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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型关战役,如同正面战场上的诸多战役一样,在取得了局部的战术胜利之后,因为某一点的败退最终全盘皆失,正如陈长捷所言,“主战场胜利在望,竟付流水。于今回首,犹怀余痛!”而这种令人惋惜的结局,并非此役所独有,而是在正面会战的诸多会战中并不鲜见。
从太原会战开始,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一次次正面战场会战通常表现为这样的态势:第一步,国军按照战前要求死守阵地,以巨大代价拖延时间,让包抄部队完成迂回,实现对日军的夹击;第二步,国军开始压缩包围圈,以人海战术猛攻,以全歼被围日军;第三步,日军利用机动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奇袭国军后方,国军后方某一关键点失守,导致交通线或补给线中断,有被日军反包围之虞,被迫放弃围歼日军计划,全线后撤。
以淞沪会战为例。此役,中国军队先声夺人,8月13日,张治中第九集团军所辖之87师王敬久与88师孙元良部向日军发起全面进攻。随后一周中,87、88师浴血苦战,将战线缓慢推进,日军无法突破其防御阵地,而后续部队36师、98师、11师等逐次赶到,基本实现了将日军包围与江水之前,逼其背水一战的战略意图。并于8月20日从三个方向向日军发起总攻,大有将上海日军全部歼灭之势。然而就在攻坚之时,8月23日,日军利用其强大的海空火力,在3艘航母、30余艘战舰的掩护下,运送第11师团在吴淞口强行登陆,国军之侧翼立即受到威胁。此后,日军增援部队源源不断自本土和华北运抵上海,国军为避免全部落入日军反包围圈之中,不得不停止围歼计划,由进攻转入防御,且战且退三个月之后,最终撤离上海战场。
国军的这种战略选择,在理论上并没有错,在后方或侧翼已受到威胁之时,如果贸然强攻正面之敌,极有可能导致无法脱身而陷入重围全军覆没。但在当时之战场形势下,武器装备和交通工具均相当低劣的中国军队,进攻之时尚可凭借勇气与日军决一死战,撤退之际却很难保证队形稳定与士气高昂,常常不免形成溃退之势,广大官兵徒有热血,却无法有效组织反击,伤亡惨重却难以阻敌之锋。因此,淞沪会战,国军投入70个师80万人,伤亡近半,将级军官就阵亡9人,连战区副司令长官薛岳都险些阵亡,结局却并不如愿,未能实现预定之战役企图。
那么,这是劣势装备一方所不能避免的结局吗?十年之后的内战中,粟裕给国军上了一课:不是。孟良崮一战,粟裕兵行险着,利用张灵甫整编74师的冒进,将74师从国军的一字长蛇阵中分割出来,围困于孟良崮之上。其作战手法,与国军在抗战中所用也颇为相似:许世友的9纵拼死抵抗,顶住了74师前进的道路,而另外四个纵队则大胆穿插,将74师分割包围:王必成的6纵堵住了74师的后路,叶飞的1纵割断了其与黄伯韬25师的联系,而陶勇的4纵和王建安的第8纵从东西两路直接攻击张灵甫的指挥所。
此种局面,我们今天看电影《南征北战》、《红日》之类固然可以看得痛快淋漓,但当时对于粟裕而言,却实在是如履薄冰。当时的战场形势,与国军在抗战中屡屡遇到的可谓如出一辙,甚至更为严峻。当他的十五万人包围了张灵甫的三万人之时,陈诚的四十万大军也已经不仅仅是威胁他的侧翼或切断补给线那么简单,而是已经在他的后方布好了整个包围的阵势,何况他包围圈内还是国军头号王牌七十四师,一旦被张灵甫拖住,陈诚大军迅速完成合围,整个华野将在孟良崮全军覆没。此时,陈毅都已经动摇,不敢下决心与张灵甫一战。
然而,此战的结局却是违背理论也出人意料的。粟裕孤注一掷地以1、4、6、8、9五个主力纵队强攻孟良崮,同时以2、3、7、10四个纵队全力阻截黄伯韬、李天霞、胡琏的援军。5月14日夜,完成了对74师的合围之后,15日凌晨3时,粟裕即发动总攻令,16日早8时,仅仅29个小时时间,全美式装备的74师三万精兵就在孟良崮上被消灭的干干净净,华野全军也就得以迅速撤离战场。而此时,前来救援张灵甫的黄伯韬25师,已经距离孟良崮不到5公里,在阻击黄伯韬的天马山防线上,1纵1师已经打得只剩下不到一个营,基本无法再阻止黄伯韬的前进。而胡琏的11师、李天霞的83师,也已经动用所有预备队猛攻,几乎不可阻挡了,如果时间再拖延几个小时,结局必然是另一个模样。
孟良崮这样的仗,不要说国军中无人敢打,即使林彪这样的将才也自承不敢打,唯有粟裕敢。两相对比,不免感慨,如果抗战之际,国军阵中有粟裕这样的将领,结局又会如何呢?国军黄埔系中最为精锐之“土木系”的头号名将、被毛泽东称为“狡如兔,猛如虎”的胡琏,晚年在台湾任国防部长感慨“土木不如一粟”,不无道理。正面战场那些令人惋惜的会战失利,原因固然众多,国军战场指挥官过于瞻前顾后、缺乏“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胆略和魄力,又何尝不是一个重要原因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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