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怎样当大学校长(智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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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一生，当过两次校长。第一次在他的母校——上海中国公学，第二次在被他视为母校的北京大学。有意思的是，两次当校长都为政治原因而离任，这与颇具中国特色的政局有关。从表面上看，他是失败了；但是他所坚持的办学模式、教育理念、思想原则、文化追求，却是一笔丰富的遗产，值得仔细清理、认真研究、不断学习、好好继承。只可惜大家觉悟太晚，否则我们的大学不会办成这般模样。
　　
上篇：在中国公学

一、担任校长之前

胡适就任中国公学校长，是在1928年春天。这所学校成立于1905年，是由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当时日本文部省公布了《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引起中国留学生强烈抗议，陈天华愤而蹈海，大批留学生退回上海，自行筹办了这所学校。1906年至1909年，胡适曾在这里读书，从他的《四十自述》中可以看出，该校对他的成长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后，以庚款留学生身份赴美国留学。学成回国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1926年7月，他借出席伦敦“中英庚款委员会议”之机，做环球旅行。没想到1927年4月即将回国的时候，中国政局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

从许多朋友的来信中，可以看出这种变化对胡适非常不利。

张慰慈说：“现在北京一般人的口都已封闭，什么话都不能说，每天的日报、晚报甚而至于周报，都是充满了空白的地位，这期的《现代评论》也被删去两篇论文，这种怪现象是中国报纸的历史上第一次看见。同时一切书信与电报都受到严格的检查，听说被截留的甚多。并且无故被捕的人也不少。上海的情形也与北京相同。”（《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23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版）

高梦旦也说：“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吾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如在日本有讲授机会或可研究哲学史材料，少住数月，实为最好之事。”（同上，第429页）

面对这种局面，胡适在日本稍事停留后还是回到上海。因无法返回北京大学，他只好就任光华大学教授并在东吴大学兼课。第二年春天，中国公学爆发学潮，学校董事会先后推举于右任、蔡元培出任校长，都被学生拒绝，理由是“于、蔡二人道德学问虽好，可惜兼职太多，恐不能专心办学。”（白吉庵《胡适传》第27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无奈之下，关心公学命运的王云五、朱经农等人找到胡适，请他出山，以解危难。

在朋友劝说下，他答应维持两个月，到本学期结束后就辞职。即便如此，他也有点后悔，认为这是给自己“套上一件镣铐”（《胡适日记全编.5》第6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两月后胡适提出辞职，校董会为了挽留他，特设副校长处理行政事务，让他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学术研究。

二、主张无为而治

胡适上任后，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他发现学校连一本正式校规都没有，便首先召开校务会议，通过“校务会议组织大纲”、“教务会议组织大纲”和“学校章程起草委员会”等议案。他说：“我想从组织与法律两方入手，不知有效否？”（同上，第74页）

有了规章制度以后，胡适对学校事务便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副校长杨亮功说：“胡先生对于学校行政常以‘无为而治’自嘲，实际上他是以无为而为，与自然主义教育家卢梭以不教而教同是一样的态度。胡先生只注意于学校的重要问题，付与各主管以事权，并为之排除困难，因此养成各人自动自发的工作精神。”（《追忆胡适》第25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与杨先生的评价相比，一位名叫陈咸森的学生讲得更透彻。他说：胡先生一贯主张无为而治，“这在当年我们做学生时还不大了解，直到三十年后在台湾看到胡先生的一篇‘无为而治’的文章，那篇文内说到艾森豪做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做总统时两件故事，方才明了胡先生的‘无为而治’的深厚道理。”（同上，第255页）

艾森豪就是艾森豪威尔。为了弄清楚所谓“深厚道理”，我们先看看这两个故事讲了些什么。第一个故事说的是艾森豪威尔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各部门领导都要前来拜访，谈谈各自的工作。于是他每天要接见两三位院长或部门负责人。几天以后，他问副校长，像这样的人一共有多少，对方说共有63位。艾森豪威尔两手举过头顶高声喊道：“天呵！太多了！太多了！我当盟军统帅的时候，只接见三位将领。我完全相信这三个人。他们手下的将领，我从来不用过问。想不到我当一个大学校长，竟要接见63位负责人，他们谈的我不大懂，又说不到点子上，这对学校实在没有好处。”

另一个故事是说艾森豪威尔当总统时爱打高尔夫球，有一天白宫送来一份急件，助手替他准备了两份批示，一份“表示同意”，一份“表示不同意”。没想到他居然在两份文件上都签了字，并交代说，请副总统尼克松替我挑一个吧。

在许多人眼里，这两个故事是嘲笑艾森豪威尔的，但是胡适却从中看出民主的真谛。当时他讲这两个故事，是为蒋介石祝寿的。他的意思是要蒋介石学一学人家的风度，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乘众势，御众智。（《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551-2553页，台湾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884年版）

胡适的这个观点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陌生的，许多人一旦大权在握或负点责任，就想要搞出些名堂来。他们不懂得一个人智力和认识是有限的，因此“不轻易做一件好事，正如不轻易做一件坏事”一样，应该成为每个人、特别是各级领导遵守的一条戒律。这也是胡适初次与蒋介石见面，就把自己写的、阐述这个道理的《准南王书》送给对方的原因。

因为不能天天在学校，胡适每月只领100元车马费。朱经农过意不去，曾在信中关切地询问：“兄近日个人经济问题如何解决？闻兄在中国公学依然每月只领夫马费一百元，似不够用。上学期所定夫马费是一种过渡办法，似不应永远如此。今年你未在他校教书，仅此一百元安能度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88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883年版）限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胡适做人做事的原则。

三、沟通文理学科

所谓“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干。胡适上任时，全校共有三百多学生，分散于四个学院十七个系，致使学校经费异常困难。为此，他大刀阔斧地裁掉工学院、法学院和经济系，只设文理学院和社会科学院以及中文系、外语系、哲学系、数理系等7个系。为了沟通文理，他亲自兼任文理学院院长，让有志于数理的人学点文史知识，有志于文史的人学点自然科学。事实证明，胡适的这一做法效果很好，比如吴健雄当年是数理系的学生，却肯在文科方面下很大功夫。有一次她还在胡适指导的作文课上获得100分，这件事不仅对吴健雄的影响很大，也成为胡适津津乐道的话题。

沟通文理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素质，而且还是涉及到教育的目的何在。简单说，过早接受专才教育，不仅会因为知识面狭窄而难成大器，还容易成为会说话的工具，不会思考的奴隶。这一点，我在《清华大学与通才教育》等文章中已经屡有申述，在此恕不赘述。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胡适请来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前来任教，其中有人们熟悉的高一涵、张慰慈、杨亮功、罗隆基、梁实秋、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全增嘏、叶公超、饶孟侃、黄白薇等。这里特别要指出的胡适用人不仅看学历，更注重学力。比如他当时延聘沈从文，人们就有非议，觉得沈仅仅是小学毕业，又没有学术论文，怎能到大学上课？何况沈从文还不擅言词，第一次登台就因为胆怯，在讲台上站了十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搞得非常尴尬。但是胡适却坚信自己的眼力，后来沈从文也的确是深受学生的欢迎。这在今天简直是天方夜谭，是不可思议的事。

在胡适的努力下，中国公学很快改变了过去的形象。一年间，学生由三百多人猛增至一千三。后来，一位学生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中国公学我不敢说它好，但我可以说它奇特，为什么呢？思想自由，教职员同心协力，有向上的精神，没腐化的趋势，就凭这点，在全中国可说是找不到的。”他还说，我的进步应该“感谢您和陆先生（侃如）、沈先生（从文）的思想言论”（白著《胡适传》，第274页）。

四、抵制“党化教育”

这种局面的形成，首先与胡适对“党化教育”的抵制有关。推行“党化教育”是国民党掌握政权后的基本国策。1929年4月颁布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指出：“各级学校之三民主义教育，应与全体课程及课外作业相贯连，……以收笃信力行之效。”（《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第4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随后公布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规定，在大学设立党义课程的目的是：“一、应以阐扬孙中山先生全部遗教及本党政纲、政策及重要宣言为主要任务。二、应以理论事实，证明三民主义为完成国民革命，促进世界大同之唯一的革命原理。三、应依据三民主义，比较批判其他社会主义学说。”此外，大学生还要“一律参加孙总理纪念周及其他革命纪念日，以增进爱护党国之精神。”（同上，第53-54页）

把一个人或一种思想神圣化，是专制制度的主要特征。它的目的，就是让全体国民变成不会思考的驯服工具。面对这种局面，胡适采取了抵制的态度。罗尔纲回忆说，在中国公学读书时，“进了学校，首先使我痛快的，是不挂国民党旗，星期四上午不做国民党纪念周。”（《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第89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

胡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只要看看任鸿隽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就明白了。他说：“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因此当人的利益与组织利益冲突的时候，自然要牺牲人的利益了（《独立评论》第三号）。在这方面，胡适堪称大学校长的楷模。

五、 树立良好学风

树立良好学风，已经成为当今学界的一句口头禅；但什么是良好学风，却似乎无人追究。胡适担任校长后，同事们办了个《吴淞月刊》，“目的在于鼓励我们自己做点文字。”为此，他在发刊词中立了“两条戒约”：第一要小题大做，不要大题小做；第二“要注重证据，跟着事实走，切忌一切不曾分析过的抽象名词”。（《胡适全集》第3卷，第70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关于前者，既是老生常谈，也是胡适的一贯主张；至于后者，却需要多说两句。
早在五四时期，胡适就写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件事似乎早已成为定论，但是仔细读一读他的文章，就会有另外的感觉。事实上，当年胡适反对的正是“一切不曾分析过的抽象名词”。他认为只知道高谈主义却不想研究问题的人，是“畏难求易”的懒汉；而“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同上，第1卷，第324-328页）。

1928年7月，胡适决定继续担任公学校长时，写了一篇题为《名教》的文章。这篇文章是“问题与主义”思想的继续。文章说，所谓名教，就是信仰“名”、认为“名”是万能的一种宗教。什么是“名”呢？胡适认为“名”就是字，或曰文字，而名教就是崇拜文字的宗教。他说，名教的具体表现不可胜数，从古人生辰八字、名号避讳，到如今的标语口号，都是名教的“正传嫡派”。比如革命者贴一张“打倒帝国主义”，与豆腐店老板贴一张“对我生财”完全一样。他还说：“南京有一个大学，为了改校名，闹了好几次大风潮，有一次竟把校名牌子抬了送到大学院（按：当时的教育部）去。”（同上，第3卷，第66页）可见直至今天，我们并没有摆脱名教的束缚。多少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名词术语和标语口号中，而前几年流行的大学改校名，也是一种名词崇拜。遗憾的是，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除了上述“两条戒约”外，胡适还在1928年写过一篇《治学的方法和材料》，其中谈到治学既要有科学的方法，又要有鲜活的材料。所谓科学的方法，就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所谓鲜活的材料，则是要摆脱纸上的学问，从故纸堆中走出来，到科学试验室里去寻找材料。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名教的影响，建立良好的学风。后来，他在学校以“怎样医治浪漫病”为题举办讲座，也谈的是这个问题。他告诫学生：浪漫病就是懒病，懒人没有做学问的兴趣；只有打破浪漫病，才能研究学问（白著《胡适传》第354页）。

六、 重视同等学力

胡适重视同等学力，不仅表现在聘请教授方面，还表现在招收学生上。他虽然不管具体事务，却对许多事情非常留心。比如每年招生结束以后，教务处总要发出大批公函，向考生所在学生查询文凭真伪，如果发现假文凭，便照章开除。但这件事操作起来十分不便。有的学校根本不存在，发出的公函只能石沉大海；有的学校回信后，学生已经上了半个学期的课。他不忍心开除这些学生，便建议教务处看看他们开学后的成绩，对学习好的从宽发落。然而教务处的人却不愿开此先例，“所以我们只好硬起心肠来干那‘挥泪斩马谡’的苦戏。”（《胡适全集》第20卷，第185页）后来，胡适还发现在学生遗弃多年的杂物中，有一个大学的公章和一枚校长的私章。这显然是伪造证件的证据，然而作伪者早已毕业。

另外，他还听说四川有位校长每次外出，都要带些空白毕业证送人。起初他还不相信，1929年他在北平，一位本家居然同他商量，让他的侄子去考清华。他听了很吃惊，说自己的侄子初中刚毕业，怎么可能去考清华？对方说，一位朋友是中学校长，他可以办一张高中毕业证。胡适气愤地说：“我们家的子弟怎么好用假文凭！”气愤归气愤，但面对这种情况，胡适知道这种文凭的确是“真”的，无论怎样去查，也不能证明其假。

胡适认为，这种状况从根子上说与教育部有关。当年教育部废除具有同等学力者可以报考大学的规定，才使假文凭泛滥起来。如果不能容许具有同等力者报考大学，就等于“政府引诱青年犯罪”（同上，第188页），就不会从根本上消灭假文凭现象。

重视同等学力，是胡适的一贯主张。1934年，他在《大公报》发表《谁教青年学生造假文凭的》一文，把上述事实和想法写了进去。1937年7月，他在庐山谈话会讨论教育问题时，又提出承认同等学力是“救济天才，以阻止作伪犯罪”（《胡适日记全编.6》第694页）的好办法。

只有唯学历，才有伪学历。看看胡适对同等学力的重视，对于如今治理办假证现象，也应该有所启发。

七、 提倡体育精神

胡适在中国公学任职时间很短，满打满算才20个月，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却可圈可点。别的不说，单说他对学校运动会的认识，就让人振聋发聩。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在国人心目中，体育的功能不外乎两个：一是争夺奖牌，为国（包括为集体）争光，这是前半句话的所指；二是强身健体，延年益寿，这是后半句话的含义。基于前者，人们对中国健儿在奥运会等国际比赛上“夺金获银”欢呼雀跃，兴奋不已；但是我总觉在“体育兴”与“国运兴”之间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至于后者，许多人热衷于保全个人生命，对身外的大是大非不闻不问，这又隐含着对整个社会的无奈。

看看胡适对体育的理解，也许可以纠正上述偏见。

胡适从小体弱多病，不大喜欢运动。到美国后第一次观看橄榄球比赛，在队员的厮杀和拉拉队助威声中，他有些不习惯。心想：“这真是罗马时代的角抵和斗兽的遗风，很不人道的。”（同上，第20卷，第89页）随着对西方文明的深入了解，他认识到体育不仅可以锻炼身体，对人格的养成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大约在1930年春季，中国公学要召开学校运动会，为了让同学们踊跃参加，正确对待竞赛中的胜败，他亲自撰写运动会会歌。这首歌的歌词如下：

健儿们大家向前，
只一人第一，
要个个争先。
胜固然可喜，
败亦欣然，
健儿们大家上前。

健儿们大家齐来。
全体的光荣，要我们担戴。
要光荣的胜，
光荣的败，
健儿们大家齐来。

在运动会开幕式上，他还致词说：“运动会是一种教育，是一种训练，不是一种游戏。”他还说，大家都在跑，而得奖的只有一人。假如按照平时的成绩，已经知道某人一定会夺得锦标，难道我们就不参加了吗？不，大家还应该参加。有了我们的加入，他才会有第一；没有我们的陪衬，他一个人算不得第一。正确的态度是：他得他的第一，我们搞我们的训练；他的光荣，也是我们的光荣。这才是真正的体育精神。在开幕词结束时，他还说：“祝诸君人人有光荣的胜，人人有光荣的败！”（白著《胡适传》第279页）

拿这个标准来衡量，可以看出体育比赛不仅仅是一种对抗，更是一种合作。所谓重在参与，就是体育精神的具体体现。如果以为在国际比赛中夺得锦标就是光荣，就意味如何如何，其实是一种偏私狭隘的见解。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体育，永远也无法摆脱输不起的阴影。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再过几年，万众瞩目的奥运会就要在北京召开，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小自运动员人格、大到国家的国格就会有缺陷。到那时，即便获得更多奖牌，又有什么用？

胡适倡导的体育精神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适用于体育比赛，也适用于其他领域。1948年初，胡适得知李宗仁准备参加副总统竞选，认为这是实行宪政后的第一次大选，要多些人参加，才能充分表现民主精神。他给李宗仁写了一封信，信中抄录《中国公学运动会歌》的第一段，并且说：“第一虽只有一个，还要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013页）可见无论是体育还是政治，都要提倡“重在参与”，不应该唱独角戏。

八、寄语毕业同学

1929年7月，中国公学18级学生毕业，胡适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讲了一番话——

诸位毕业同学：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

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候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接下来，胡适针对一些人的想法，谈到所谓没有时间、不具备条件，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你对自己负不负责任。在此基础上他告诫自己的学生：“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们自己。”（《胡适全集》第3卷，第825-826页）

这里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上大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为了解决“饭碗”问题，还是为了让生命更有意义？如果把大学文凭当作“抢饭碗”（蔡元培语）的敲门砖，一旦文凭到手，就意味着万事大吉。许多人以为自己不在研究单位，就不需要做学问了。有些人即便在研究单位，也对学问没有真正的兴趣。这恐怕是多少来我国“人才死亡率”高居不下的主要原因。

其实，即使是为了吃饭，学问也具有长久的竞争力，这是常态社会的通则；至于文革那样的变态社会，则是另一回事。因此，在目前的社会机制不可能为年轻人提供足够就业机会的情况下，不要抛弃学问，乃是每一个人的最好选择。何况，人生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找到一碗饭吃。

胡适认为，生命的意义是每个人赋予它的。“人生固然如梦，但一生只有这一场做梦的机会”。因此，要想“努力做一个轰轰烈烈像个样子的梦”，而不是“糊糊涂涂懵懵懂懂混过这几十年”光阴（《胡适全集》第3卷，第818页），唯一的选择就是不要抛弃学问。

九、 争人权、争自由
　　
一位校长能够办好一所大学，这是他的本分，不值得夸耀；如果他在办好大学的同时，还能时刻关注社会动向，履行文章报国的义务，才令人钦佩。也就是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不算什么；“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才是英雄。

我注意到，1929年3月10日，在《新月》第二卷第一号《编辑后言》中，提到要办一个思想性刊物。这是由于《新月》是“专载长篇创作和论著的”，因此“我们几个朋友”决定在这个月刊以外再办一个周刊或旬刊，取名《平论》，由“平论社”发行，无非是想说几句平正的话，表示一个平正的观点而已。

3月23日，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等人造访胡适，劝他担任《平论》主编，胡推辞不掉，只好答应，并商定于4月1日出报。3月25日，胡适为《平论》撰写一千六七百字的发刊词。这篇文章被收入最近出版的《胡适全集》第21卷中，题目是《我们要我们的自由》。

文章说：“近两年来，国人都感觉舆论的不自由。在‘训政’的旗帜之下，在‘维持共信’的口号之下，一切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得受种种的箝制。异己便是反动，批评便是反革命。报纸的新闻和议论至今还受检查。稍不如意，轻的便停止邮寄，重的便遭封闭。所以今日全国之大，无一家报纸杂志敢于有翔实的记载或善意的批评。”

接下来，文章分析了没有言论自由的严重后果，指出这是一个民族的最大耻辱。然后又明确表示：

我们是爱自由的人，我们要我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我们不用说，这几种自由是一国学术思想进步的必要条件，也是一国社会政治发送的必要条件。

我们现在要说，我们深深感觉国家前途的危险，所以不忍放弃我们的思想言论自由。

我们的政府至今还在一班没有现代学识没有现代训练的军人政客的手里。这是不可讳的事实。……

由于篇幅关系，我不可能把它全部抄录下来，但是我希望每一个关心历史、关心国家命运的人都读一读这篇文章，了解一下胡适的这个主张：“争自由的方法在于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我以为，这是胡适比其他人的高尚之点，高明之处。

随后，胡适还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我们对于政治的主张》。文章说：

我们都没有党籍，也都没有政治派别。我们的唯一目的是对国家尽一点忠心。所以我们的政治主张不用任何党义作出发点。我们的出发点是中国的实在需要，我们的根据是中国的实在情况。

我们不想组织政党，不想取什么政党而代之，故对现在已得中国政治权的国民党，我们只有善意的期望与善意的批评。我们期望它努力做的好。因为我们期望它做的好，故愿意时时批评它的主张，组织，和实际的行为。批评的目的是希望它自身改善。

在这篇文章中，胡适还谈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党的地位应该同民治国家的议会相仿；第二，各级党部的经费应该靠党费支付，党的机关应该大大裁减；第三，除了行政独立外，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也必须独立，不受党和行政机关的牵制；第四，军队应分期裁遣，不可借“国防”的名义保留军队；第五，国家应该靠联邦制来实现统一。

1929年3月29日，胡适与徐志摩等人为《平论》再次碰头，因稿子的份量不够，遂决定推迟到4月10日出刊，但不知什么原因未能如期面世。到了4月21日，平社在胡适家第一次聚餐，参加者除梁实秋、徐志摩、罗隆基外，还有丁西林、叶公超、吴泽霖。随后，平社每周聚餐一次，并增加潘光旦、张禹九、唐庆增、刘英士、任鸿隽等人。然而不知为什么，这份刊物始终没有问世。

我猜测，这可能与当时的“争人权”有关。1929年4月20日，正好是平社举行第一次聚餐会的前一天，国民政府下达保障人权的命令。第二天，胡适从报上看到这个命令，当即表示怀疑。半个月以后，胡适草成《人权与约法》一文，对这一命令提出严正质疑：

第一， 命令认为人权由“身体、自由、财产”组成，却对这三项没有明确规定，这是很重要的缺点。

第二， 命令只是禁止“个人或团体”侵犯人权，却回避了政府和党部对人权的侵犯。

第三， 命令中所谓依法惩办，不知道依的是什么法。

文章说，事实上中国的人权从来就没有法律保障，因此要保障人权，首先应该制定一部宪法或约法，否则，保障人权就是一句空话。

随后，他又写几篇文章，掀起一场关于人权问题的大讨论。在《知难，行亦不易》中，他公开批评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说；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中，又对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提出质疑；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中，更是直截了当指出：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所以他们天天摧残思想自由，企图以压迫言论自由来达到思想的统一。

这些文章在《新月》和《吴淞月刊》发表后，立刻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蔡元培称“大著《人权与约法》，振聩发聋，不胜佩服”（《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17页）；张謇之子张孝若说：“先生在《新月》所发表的那篇文字，说的义正词严，毫无假借，真佩服先生有识见有胆量！这种浩然之气，替老百姓喊几句，打一个抱不平，不问有效无效，国民人格上的安慰，关系也极大。试问现在国中，还有几位人格资望够得上说两句教训政府的话？”（同上，第525页）他还写了一首诗赠予胡适,表达了自己的感想与担忧，并嘱咐不要发表（同上，第546页）。该诗可以在1929年9月10日的胡适日记中找到：

许久不相见，异常想念你。
我昨读你文，浩然气满纸。
义正词自严，鞭辟真入里。
中山即再生，定说你有理。
他们那懂得？反放无的矢。
一党说你非，万人说你是。
忠言不入耳，劝你就此止。”

这些文章能够问世，表明当时社会还是有一定言论空间的；针对这些文章，有人提出不同观点，也很正常。不正常的是，上海、北平、天津、江苏、青岛等地的国民党党部坐不住了。他们纷纷召开会议，认为“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公然侮辱本党总理，并诋毁本党主义，背叛政府，煽惑民众，应请中央转令国府，严予惩办”。（《胡适日记.5》，第489页）。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根据这些无理要求，也认为胡适文章“超出学术研究范围，泛言空论，错误甚多”，有失大学校长尊严，并损害了党政形象，要求教育部严加警告（同上，第521页）。

9月下旬，教育部根据上面指示，向中国公学发出训令，要求对胡适提出警告。对此，胡适在写给老朋友、教育部长蒋梦麟的信中，义正词严地说：“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你为什么‘令中国公学’？该令殊属不合，故将原件退还。”（同上，第538页）不过，另一位老朋元济却劝他应置之不答，以保我尊严。张还说，如果在“前清康雍之朝，此事又不知闹成何等矣。毕竟民国政府程度不同。”（同上，第541页）

尽管张元济的说法不无道理，但问题是国民党地方组织为什么会如此嚣张？对此，一些外国媒体道出其中奥妙。《新时代》指出：由于中国国民党和苏联共产党一样，“是至高无上的政治团体，不容忍敌对党派”，再加上胡适的批评被认为是“公然侮辱本党领袖孙中山先生”，而死去的孙中山已经被神化，因此他们要严惩胡适（同上，第544-545页）。《纽约时报》也指出，胡适是“现代中国最英明的、最有建设性的领袖之一，……他正致力于中国思想和教育的现代化过程。现在他受到谴责，并不是因为其个人的政治抱负，而是因为他的那种直言不讳的习惯使他敢于提意见：在国民党人的统治下，一切并不像外界所相信的那么美好。尤其，他对以己故孙中山博士的名义提出的一些经济学说的正确性提出质疑。他的罪责不在于他不同意如此多的观点，而在于他道明了几分真理。”（同上，第553页）

尽管《平论》未能问世，但是平社的活动一直在进行。1930年4月，胡适为他的那篇著名文章《我们走那条路》撰写“缘起”时说：“我们几个朋友在这一两年中常常聚谈中国的问题，各人随他的专门研究，选定一个问题，提出论文，供大家的讨论。去年我们讨论的总题是‘中国的现状’，……今年我们讨论的总题是‘我们怎么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篇文章就是第二个问题的引论。在这篇文章中，胡适提出中国的真正问题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解决这些问题不能靠制造专制的暴力革命，而应该采用科学的知识和方法，一步一步地进行改革（《胡适全集》第4卷，第455-470页）。

鉴于当局的压力，特别是在立案问题上有意刁难，胡适终于辞去校长职务。1930年初，他正式提出辞呈，学校董事会几经挽留，终于接受他的请求，并决定由公学的第一任总教习马君武继任。遗憾的是，胡适去职后，中国公学风潮又起，为匀马先生也被迫离去。在此期间，学校总务长丁某被指控有贪污行为，胡适还为丁辩诬，体现他“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人格追求。

刀枪棍棒

可惜不被GCD所容纳，虽早已经去世，仍然被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