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利益与道德恐怖主义

风石堰

公共利益与道德恐怖主义
(载<开放时代>第4期)(好久没来了,刚回到学校)


  这是一个真实的生活故事，而且是在日常生活中反复上演的道德戏剧。作为一个参与者和叙述者，我深知试图用追忆重现事件的原貌或许仅仅是徒劳的努力，但我仍然被描述和表达这个故事深层的心理意识所吸引，尤其是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厘清如何对待一个强迫性的日常事件的冲动。

  故事缘起校园搬迁运动。伴随着整个中国大学城建设的甚嚣尘上，我所在的学校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建新的校园，并且计划先搬迁大一、大二的学生过去“开天辟地”。将要搬过去的地方是很荒僻的郊区，而且很多校园工程还没有最后竣工。整个新校区像一个庞大的喷吐着灰尘的“梦工场”，将中国高校争创一流的完美想象和工程技术的跑马圈地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校方管理人员说在一个没有历史感的地方，才会有创造历史的冲动。但这仅仅是校方的一相情愿，学生对搬迁更多的是悲观情绪，事实上搬迁是行政命令式的安排。作为温情主义的抚慰，校方安排高年级的同学帮助搬迁。故事从这里开始了。

  最开始是班长通知我们援助搬迁的事宜，让有公共利益关怀的同学自愿报名，作为中介人班长传达了辅导员的意见，据说校园搬迁是提供给试图进入党员外围（即成为入党积极分子）的学生的表现舞台。我一向对集体行动没有太大兴趣，对这种诱导的方式也有一定的反感，所以没有报名。本来，我以为事情到此就告一段落。

几天之后，班长通知开会，全年级聚集到一个大教室。等大家落座后，副系主任先发表讲话，先是描画了学校发展的美好蓝图，同时也透露了面临的困境。然后循循善诱地刻画了先搬过去的学生可能遭遇的诸多困难，以及我们作为研究生应该为了师弟师妹出一把力，拿出集体主义的精神，为了公共利益牺牲自己的一点时间和体力，帮助他们搬迁。系主任讲得入情入理，而且声色并茂，现场几乎没有窃窃私语声，也没有明显的反抗情绪的流露，相反地，借助这位系领导的煽情式话语的激发，很多同学似乎陷溺在道德理想主义的英雄情境里，一种集体参与创造生命意义的体验“自然”地生长着。

紧接着，辅导员先是继续阐发了其顶头上司讲话的微言大义，然后是号召大家争做志愿者。她提出一个建议，愿意做志愿者的同学当场去讲台旁的黑板上签名。台下的人群迅速掠过一阵短暂的骚动，而且出现一些东张西望的面孔。但是，第一个同学大义凛然地上去签了名，有了第一个，后面同学的签名就显得顺理成章，甚至呈现一种熙熙攘攘鱼贯而签的繁荣景象。班上的甲同学一听说志愿者要现场签名，说了句“道德讹诈”愤而离席了。我坐在一个角落里，开始委托一个同学去签名，他拒绝了。因此，我最终竟然缺乏上台去签名的勇气，终究成为现场唯一一个没有签名的学生。

  我没有签名成为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当然，我没有遭到公然的指责。紧接着动员搬迁事宜的第二项议程是三好学生选举。全班同学民主投票，每个学生在一张纸条上书写三个推荐名单。整个年级只有三个名额。最后是班长、我和提前退场的甲同学依次以40票、25票和20票当选。产生的民主结果让在场的辅导员脸上很挂不住。她不认识甲同学，于是请甲站起来。我说他有事已走，她的脸色有点难看，但是控制住了。

  在选举后的第四天，班长打电话到我们宿舍。先是甲同学接听。据他挂电话后所说，班长要他加入志愿者行列。甲说他有选择不参加的自由。然后是我接听，班长在电话中带有强迫性地建议我参加。我要求她给出充足的理由。她认为我是当选的三好学生，三好学生为人民服务是天经地义的，是不需要进行反思和追问原因，如果追问就证明思想境界没有达到三好学生的道德标准。我疾言厉色地指出，三好学生这个荣誉称号的获取是在一种完全民主的程序正义中产生，我既没有诉诸私人承诺进行“贿选”，也没有公然许诺道德理想主义以鼓舞同学们的拥戴。如果认为我不够三好学生的资格（即达不到实质正义），可以修改选举三好学生的程序，而不应该以此“要挟”我参加集体的公益行动，参加与否是我个人的自由，并且是任何其他力量都无法剥夺的选择自由。我向她指出，当选三好学生不能成为我必须时刻不停为公益行动服务的“紧箍咒”，而且即使我在这种既得荣誉称号的自我道德胁迫下，参与了公共生活中的利他性集体行动，因为不是道德自主性的行为，也必然会沦落为道德作秀。如果这种现象普遍化，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非但不会因为我们这些“先进分子”而有所提升，反而因为这种建制化的社会压力集团而滋生存在性的“伪善”，伪善就会慢慢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内在化经验，作秀就会因为被表彰而淹没生命的真诚。没有反自欺欺人的诚实作为道德的基石，没有自由选择作为生活的保障，道德社会的建立就从根本上被摧毁了其基石。

  班长似乎没听懂我的话，也许这种没听懂也是一种伪装的“浅薄”。但她继续要求我，最后通过讨价还价式的博弈，我们达成了口头协议：她答应此后不再以类似理由要求我参加公益行为作为我答应参加的条件。最后我参加了这次公益行动。我几乎没有被迫的感受。但我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而是一个介于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的调和主义论者。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搬迁后的第一周的周二晚上，是系里一位研究西方政治思潮的学者主讲自由主义。他反复强调，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语境中，自由主义式的反抗应该向社会的公共生活“转向”，通过对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低端权力层面上的反自由行为进行抗争，通过对道德生活中“平庸的恶”的警惕和清洗来夯实公共生活的道德基础。在他结束讲授后的讨论课上，我讲述了前面的这个很快将被遗忘的故事。我将到黑板上签名的道德动员方式命名为“道德恐怖主义”，通过对于公共利益的宏大叙述、通过个人作为或不作为的公开展示，通过对少数与多数人之间行为微妙关系的精确把握，系领导、辅导员和全班同学合作完成了一场近乎完美的道德剧演出。

我指出在当时的情景中，不签名就意味着被孤立和道德上的“侏儒化”，而签名就意味着被一个弥漫着光泽的道德共同体所接纳，就意味着最初的犹疑和反感可以被一种神圣性的情绪成功地淘洗，就意味着至少以后在系领导的心目中不会是一个“人格不高尚”的形象，签名最核心的象征意义就是获得免于恐惧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的获得与集体性的氛围营构是紧密维系在一起的。人只有消融入人群才能隐匿自己的“真身”，而获得戴着面具的自由与安全。两害相权取其轻，自然几乎所有同学都选择做志愿者。

我的发言还未落音，几个同学非常愤慨地指责我歪曲事实，他们认为自己上台签名是自然的，合乎内心生活的道德准则的自然选择，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道德恐怖主义”问题，之所以我会这么反感这种操作形式是因为我的道德境界不高，他们认为在当时的彼情彼景中作出一个签名的简单举动都要事先反思，就已经雄辩地证明了我的心灵“有病”。道德与理性是两码事。道德是以情感性作为推动力的，而通过理性去衡量道德行为已经说明道德的掉价。他们认为当时并没有系领导强迫签名，所有的行动都是自发产生的，而且这种自发的集体性的行为提升了每位同学的道德觉悟。这更证明道德是一种实践性的德性，而不是商议性的民主。

自然也有同学站出来支持我的观点，尤其是对动员方式的反感方面几乎可以达成一个小范围的共识。教授有保留的倾向于我的观点，认为系里的主张和动机并没有“原罪”，但是通向目的的方式却沾染了道德专制的色彩，尤其是集体动员式的说教和当场表态的强迫更是自由的天敌。他认为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手段达到同样的结果，而不必诉诸这样一种可能导向本能性抵触情绪的方式。

最精彩的是这个故事的结局。向我发难的女同学乙课后拦住我，说要继续跟我“理论一下”。于是课堂的讨论在我们回宿舍的路上继续。乙同学的核心问题意识是：同学甲的提前退场与我的公然拒签对于搬迁活动的最后善的结果有什么意义，是正面的教导还是反面的恶劣影响；出自公共利益的要求为什么会对我们形成这么强大的心理冲击，是不是也应该自我反思“自由过敏症”的负面作用。而且在公共生活中建构完全基于自由而作出选择的“道德乌托邦”有无事实上的可能性，最后会不会导致争议代替实践上的作为。

我首先质问她何谓公共利益，如果没有每个公民的具体权利的不可让渡，如果没有每个公民的自由选择权的不可剥夺，如果没有道德良知与真实意愿的接轨，那么公共利益就必然沦落为一个道德噱头，而且更可能成为向相对弱势的个体或少数人群体进行道德讹诈的“尚方宝剑”。公共利益应该是一个商讨和博弈的结果，而不应该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道德概念。没有具体的利益的分歧与合作，就不可能存在一个超然的公共利益。如果公共利益在公共领域被广泛运用的话，也必然是被建构出来进行“良心强迫”的产物。

其次，我回答了关于我们的行为的意义问题。我们在理解意义的趋向方面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同学乙认为，个人的意义只有放置在共同体的框架和生活中来衡断，才能获得一个结实的比较视野，尤其是必须以对共同体的运转产生正面价值作为度量准则。而我认为意义和价值首先是一个个人性的自我体验，如果意义感不是建立在自主的基础上，那么就很可能就是一种虚妄的自我欺骗，因为内心真实是导向行为真实的重要价值前提，内心虚伪状况下作出的行动不可能提供一个情感上的自洽。当然对于价值的体验与他所处身的公共生活是不可分割的。作为公民当然有义务参与公共生活，但是这种参与并非毫无条件，至少不应该是在一种道德恐怖主义情景中参与。如果公共生活的基础是建立在一种对于道德的宏大叙事上，并且借助对特殊场景中人性卑怯和从众心理的利用，那么这种公共生活是不能起到提升公民德行的作用。公民的被动参与集体行动与古典意义上的政治性“积极自由”也是背道而驰的。

每个公民的德行表现都应是人性的自然展现，而不是在一种强迫动员方式下的作为。在面对强迫性的动员时，公民的拒绝参与反而更具有正面的价值，因为这种拒绝折射了个人在面对集体性压迫时的“一意孤行”，其实质是个性化的最生动的表达。我郑重其事地向乙同学指出，我所坚持的个人应该有自主选择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权利，是个人应该享受的基本权利，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底线，而非一个遥不可及的“道德乌托邦”。相反，校方通过这种集体动员和现场签名的方式进行“劝诱和逼迫”，希望整个搬迁行动呈现出其乐融融的状况，没有任何抵触情绪和反感表达，反而是希图在永远会不完美的现实社会建构一个和谐的“道德乌托邦”。这种道德趋向，以及作为方式，最后的结果只能使其道德共同体建立在一触即溃的沙滩上，并且这种共同体的稳固必须依靠对其极权主义式的守卫，对桀骜和异端分子的不断惩罚和驯化，以及对所有成员的精神催眠来加以达成。所以，最后的结果很明显人在这个社会中丧失了其基本的反思能力，最初的被动参与最后会完全内在化，人成为服从集体指令的庞大机器上的无个性无差别的螺丝钉。

我反问这个女同学，如果这种社会可以实现，你会愿意选择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中生活吗。她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透露了一个秘密。她说在辅导员要求现场签名的时候她心理上也是很抵触的，至少刚开始听系领导动员时的热血沸腾的感受突然间丧失了，像掉进了冰窟，但当看到其他同学去签名了，也就不再去细想，事后当初的心理不适感被有选择地忘却了，筛选下来的只有做一件高尚事情的荣誉感。她说很痛恨我在课堂上“往事重提”，而且不愿意再听我分析下去。她坦率地承认我的分析有一定道理，而且几乎要相信我的观点。但是对于她来说这是致命的摧毁性的打击，如果以前所信奉的价值准则和行为方式都是被道德恐怖主义所驯化出来的，那么内在生活中所构筑的稳定与平衡都会被打破。所以，她惶惶张张地向我摇头，摆手，匆匆地向她的宿舍走去。我望着她远去的背影陷入沉思。人要面对真实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在我们的公共生活中类似的事情肯定是不胜枚举的，而且这种将道德说教与道德恐怖主义相结合的方式已经像福柯所说的那样“毛细血管化”了，延伸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和程序中。这种制度化的方式也许在动员方面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同时也在扼杀这个社会的原创性和个性化价值，并且广泛地培养了一种虚伪人格和技巧化的虚伪艺术。这种虚伪成为每个人必须学会的生存技术，而且必须使虚伪表达得比真诚还要看上去更“真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们的社会中，从来就不欠缺善于撒谎和作秀的“行为艺术家”，也从来不缺少驯服和麻木的灵魂，缺少的是真性情的自然表达和健康的对话机制，缺少的是对打着公共利益旗号假公济私现象的习惯性警惕，缺少的从日常生活开始韧性的反抗，从而试图建设一个相对真实的社会的努力。

姐姐

《开放时代》原来好像叫《广州研究》吧，现在是刘大师在主持，编委里都是中青年学界的牛人，丁耘、洪涛、林老三、夏可君老师好像也在里面。楼主能在《开放时代》发文，着实可喜可贺。可惜我不在上海，不然定要找上门去好好宰一顿：）

姐姐

这杂志我在图书馆见过一次，编委中我依稀记得是这么几个，当然个别可能有出入吧。
对了，夏可君的学刊是不是已经开张了？他现在是在中大还是同济？

风石堰

枕戈你哪天有空打个电话给我,<开放时代>是思想学术性刊物,在学界影响力可能仅次于<二十一世纪>等,编委如"姐姐"兄所言都是学界牛人,如刘小枫,邓晓芒,邓正来,张灏,孙立平,陈来等,甘阳等,大四十余人,夏可君倒不是其中编委.开放时代有一个思想随笔栏目,我的文章就发在那里,不过署了个笔名"风石堰",因为跟我同名的人实在太多,以后准备都用这个笔名了,免得被混淆

姐姐

呵呵，兄弟们发文的档次都越来越高了，羽戈刚在《二十一世纪》（可惜是网刊，不然就更牛了）发文，唐兄这里又是《开放时代》，你又是《开端》，就剩俺还在报纸混银子，嫉妒死我也。。。

仔细看了看文章，原来唐兄是自由主义者，我还以为是与许老师一样走第三条道路的呢。
公共利益有两种理解方法，一种是卢梭们那里来的公意，一种是边沁、帕累托们那里来的个人利益总和，前一种是道德乌托邦，后一种导致道德沙滩化。到底选哪一个，还真是个问题：））

风石堰

呵呵,姐姐兄过奖了,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属于(也不在意)哪门哪派,只想比较真实地活着和思考,虽然显得如此格格不入.比如在<南风窗>大讲特讲公共利益的时候,我就跳出来泼冷水,提醒自己警惕被宏大叙事甚至意识形态的公共利益符号所裹胁和欺骗.自由比公共更重要,或者说没有自由,公共便是虚假的
许老师好象与第三条道路捆绑在一起了,其实我更愿意认为他是自由左翼

姐姐

呵呵，自由确实重要，只不过这个自由必须是所有人都能充分享受得到的自由，而不能只是由一部分人所垄断（甚至变成对另一部分人的专 制），不然这样的“自由”也不大靠得住。当然这话已经被嚼烂了，不过这样一句被嚼烂了的话不见得能真正为人理解——当然，在某些右翼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眼里，自由仅仅是一己的个体自由，所以对他们而言这只是个伪问题罢了，这就更加从反面突出了自由左翼的可贵之处：）

如兄所言，我们一方面要警惕宏大叙事对于公共利益符号的夹带，警惕“公意”对个体自由的侵略。但另一方面，对自由的原子化、沙滩化的理解同样值得注意，但我们好像对道德狂热症注意得多一些，对道德狂热症过后随之而来的道德冷漠症（比如某些人喊出的“民工跳楼秀”啦、“平等是发展的大敌”啦之类的）批判得不够，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风石堰

姐姐兄所言其实跟我说的并不冲突,我所谓的道德狂热是在政治的层面上使用的,也就是说它是迫于政治的威权被制造出来的,其实我更愿意称之为道德表演,正因为是表演式的道德,因此在一轮轮的道德规训和强迫表态中,个体其实是自我冲突的,虚伪往往是生命不能之重,所以人对于道德(真正的德性)丧失了基本的信心,于是就产生了道德冷漠症,所以我是在反抗这种现象的源头.当然,也不能因此就宽恕了民众和自己,真正的批判是自我反思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