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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曾经是东南地区经济与文化中心之一的吴中,在明初遭到最为惨重的打击。因政治原因致死的吴中名士,有高启、王彝、徐贲、张羽、杨基等十余人。这不仅造成吴中文学的急速凋零,而且使得许多幸存者心怀恐惧,竭力压制自我以适应新的政治环境。吴中文学的情况,很典型地代表了元末文学潮流在明初遭到猝然袭击而发生的变化。
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青丘子,晚号槎轩,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少有志于功名。张士诚据苏州时,为其参政饶介所赏识,结交甚广,然终未仕。后对政治完全失望,乃隐居乡里。明初应召赴南京参与修撰《元史》,后任翰林院编修。不久授户部侍郎,他坚辞不受,仍归田里。朱元璋认为他不肯合作,洪武七年,借苏州知府魏观改修府治案,将他牵连斩决,年仅三十九岁。
高启大部分文学活动是在元末,许多诗作体现了元末的文学精神。如表现自我人格的《青丘子歌》,强烈而鲜明地体现了脱离伦理的羁绊而获得自由发展的个人化要求。诗中如此描写自己:“蹑蹻厌远游,荷锄懒躬耕。有剑任羞涩,有书任纵横。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赓。”又说:“不忧回也空,不慕猗氏盈。不惭被宽褐,不羡垂华缨。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兔忙奔倾。向水际独坐、林中独行。”而后作者描写了在诗歌创作中自我精神的活动:
斫元气,搜元精,造化万物难隐情。冥茫八极游心兵,坐令无象作有声。微如破悬虱,壮若屠长鲸;清同吸沆瀣,险比排峥嵘。霭霭晴云披,轧轧冻草萌。高攀天根探月窟,犀照牛渚万怪呈。妙意俄同鬼神会,佳景每与江山争。星虹助光气,烟露滋华英。听音谐韶乐,咀味得大羹。世间无物为我娱,自出金石相轰铿。……
此诗作于至正二十年(1360)高启开始隐居于青丘之后,其时他早年怀抱“要将二三策,为君致时康”(《赠薛相士》)的理想已经破灭,深刻觉悟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诗中“不问龙虎苦战斗”,意谓他对张士诚、朱元璋等群雄纷争已经厌倦。
他对人生目标的选择,既非一向受尊重的达官、游士、隐者,亦非日益活跃的富商,他只愿做一个诗人,一个自由、孤独的诗人。而诗对于诗人来说,既不是闲适的消遣,更不是一种实现社会道德目标的工具;诗只是诗人自身内在的需要,不服从任何外在的目的。如此强调诗人的价值和诗的非功利性,是过去极少见的。同时,以前也难以看到有人像高启那样强调艺术创造中的主观作用。他明确意识到诗的本质不在于重现“造化万物”,而在于自我对“造化万物”的统摄、再造,即令“无象”,亦可使之“有声”;诗中的妙景,可与江山争胜。这里流露着对自我的创造能力的欣赏与喜悦。而以上种种特征,在根本上体现着与城市文化的发展相关联的深层意义上的自我觉醒。
高启入明以后,他的自由个性与正在形成的高压环境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甚至在辞官回乡以后,他仍然感受到沉重的精神压抑和痛苦。如《步至东皋》:
斜日半川明,幽人每独行。愁怀逢暮惨,诗意入秋清。鸟啄枯杨碎,虫悬落叶轻。如何得归后,犹似客中情?
诗中表现的不是优游山林的闲适,而是充满了阴暗幽凄。五、六两句所写是全诗的核心意象:枯杨被鸟啄碎,虫子用一根细丝悬荡在半空,落叶飘零,这似乎是生命遭摧残而且毫无着落与安全感的象征。这期间,他给自己起了个“槎轩”的别号,并在《槎轩记》中加以说明:自己犹如一块浮木,只能“随所遭水之势”漂荡,“安乎天而已”,即任由命运的颠簸。
高启这位当时最有声望的诗人竟被以腰斩之刑处死,是一个政治事件,由此朱元璋向不愿顺从的士人发出了明确的警告。这一惨剧加速了明初士风的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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