走向犬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