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切——全球化语境下的鲁迅、卡夫卡

中国之屎

库切——全球化语境下的鲁迅、卡夫卡
本报记者　文敏　2004-4-14

　　浙江文艺出版社最新出版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的五本小说《等待野蛮人》、《青春》、《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伊丽莎白·科斯黛洛·八堂课》、《彼得堡的大师》为读者带来的是当代最优秀的小说文集，有人把库切比喻为全球化语境下的鲁迅，确有一定道理，因为他的作品体现的是全球化时代中人的精神困惑。J·M·库切的小说以结构精致、对话隽永、思辨深邃为特色。然而，他是一个有道德原则的怀疑论者，对当下西方文明中浅薄的道德感和残酷的理性主义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以知性的诚实消解了一切自我慰藉的基础，使自己远离俗丽而无价值的戏剧化的解悟和忏悔。甚至当他在作品中表达自己认定的信念时，譬如为动物的权利辩护时，他也阐明了自己的前提，而不是仅仅是单方面的诉求。在关键时刻，库切作品中的人物总是游移退缩、畏葸不前，无法率意而行。这种消极被动既是遮蔽个性的阴霾，也是面向人性的最后一方聚集地。正是在对人的弱点与失败的探索中，库切抓住了人性中的神圣之火。
   作为库切作品的译者，我在翻译过程中竟然深受故事与人物发展的吸引，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经验，可见库切作品感人力量之强大。但他作品丰富的意像、惜字如金的风格和作品的“互文性”，给翻译带来的麻烦也多得要命。我曾打电话向库切作品的其他几位译者询问过工作情况，谁知大家的感觉是惊人的一致，不管是老翻译家王永年、王家湘，还是比较年轻的北塔、匡咏梅，都几乎是众口一词地说很喜欢他的作品，深受吸引，但翻译难度不小。我常上一个建在欧洲的翻译网站求教翻译上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些属于作者的意像问题。那是一个聚集了世界各国翻译高手的网站，虽说绝大部分人的专业范围是我们通常说的“理工科”，但文学修养都非常好，很多人已读过库切作品的英文、法文、德文版小说。他们向我建议：“何不向库切本人求教呢？这是很正常的请教啊。”
   于是我和翻译《伊丽莎白·科斯黛洛：八堂课》的北塔先生一起用英文给库切写了一封信，向他请教翻译上的问题。信是写了，却也没有指望他有回音，因他的“不近人情”是举世闻名的。你想，他竟可以两次获得布克奖而不去领奖；在获得诺奖的当晚，他所任教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校务委员会给他打电话他都可以不接，第二天才在校内网上贴出一个十足公事公办口气的帖子，表示知情而已；他是否会出席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当时也是人们争议的一个热门话题。最终他出席了，弄得大家都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这么 “酷”的一个人，怎么会来理睬我的问话呢？把信在4月3日发出以后，我就当作没有这回事，再也不去想它了。可是4月6日上班期间，文艺出版社副总编曹洁的电话来了，声音压抑不住的兴奋：“库切回答你的问题了，是通过他的代理人发过来的。”库切确实是回应了我的问题，但他仅仅是针对我所提的这个问题极为节制的一个答复。这种对商业化之风的深恶痛绝，也是可称为“全球化语境下的鲁迅”的一个理由。
   
　　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给他的中文译者回信
   
   库切的中文译者文敏、北塔于4月3日用英文直接向库切本人提问关于翻译方面的问题。库切本人于4月6日给予答复。向库切提问的信件如下：
   
   库切先生：
    我们是受聘于浙江文艺出版社翻译您的小说《等待野蛮人》和《伊利莎白·科斯黛洛：八堂课》的译者。我们对您的作品早有了解，但这两本书因其作品人物的独特性和作品表达的深刻性仍使我们大为震动。作为译者和第一读者，除了翻译中遇到的困难，几乎每一刻都是一种愉悦，而某些翻译中的难题，估计只有作者才能够给予解答，这就是我们给您写这封信的原因。
   《等待野蛮人》作品中有一段是这样的：“我一边恣意而又不失刻薄地想道：‘也许我并不比那个一心效忠帝国的乔尔上校更纯洁———这会儿乔尔上校正在无垠的沙漠里追剿帝国的敌人，出鞘的利剑朝着野蛮人一路杀戮，一直杀到最后一个命中该死的野蛮人（不是他该死就是他的儿子该死或者就是他那个未出生的孙子该死）。登上金碧辉煌的夏宫，推翻那个象征江山万代的虎踞金球的宝座……’”我不清楚这个“夏宫”和 “象征江山万代的虎踞金球的宝座”是否与1848年北京毁于英法联军的圆明园有一定的语义关联？
   关于《伊利莎白·科斯黛洛：八堂课》的提问是：伊丽莎白·科斯特洛与您极为相似，她是小说主角，是串起各个画面和情节的线索。诚如是，那么，您为何又设置了另一个人物，即艾古度，把他作为第二课的主讲人。这一主讲人应该是科斯特洛，那样全书才会显得前后一致？
   您是否有反理性倾向；当然，或许，理性只是非理性的别名。那么，您着重的到底是理性还是非理性？您是否在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您是否有这样的意思，即一切取决于语境，如社会生活需要理性，而文学生活需要非理性，对诗歌来说，哪怕唯灵论都是有益的？
   如果您能给予回复，我们将十分感谢。致问候
   文敏《等待野蛮人》译者
   北塔《伊利莎白·科斯黛洛：八堂课》译者2004年4月3日
   库切的回信如下：
   《等待野蛮人》译者：这一段与北京的圆明园并没有特殊关联。如果就按“夏宫”或是“帝国的夏宫”这样的表述译出，可能是最理想的了。
   
   《伊利莎白·科斯黛洛：八堂课》译者：我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要这样解释有关翻译这本书的问题。书已写完出版，再要去思考或是修订什么都为时已晚。
   
   库切代理人的回复：
    请告诉库切先生的翻译者们，他一般不喜欢对他的作品作解释。他这样写了，就是这个样子，希望译者们尽可能按照原文的句子、段落、篇章来翻译成他们的语言，不要修改文本。读者自会按照作品的意思作出他们自己的解释。作者也无法给已经出版的作品添加什么。他将不可能涉足关于他作品的知识、道义和政治上的商榷。这并不是针对他们提问者个人的一个反应，这是他对于所有他的作品的任何一种语言的翻译的态度。2004年4月6日
   
　　《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
   
    乍眼看来，库切的这部完成于1983年的小说《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似乎是一个很大的命题。无论是生活，还是时代，都足以构筑出一部洋洋洒洒的宏大叙事，而库切却似乎更为偏爱寓言的精巧结构和开放式的思考。他并不捕捉整个历史奔跑的身影，而是炫技般地伸出手去扼住了历史的某个部位，然后冷冷地向所有人发问：这是什么样的生活？这是什么样的时代？这并不意味着库切是一个巴尔扎克式的社会批评家，相反，他对存在于社会历史中的人的心灵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并总是企图通过人的心灵折射出社会历史的轨迹。他为我们打造的是一把通向心灵的钥匙，而这把钥匙同时也为库切打开了通向英国小说的最高奖——布克奖的大门。
   
　　《等待野蛮人》
   
    《等待野蛮人》是作者第一部为自己赢得国际声誉的长篇小说，正是在这部有意隐去时代和地域背景的寓言式作品中，库切显示了对当代生活的真实把握，从根子上抓住了文明的痼疾。小说本身没有影射的痕迹，可是这寓意复杂的作品必然使人想到许多现实情景，当代生活中所有那些令人悚然的事件都可能成为一种潜在的语境，在阅读活动中扯动人们的审美经验。跟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作家相似，库切在对人的关注中也同样看到了人类的精神困境，但是他的目光更多地锁定于政治和文明进程中的伦理障碍，如果说这是面向内心的自我挑战，贸然超越这些界限几乎就如打开一扇恐怖之门。
   
　　《伊莉莎白·科斯黛洛：八堂课》
   
    写法怪异的作家很多，但是很少有人像库切这样每部作品都要变换叙述套路。跟他以前的小说相比，2003年完成的《伊丽莎白·科斯黛洛：八堂课》则完全是另一种实验文本，看上去很像是一部思辨录，可是人物关系和人物本身的话语层次又极为丰富。这部别出心裁的复调小说早晚会成为文本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当然那是派给学者们的差事，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倒是不妨跟着库切的人物去体验那种悲凉心境——当主人公与世人周旋之际，你差不多也能发现当下生活中的精神陷阱。
   
　　《青春》
   
   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青春》不同凡响，写法也特别。它并非采用这类作品中常见的第一人称叙述，主人公也是一位名叫约翰的年轻人，但库切总是称之为“他”。这样的口气不大像是一种自述。库切写“他”19岁到24岁之间的几年间的生活经历，一个南非大学生跑到伦敦做了计算机程序员，朝九晚五的公司职员，饭碗不用担心，却还是很郁闷。这样内敛的性格，这般平淡无奇的生存状态，还能做出什么文章来呢？可是库切就有这样的本事，一段春梦无痕的人生就让他写得楚楚动人。他把年轻时的自己作为他者来观照，再度审视青春的彷徨之途。
   
　　《彼得堡的大师》
   
   “现在，他开始尝到那种滋味了。那种滋味如同苦胆。”
    这是《彼得堡的大师》最后一句话。书中的主角陀思妥耶夫斯基坐在继子巴维尔生前租住的公寓里，开始了小说《群魔》写作和主人公斯塔夫罗金的创造。“斯塔夫罗金”也成为库切《彼得堡的大师》的最后一章。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错综复杂的互文关系，当小说的叙述似乎要进入一个戏剧性的结论时，库切先生却从这个可能性的沸点上撤退，重回主解陀思妥耶夫斯基迷宫似的心灵世界，让人物沿着自己的道路走去，发出自己饱满的声音，形成充满张力的对话关系。这不禁让人想起他的受奖词《他和他的人》。库切毕竟是库切，连他写的受奖词都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