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大师雷海宗先生１９５７年蒙难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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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承柏  　
中国知识分子和自己的祖国一样，在20世纪里既感受到欢乐也蒙受了不少苦难。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在知识分子的苦难中有它独特的地位，蒙难者人数之多（据说有五十多万人），遭受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之大，都是空前的。我\"有幸\"在这次苦难中与我国著名的史学大师雷海宗先生共患难。事隔45年，世事已大变，不少当事人已经作古。在有关雷先生的论著中，对他的这段经历，大多语焉不详。我愿将这段鲜为人知的经历写出来，拾遗补缺，作为雷先生百年冥旦的纪念。
　　我与雷先生的关系很特殊。我既不是他的入室弟子，也不是晚辈亲属。家父冯文潜（字柳猗）是雷海宗先生在中央大学（1928-1930年）、西南联大（1938-1945年）和南开大学（1952-1962年）的同事，因此我一直称他为雷伯伯。抗战期间，我家住在昆明青云街，雷先生与张景岳教授夫妇同住北门街，只有一坡之隔，可以经常看到他们两对夫妇出入。1952年院系调整，雷先生来到南开，住在校门口的东平房，我家住在东村，是近邻。雷伯母爽朗好客，和我母亲很投脾气，结为好友。我父亲非常推崇雷先生的学识，经常与雷先生讨论国际形势、学术问题和外文书刊的订购工作，成为莫逆。1955-1957年间，我在天津市委文教部科学处工作，雷先生是我服务的对象。我多次向他请教过史学方面的问题。最后一次聆听雷先生的教诲是在1962年春，在南开教学主楼阶梯教室，他带病讲授西方史学史的情景犹在眼前。
　　事情应该从雷先生1952年春调南开大学说起。当时我父亲的工作正从原来的文学院院长向图书馆馆长过渡，他曾兼任过历史系主任。郑天挺先生出任历史系主任，雷先生出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后，我父亲在工作上就和他们有不少往来。9月15日，我父亲被正式任命为图书馆馆长，因郑、雷两位先生非常关心图书资料的建设，他们之间的来往更为频繁。家父非常钦佩两位先生的道德文章，二位先生对家父的学识和为人也赞许有加。他们之间来往密切，私交甚笃。1952至1954年间，他们三位每周一晚上都要聚会一次，根据美国出版的一份进步报纸《国民前卫报》（NationalGuardian）研讨国际时事。有时在雷先生家，有时在我家。根据该报提供的新闻，雷当时就预言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有问题，早晚会出事。1956年果然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我父亲对雷先生洞察国际时事的能力极为赞赏，我也因此同雷先生熟悉起来。
　　1953至1954年我在天津女七中（现为第二南开中学）教政治课，讲社会发展史，曾就学习历史的意义和有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一些问题向雷先生请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是他告诉我，古代印度的史料大部分已不存在，无法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这和人失去记忆力一样，不知道自己的昨天和前天，这是一种多大的痛苦！他还说，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国家的起源》一书关于人类社会靠物质生活资料和人类自身两种再生产来维持的论点受到苏联科学院的批评。他说，这本书的资料太旧了，近几十年考古学、民族学发现了许多新资料，根据这些资料，恩格斯这本书中的每句话都需要重写。对于一个刚刚接触到历史学的青年来说，这些观点真是闻所未闻，使我大开眼界。
　　1955年在毛泽东的发动下，我国学术界从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入手，开始了对胡适实用主义的清算。雷海宗先生写出《胡适哲学观批判》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力排众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胡适根本没有学过，也不懂得什么是实用主义，他所宣扬的只不过是当时在美国大学里十分流行的庸俗进化论。这使我大吃一惊，真有匪夷所思之感。当时我已经调到市委文教部工作，曾把文章带到机关传阅，引起很大震动。
　　1956年6月，天津市委文教部成立科学处。中心任务是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由吕万和同志任处长，金永清同志任巡视员，我是干事。金分工管科学技术，我和吕负责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因工作关系和雷先生的接触更多了。科学处成立后不久，我们就制定了到各校访问名教授的计划。在我家安排过一次对郑天挺、雷海宗和我父亲的专访。在这次专访中，雷对苏联的教育制度提出了批评，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的高等学校完整地继承了欧洲中世纪以来大学的传统，并没有多少改变。他还批评青年教师，只知道看小册子，外文不过关，不懂得读经典著作，水平上不去。这些意见我都整理成工作简报，后来竟成了吕和我利用工作简报\"向党进攻\"的罪证。
　　1956年底1957年初，我从几个不同的渠道开始接触到雷先生否定奴隶社会是社会发展必经阶段的论断。先是读了他的世界史教学大纲，后来又听了他给南开大学马列教研室哲学组所作的关于古代、中世纪哲学历史背景的报告，此后，又专门访问过他。他认为奴隶制只在古希腊、罗马存在过，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没有普遍意义。将公元476年认定为古代和中世纪的分界点，因袭了18世纪欧洲一些史学家的说法，没有实际意义。如果以这一年为分界点，在此以前300年封建制已经萌芽（隶农制出现）。在此以后300年，封建制度在西欧许多国家尚未发生。另外，他还认为，将拜占庭的西征说成是恢复奴隶制，毫无根据。拜占庭的社会发展程度要比西罗马高出很多。
　　1957年2月春节期间，我曾在雷先生家暂住，读了他在英文中国年鉴上发表的《中国历史概略》和在武汉大学任教时的中国哲学史讲义，了解到解放前他对中国历史的看法，特别是以淝水之战为分界点，将中国历史分为古典中国和\"胡汉混杂、梵华同化\"两个周期的说法。曾将他的这些观点连同他在世界上古史讲义中提出的用部民社会代替奴隶社会的说法整理成简报。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当时身为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到天津来传达。按照北京的做法，天津也邀请了党外人士参加会议、听报告、进行小组讨论。雷海宗先生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他比较系统地说明了自己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社会科学工作的看法。他说：\"恩格斯死在1895年，到现在已62年，在这62年之间，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积累了很多的革命经验；就中国最近的情况而论，我们党的两篇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和毛主席方才提出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都是这方面的突出贡献。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直在不停地发展的。但是社会科学还有另外一面。在这另外一面，在不断深入地、日渐具体地总结人类全部历史进程中经验教训这一方面，这60年来是几乎完全处在停滞之中。\"具体地说就是指\"最近60年来，世界的社会科学仍在不断地有新的发展，不断地增加新的材料，不断有新的认识和新的解释。但这些，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界来说，是等于不存在。我们今天仍满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或恩格斯在当时认识条件下对问题所说的个别语句。例如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的说法，我们基本是一切遵照办理\"（《伯伦史学集》第645页，中华书局2002年版）。在座谈中他形象地将这种情况比喻为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即总结革命经验的一条腿粗，总结人类历史经验的一条腿细。雷先生的意思很清楚，联系他在以前说过的话，批评对象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我作为天津市委文教部的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担任雷先生所在的小组会的记录员，每天都将小组讨论情况整理成简报上报。康生肯定看到了这份简报。
　　1957年4月14日，《人民日报》派三位记者来天津，邀请天津的教授们座谈百家争鸣。座谈会是由科学处具体组织的，在社联的会议室举行，参加会议的除了雷海宗先生之外，还有鲍觉民、滕维藻、季陶达、王赣愚、张恒寿等人。我仍以文教部工作人员的身份与会，并作了记录。雷先生在这次会上重复了他在上一次座谈会上所讲的意思，只是表达方式有所不同。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人民日报》在4月21～22日所发表的\"天津教授谈百家争鸣\"记录中，雷先生的原话是经过了整理加工，才变成为这样一段话：\"另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树立的新的社会科学的看法，大家在理论上是一致的，承认马克思主义应该发展，可是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恩格斯死时1895年的地方。\"在编者注里，这句话被浓缩为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人民日报》1957年4月22日）。该报在4月21日刊登的记录前有一段按语，按语说：\"座谈的发言不能像写论文那样严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发言里看出知识界的一些思想动态和他们迫切关心的一些问题。其中雷海宗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我们在他的发言后面加注了一些意见，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我看了这段话后很气愤，认为《人民日报》作为党报，不应该歪曲雷先生的原话，然后加按语。显然是按错了。
　　《人民日报》是在什么样的形势下加的按语和注？我们只要看一看前后发表的社论题目就可以感受到当时的政治气候。4月份《人民日报》发表了下面一系列社论：
　　10日，《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3日，《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
　　17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22日，《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
　　23日，《全党必须认真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26日，《从各民主党派的会议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可以看出，4月份《人民日报》正在大力宣传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个重要报告，发动人们参加百家争鸣。整个形势是在\"放\"而不是在\"收\"。\"按语\"和\"注\"显然与当时的形势并不协调。人们从中不难嗅出当年《人民日报》对胡风集团通信所加按语的火药味。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开始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在这个过程中暴露出一些右派言论。根据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57年5月15日发出对党内的指示\"事情正在起变化\"，下定决心反右。为什么在这个指示发出一个月前《人民日报》写出这样的按语呢？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康生直接插手此事。7月份南开园里就盛传，康生说，\"认为马克思主义1895年以后就不发展了，这还不够定右派？\"这是一个旁证。
　　雷先生显然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编者按发表的当天（4月22日）就给《人民日报》写信，说明自己的本意。《人民日报》没有反应。5月份，《人民日报》刊登了吴恩裕、季陶达等人批评所谓雷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停滞论\"文章，另一方面也刊登了南开大学历史系杨志玖先生为雷先生鸣不平的信。杨先生直截了当地指出：\"贵报对雷先生的批评和雷先生的原意并不相同。\"（《人民日报》1957年5月7日第7版）过了几天，杨先生在天津的一次座谈会上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说：\"百家争鸣使我有勇气了。我今天就准备对《人民日报》给雷海宗先生加的按语和注语提意见。\"\"我看了《人民日报》的编者注以后，觉得讲的和雷先生讲的不是一回事。雷先生说1895年以后社会科学没有发展，是指在历史科学方面没有发展，至于革命理论方面当然有发展。《人民日报》就认为是指的马克思主义自1895年以来就没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发展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我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雷先生不是说的这个，他说的是历史科学。他是学历史的，特别是学世界史、古代史的，知道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和没说过的。有很多问题他们当时没有发现的现在可以补充、修正。我觉得雷先生的发言很好。他告诉人们不要满足于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讲过的，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科学的很多方面（不是基本理论方面）发展的不够，雷先生的意见对克服教条主义有很多好处，没有坏处。\"\"《人民日报》只抓住一点就说雷先生说马克思主义没有发展，这是不符合雷先生本意的。《人民日报》的‘矢‘没有射中雷先生的‘的‘。\"（《天津日报》1957年5月10日第3版）
　　天津市委文教部科学处对于雷先生的发言和《人民日报》的按语很重视，在主管副部长王金鼎的主持下进行过多次研究。大家的看法是，雷先生所讲的意见是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雷先生对于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有他一整套观点，到现在为止，他并没有把他的整套观点讲出来。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就应该让他将所有的看法全盘托出，引起学术界的讨论。但在当时形势下，对《人民日报》的按语又不能不表示态度，于是，科学处写了一篇短文，征得河北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孙延龄先生的同意，用他的名义以公开信的形式发表，以便两位先生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这封信发表在5月16日《天津日报》第2版，一共提了四个问题。前三个问题都是就某一方面请二位先生进一步补充材料，展开自己的论点和论据。第四个问题是革命理论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孙延龄在信中问道：\"到底什么是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与历史科学是什么关系？历史科学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又是什么关系？如果说，真正的社会科学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那么，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所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不过搜集了一些片段的生硬的事实，描写了历史过程底个别方面‘又应作如何理解？如果历史科学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才建立起来的，那么，《人民日报》的按语与雷先生的论点是否完全无关呢？\"针对孙的提问，杨先生写了\"敬复孙延龄先生\"，着重回答了第四个问题。认为不应该夸大列宁的个别论点，把它当成不能更动的经典。从这篇答复中，人们不但可以看到杨志玖先生的勇气，而且可以看出杨先生的理论素养和分析能力（《天津日报》1957年5月30日第2版）。在此期间，我们继续做工作，动员雷先生把他的学术观点系统地讲出来。6月2日，雷先生在二十中学礼堂天津社联组织的争鸣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世界史分期与世界上古中古史中一些问题》的著名学术演讲，演讲结束时，全场掌声雷动。我听了这个报告后，精神为之一振，曾说过，雷先生的这篇演讲没准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民日报》对这场学术报告发表了专题报道《雷海宗讲他对世界史的一些问题的看法》，客观地介绍讲演内容，未加评论。同版刊出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教师批评尚钺压制学术上不同意见的文章（《人民日报》1957年6月5日第7版）。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人说话了》，形势急转直下，反击右派的斗争在全国铺开。南开园里的反右斗争也随之展开。用当时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楚云的话来说，右派向我们发动了三次进攻高潮，我们也组织三次高潮来反击他们。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谭天荣曾三次来南开大学\"煽风点火\"，访问过雷海宗先生，留下了这样一段记载：\"在南大我访问了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先生，在我看来，教授们总是渊博而谦逊的。渊博，这就是说什么也不懂；谦逊，就是什么也不想懂，这似乎是一个法则。这一次我毕竟遇到了一个例外，雷海宗教授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对于我这简直是奇迹，他对我说，在这种哲学界无限混乱的时期，注意《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两本书在思想方法上的差别是必要的。这句话有多大分量啊。但是据我所知，他关于‘189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陷入停滞‘的说法，被《人民日报》编辑部按了一按，希望大家讨论（或者叫做讨论，或者叫做围剿，反正一样），听说因为毛主席生气了，这场戏才没有开演，一切没落阶级的鬼祟和狡猾伎俩，《人民日报》都差不多用了。他们在残害着怎样的人才呀！\"(谭天荣：第二株毒草)
　　为了清除谭天荣的影响，历史系学生会在学校大礼堂开大会讨论谭天荣的问题。雷海宗先生应邀在会上讲话。关于谭天荣的访问，他说：\"青年们来找我，我当然是要接待的。谈到黑格尔的哲学，我问谭天荣：你读过黑格尔的哪些书？他说只读过中国翻译过来的基本书中的一部分。我问他你能读外文书吗？他说不能。我问他向北大对黑格尔哲学很有研究的贺麟先生请教过吗？他说没有。我劝他：你要学哲学，要研究黑格尔，你至少要学会外文，熟读黑格尔的所有著作，也可以找贺麟先生谈谈。\"雷先生还说：\"我是学历史的，但对唯心的最深奥的哲学也读过一些，我感到这些哲学有阶级性，都在企图说明世界，但对谭天荣的大作则没有这种感觉，而只感到为难，因为它只是名词概念的堆积，没有说出任何问题。\"在这次会上，雷先生手指着大礼堂台口挂着的两幅标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驳斥一些人取消党的领导的言论。他说如果按照这些人的意见去做，\"中国就必然回到亡国奴式的半殖民地的局面去，这就不是整风而是要我们开倒车。\"我站在大礼堂的后边，听到这段话时心头热浪翻滚，觉得雷先生的这段话出自肺腑。《人民日报》记者钟林为这次大会写了一篇报道《南开大学反击右派的斗争》，详细地介绍了雷先生讲话的内容（《人民日报》1957年6月29日）。
　　以上的种种迹象表明，一方面，《人民日报》对雷先生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加了编者按和注，表示不能同意他们强加在雷先生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停滞论\"。另一方面，通过报道，又肯定了雷先生在反右斗争的表现。这好像是把学术观点和政治立场作了区分。不同意雷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肯定雷先生反击右派的立场。7月，北京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开始了反右派斗争。天津市高校也在教师中开展反右派斗争。《天津日报》在7月11、27、30日分别刊登了天津师范学院批判杨思慎、南开大学揭露李宝震、天津大学批判赵蕴山的消息。但市委文教部、南大党委，甚至天津市委有关领导同志仍然坚持雷的问题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7月1日，在反右派斗争的高潮中《历史教学》杂志发表了雷先生6月2日那篇著名的演讲。天津市对雷的态度固然出自自己的看法，也和当时《人民日报》对雷的正面报道和当时中央宣传部科学处的看法有关。市委文教部科学处曾多次就雷的问题向他们请示，处长于光远明确表态：雷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是学术问题，让他继续讲、写，也可以发表，总之是\"百家争鸣\"，至于雷该不该划为右派，那是另外的问题，应由天津市委来决定。
　　事隔不久，南开园里就流传着康生的话\"认为马克思主义1895年以后就不发展了，这还不够定右派\"?北京也传说康生在内部讲话中点名批判了雷海宗，说：\"让雷登台批判右派，还加以报道，难道雷海宗成了左派？\"7月下旬，天津市委文教部部长梁寒冰从全国省市委宣传部部长、文教部部长会上传来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严厉批评：\"天津市委再不批雷海宗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实际上在陆定一之前，康生在小组会上已经当面指斥梁寒冰，并严厉批评天津市委是右倾，说：\"你们南开大学的雷海宗还没有斗，反右就结束了？天津不斗雷海宗就是右倾，天津反右要重搞！\"于是，天津市委立即行动，把雷海宗定为右派。8月14日天津科协举行反右派斗争大会，雷先生突然陷入灭顶之灾，被宣布为右派。前面所列举的雷先生的那些讲话、发言和文章都成了罪证。《世界史分期》这篇详细说明雷先生学术观点的文章被指责为用生产工具决定论否定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的代表作。
　　因雷先生的冤案而受到株连的大有人在，我本人就是其中一例。我的罪状之一是支持右派分子雷海宗向党进攻，被扣上了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我的同事，当时担任市委文教部科学处副处长的吕万和先生，以\"组织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更严重的罪名，被定为极右分子。负责此事的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后来回顾当年时说：\"当时如果吕万和不当右派，我就得当右派，我当了右派，吕万和也得当右派，于是只好让吕当右派。\"我们两人的案子直到1979年初才得到改正。
　　重温这段历史，我以为有不少事情值得总结。我只想谈两点：一是雷先生是大师、是通儒，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可以说至今还没有人能够达到他的高度。通今的一个例子是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写的政史结合的文章。2002年8月15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在总结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时说：\"抗日战争使中国人警省，在精神上、文化上等许多方面推进了中国人的深思，比如说40年代初的清华大学教授雷海宗等学者，就论证过抗日战争将推进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从抗战胜利以后五十多年的历史来看，这是有道理的。\"（人民网中日论坛，《关于抗战胜利的若干思考》）他因坚持阅读英文报刊，获得的信息多，在1953-1954年时就预言苏联与东欧的关系上肯定要出事，1956年果然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他是历史学家，也是很好的时事评论家、国际问题专家。在通今这一点上，迄今恐怕没有人能超过他。在学贯中西这一点上，我们这一代人和雷先生的差距恐怕更大。语言文字修养不够是一个方面的问题，中国史和世界史，历史学科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之间制度化了的壁垒是另一个障碍。
　　雷先生对我国社会科学、历史科学资料不足的批评，至今仍然是有效的。情况虽然因改革开放有较大改善，但由于国外的信息技术和电子资源发展迅猛，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不足，我国史学界、文物界思想保守，技术落后，致使我们同发达国家之间，因数字化造成的学术资源方面的鸿沟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例如，北大在文科方面订购的数据库数量在国内首屈一指，教育、文化、历史、哲学、社会学五个学科共有国外数据库39个。但美国康乃尔大学仅历史一个学科就拥有84个数据库。其中，全文数据库53个，索引数据库44个，书目数据库8个。以其中的一个数据库\"美国记忆\"（AmericanMemory）而论，这是一个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建立的多媒体网站，集合了该馆所收藏的大量原始文献、手稿、音像资料，免费提供给读者。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访问该网站，下载所需资料。据国会图书馆馆长比林顿在北京的一次介绍，该数据库的访问者，中、小学生占多数，他们在做作业时经常利用该数据库的资料。反观我国的国家图书馆，虽然也启动了一个中国试验型数字图书馆，国家投资11个亿，但至今可供使用的项目和内容极为有限。该馆创办的一个公司，出售电子图书，索价甚高，一般大学图书馆都难以承受。又如美国国家档案馆免费向国内外开放，我国国家档案馆清规戒律甚多，令史学工作者望而却步。康乃尔的数据库名录中有一个加拿大政府建立的加拿大遗产信息网络（CanadianHeritageInformationNetwork,CHIN），是一个将全国图书馆、博物馆、大学、社区有关该国自然、文化遗产数字化资源联接起来的综合型网站，进入该网站后，可以按图索骥，对该国的自然、文化遗产一览无余。我国以文明古国著称于世，文化遗产丰富，但数字化的资源极为有限，也很难利用。最近启动的国家博物馆工程，数字化建设并没有放在重要位置上。如果让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希望雷先生所经历过的悲剧不会在我国学术界重演。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以雷先生本人为榜样，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在\"贯\"和\"通\"两个字上下工夫。在资源建设上，更应该根据雷先生批评意见，解放思想，加大投资力度，迎头赶上。
　　附记：此稿经吕万和先生核对补充，特此致谢。
　　】2002年12月
　　【作者简介】冯承柏，男，1933年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