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梁漱溟在动、静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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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梁漱溟（1893年-1988），是毛泽东的同龄人，年轻时参加过辛亥革命，民国初年当过新闻记者、司法总长的秘书。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未出过国门，蔡元培却请他到北大教印度哲学、孔子哲学，从1917年到1924年他一直在北大任教，1921年因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而名声大噪。离开北大的讲坛后，他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先后在山东、河南等地搞试验，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受蒋介石之邀，出任参政员，奔赴国难。在此后的近10年里，他身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他是“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创始人之一，在香港主办《光明报》（《光明日报》前身）。他曾两次去延安，和毛泽东彻夜长谈。在关键的历史时刻担任民盟秘书长，参加过1946年的政协会议和国、共和谈。1953年因为在政协会议上为农民说话,当面与毛泽东发生顶撞.

　
一

　　1949年，57岁的梁漱溟住在重庆北碚，在私立的勉仁文学院和勉仁中学讲学，同时致力于《中国文化要义》的写作，继续他“了解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理论思考。他虽然已退出实际政治，蛰居山城，“闭门读书”，甚至想学佛修炼，但这位“不以学问为学问”的“最后一个儒者”、“中国的甘地”仍无时不在关心中国问题，热切地注视着时局的动向。后来他在《我的努力与反省》中自述：
　　
　　“1948年除夕，我在重庆特园得《大公报》王文彬先生电话，以蒋介石下野，大局急转直下的消息见告，并问我对时局要不要发表意见。我马上写了一篇《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预备发表，却不料第二天--49年元旦--蒋只发一要和平文告，并未下野；时局发展似尚有待。我就把文章交给王先生（文彬），留待时机到了再行发出。”[1]
　　
　　蒋介石的和平文告发表后，他赶忙写了两封信，分别给民盟主席张澜和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周恩来，时间是1月5日和1月6日。1月8日有盟友何乃仁飞上海，托其带信。给毛、周的信一方面请张澜设法转去，另一方面寄在京的学生李渊庭（1906-1994，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毕业，长期追随梁），由他再托罗子为转交给周。
　　
　　其时国民党大势已去、有借重民盟来和谈之意。梁漱溟在1月5日写给张澜的信中提出两点看法：一是国民党政府曾取缔民盟，当时还有民盟的人拘押未放，这一点不解决，对政府就无话可谈；二是政府谈和平，我们也可以和它谈和平，但一切违背政协决议的举措必须取消，那么自然和平。同时申明他退出现实政治，“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的原则，并阐述他坚持这一原则的三条理由：
　　
　　（1） 在组织则不得以个人意见发言，甚至要作不合自己意见的发言，这不是他个性所能接受的；
　　
　　（2） 如组织松散，不加拘束，他或许有发言机会，但如此放任自由，不是组织之道，且担心因他一人发言不慎而组织受累，所以不可行。
　　
　　（3） “时人习与斗争之说，对人每存敌意，而敌意一存虽有善言亦难得其考虑。为了使人能平静地考虑他的意见，所以他愿恪守上述原则“以减少其敌对之心理”。
　　
　　他反复表示，他所能贡献给国人的主要是思想、见解，“此外无所有也。” 并再次重申了1947年9月发表的脱盟声明，希望得到盟内许可。[2]
　　
　　在1月6日给毛、周的信中，他首先表明自己不参加中共政治上所号召的新政协等，请他们原谅；其次是他今后几年对国事所持的“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原则。并强调了他对中国问题一直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只是抗战如同救火，为争取团结、民主，他只能与在野各方保持一致行动，对言论是有保留的。既然外患已除，“则事莫大于建造新中国，完成近百年来历史文化之大转变，此事至远且大，贵乎有眼光而甚忌操切。”
　　
　　他表示自己的主要工作是在思想、见解方面（这一点他给张澜等的信和好多文章中一再表示过），希望能保持“从容恬静”的状态，《中国文化要义》之后，他还将写《现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提出具体的方案（由于始料不及的大变局，这本书终于没有完成）。[3]
　　
　　1949年元旦，他在罗斯福图书馆作过一场题为《中国文化问题》的讲演（当月18日，讲稿在重庆《大公报》发表时，改题为《中国哪一天能太平？》），指出中国历史自秦汉以来只有一治一乱之循环而没有革命，清末以来近四十年由外引发的革命“是一非常杂乱的革命（太不正常，太不单纯）”，以资产阶级为革命主体的革命和以资产阶级为革命对象的革命“几乎结联起来”，以梁漱溟的智慧都感到困惑。他说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中国不同于西方，它是一个职业分途的社会，而不是阶级对立的社会，表现在文化上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社会本位，而是伦理本位。只要新秩序建不起来，中国就永不得太平。[4]
　　
　　接着，他那篇早就写好的《中国内战责任在谁？》也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他回忆“1月20日蒋介石让位于李宗仁，当日《大公报》便刊出来我那篇文章。” [5]此文一开篇即说：“我写此文意在说明两点：第一、过去内战的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第二、今天好战者既已不存在，全国各方应该共谋和平统一，不要再打。”然后历数了抗战胜利以来中共一再让步、蒋介石一再压逼的一系列事实，指出内战的罪责主要在蒋。他还提及北平军调部撤消，叶剑英撤退时曾对许多人说过：“我们现在必须要打，要打到国民党好战分子不再好战为止。请大家朋友放心，我们必不超过这分际。超过这分际便是共产党的错误，便是一种不可恕的错误！”最后他提出：
　　
　　“在一切污蔑与误会祛除之后，各方面就可无顾虑地与中共开诚相见，共谋和平。这是我希望于国人一面底。另一方面我希望中国共产党，本其不好战之心，本其过去委曲求全之精神，与各方共同完成和平统一。这是更要紧的一面。因为谁的力量大，谁对于国家的责任也大。谁不善用他们的力量，谁就负罪于国家。所以全国人过去所责望于国民党者，今天就要责望于共产党。好战者今天既不能存在，内战不应该再有。任何问题用政治方式解决，不要用武力；以武力求统一，只要再延迟中国的统一。” [6]
　　
　　要知道，其时国民党仍拥有江南半壁江山，何况梁处在杀人不眨眼的杨森统治下的重庆，发表这样直白的文章，家人和亲友都为他的安危感到担忧。1月24日，他在《大公报》发表《给各方朋友一封公开的信》，声明今后三年对国事“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这一立场他早在政协会议前后就多次表示过。他说自己自18岁参加辛亥革命以来“对于国事未敢一日自惜其力。”但他认为自己将致力于文化研究工作，陆续以思想见解主张贡献于国人，“对于时局，在必要时是要说几句话的，但不采取任何行动。” [7]
　　
　　也因此，当他的广西同乡、相识已久的李宗仁上台，积极请人奔走和平之时，一电再电三电请他出山，他只是回答说：“我只呼吁和平而不奔走和平，早曾有声明在先，恕我难应命。” [8]杨森甚至为他买好了机票，他还是谢绝了。一次李宗仁飞到重庆，派程思远到北培看他，并送了一大笔钱，邀他到重庆一见，他感谢李的盛意，但没有去见面。因为办学经费十分困难，那笔钱他收下了。
　　
　　他说自己之所以要反复强调并恪守“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这两条原则，其目的是，“向全国各界表明，我发表的对当前国事的主张，完全是个人的言论，本意是为国家和百姓免受战祸的延续，但对于不对，能不能行得通，则听凭各界评论，特别是当事者国共双方。我个人的这些言论有无背景，则以不行动（言论除外）来澄清之。” [9] 　


二

　　   毛泽东提出和谈“八项条件”，第一项就是“惩办战争罪犯”。邵力子发愁不好办，孙科率直地表示不能接受。2月13日，以“中间人”自居的梁漱溟在重庆《大公报》同时发表《论和谈中的一个难题--并告国民党之在高位者》、《敬告中国共产党》两封公开信，也就是1953年周恩来所指责的“在紧要关头却是维护蒋介石集团的统治、使人民失败的”那两篇文章。
　　
　　第一封就是后来所谓“敬告中国国民党”的那封信（其实原题不是这样的）。第二封是原题如此。针对惩办战犯等问题，梁漱溟说：“我若是孙科院长，我将向国人请求把一切罪过一人承担起来，自杀以谢天下！这才对得起国父在天之灵！” [10] 他主张讲清楚内战的责任，要求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讲人格、负责任，并提出解决这一“和谈难题”的具体方案：
　　
　　   一、凡是国民党在高位的，应表示负责精神，自认做事失败，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一律随蒋介石下野，闭门思过；
　　
　　   二、 国民党这样做了以后，共产党应宣布三年作战，事非得已。对于人民所遭受的损害表示歉疚。今后只要各方讲理而不用兵，共产党愿以政治方式解决一切问题，绝不用兵，以免再给人民和国家带来灾难；
　　
　　   三、 在国、共之外公推信誉素著的公正人士（5-7人），调查事实，确定究竟是哪些人破坏和平、造成内战的惨剧。再经过公开审判、辩论，作出历史定论。对有负于国、有负于民的人也不用什么刑罚，只送给他们每人两个字作谥，永留史册。
　　
　　相隔五十五年之后，我们重读梁漱溟的这些主张，仿佛就像天方夜谭似的。在1949年百万雄师即将过大江之际，他还在那里呼吁和平，本来就已经书生气太重了，何况还提出如此不着边际、让手握枪杆者啼笑皆非的解决方案？他深谙中国文化之道，却如此天真烂漫，似乎一点也不懂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政治文化更是完全无知。但也因此有了几分可爱之处，毕竟他只是个一介书生，而不是什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人物。如他自己所说，他只是一个思想者，而不是行动者。
　　
　　信中他还提到自己谢绝李宗仁召他入京时提出的三点建议，一是请李宗仁邀请“一个爱国家更爱民主的人”李任仁出来策划和平；二是说国民党党内党外有资望的国民党员，简直没有一个干净无疵的人足以领导，只有“国民党元老中唯一人品学问最好之人”顾孟余够资格；三是请李宗仁准备引退，以全大局。[11]
　　
　　他的这些话，在位的国民党当政者听了不会高兴，事实上，当时也没有人顾得上去听他这些不中听的话了。但他认为这是应负的责任，他虽然不再奔走和平，却还是要为和平呼吁，而不管有没有人听。
　　
　　《敬告中国共产党》（今天早就不可能有人用这种语气了）一开始就重申了梁漱溟的一贯原则--“任何问题要用政治方式解决，不要用武力。”
　　
　　他说过去拿这句话责望于国民党，今天就要拿这句话责望于共产党。他所要正告共产党的是，“从正面说，就是要容纳异己；从负面说，就是不要用武力。”他郑重请求共产党容许一切异己的存在，“今天中共既在势力上若将领导中国，自己亦声言要来领导中国，同时又始终在以‘联合’‘民主’相号召（未曾宣称一党专政），我就要求作一诤友。类如我说不要再打的话，应该不犯‘反革命’之罪。”
　　
　　他批评当时已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北方竟不许中间路线存在，“自由主义者”成了恶名词，主张和平即指为阴谋、反人民，缺乏容纳异己的空气。他希望共产党“千万不要蹈过去国民党的覆辙。”他说“我坚决反对内战到底！我不能因为那方用戡乱一名词而同意其作战；我一样不能因这方用革命一名词而同意其再打。即令让一步是革命，革命亦不等于除恶。若以旧日‘替天行道’的观念来革命，那是不懂革命理论的。” “我没有张君劢先生那样天性，非要避免暴力革命不可。但我对于中共之滥用武力，却一直是不赞成。”
　　
　　最后他重提旧事，说十年前他曾当面对毛泽东说：“我祝望中国共产党继续争取政治上的胜利，而不要滥用武力，则于国于党同受其福。”十年前的毛泽东--“笑颜以谢，说，感谢你的好意。”他希望十年后的毛泽东也能如此。[12]
　　
　　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主张？因为他不相信武力统一中国之路会走得通，这也是1938年初他在延安和毛泽东彻夜长谈时争辩的焦点。这不是他“一时兴起而提出的”，而是“数十年研究中国历史、现状得出的一个结果。” [13]
　　
　　就在这一天，一个叫胡明树的左派青年发表了一首题为《诗赠大仇人梁漱溟先生》的打油诗：“哦，我的梁漱溟先生！你认为自己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吗？”此前几天，2月10日，楼栖在《梁漱溟与蒋经国》一文中写道：“像梁漱溟这样的旧式儒家知识分子……必须经过一场自我改造。”国民党右派分子对他的指责一直没有停过，来自左派的嘲弄、讽刺和批判则是从这时起才骤然升温的，左派们最无法接受和容忍的是他那种自以为掌握了终极真理，而又深入到骨髓的那种极为固执的自信，是他身上那种坚不可摧的道德自信，天降大任于一身的文化责任感和使命感。
　　
　　但梁漱溟没有意识到这一切，他是一位出色的读书人，一个弥漫着浩然之气的儒者，而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在传统的讲实力、讲权谋的政治尺度下他可能是蹩脚的。他在政治上的见解或许也并算不上什么高明，有时候还有点可笑，如同他的这两封信，不过这些书生之见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他的真诚、诚实是一点也不用怀疑的。
　　
　　当然，他并非一点先见之明都没有，一位朋友从香港带来《文汇报》《华商报》《群众》等共产党或左翼报刊，其中有左翼作家靳以在《中建》杂志发表的《质梁漱溟》文，从开头骂他“倚老卖老”、“自我陶醉”、“大放厥词”，到最后的“自我欣赏”、“妄自尊大”，[14]整篇短文都满了火药味。但梁漱溟并未生气，3月10日，他在重庆《大公报》发表《答香港骂我的朋友》，其中说：
　　
　　“我知道共产党有排他性。你们尽管排斥我，而我心中却无所谓敌人。我与任何方面不取敌对态度。过去国民党与我作对，我到不能与他硬来时，只有让他一下。--我知道他必不会久。今天我知道共产党要来了，而我对他只能‘和而不同’。在共产党的天下里，我就非小心不可。所以就预先决定三年内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并在发表最近几篇言论之前，特于一月六日把此意写信告知毛泽东、周恩来两位。”
　　
　　也是在这封信中，他重申了“不要在人格上轻于怀疑人家”、“不要在识见上过于相信自己”的一贯观点，认为这是“合作”的前提。他表示自己从没有高兴积极过，也没有厌倦消极过，而是极有耐烦地为大局努力工作。“你们不要看我是过时的人物，其实我的时运还在后头。如其不信，十年之内自有事实证明。” [15]
　　
　　此刻，梁漱溟的立场让他亲自参与创建的民盟也难以容忍，尽管他早已提出退盟要求，但在3月19日下午北京饭店举行的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常会上，柳亚子还是“提议开除梁漱溟”，与会的有沈钧儒、章伯钧、千家驹、潘光旦等十多人，最后“决议由秘书处撰文申斥，并声明断绝关系”，柳亚子只是认为“差强人意”。[16]
　　
　　5月，勉仁文学院院刊发表梁漱溟在前一年写的《勉仁文学院创办缘起及旨趣》，其中袒露了自己传承中国文化的责任感、使命感。同月，他写下《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长文，对发生1946年的一段往事向共产党表示歉疚。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政协代表、第三方面的重要人物，梁漱溟一直在为和平奔走努力。那年10月下旬，国共和谈的破裂已进入倒计时，他和其他第三方面代表无不忧心忡忡，在和谈大门即将关闭、全面内战迫在眉睫之际，情急之下，他们未向国共两方代表征求意见就自行制定了一个折衷方案（当时国民党军正攻下张家口、安东等重要城市，占了便宜），内容包括就地停战，暂时维持现状等。但在规定共产党军队驻地的同时，没有对国民党军队驻地同样予以规定；此外，由国民党政府派交通警察（实际上是戴笠的忠义救国军改编）接收了原属共方的20县，也是中共绝对无法接受的。这个折衷方案分送国民党政府、中共及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周恩来见了声泪俱下，认为第三方面失信（曾口头有约“彼此有所决定，事先互相关照”），和国民党一同压迫他们。梁漱溟等仓皇将另外两份原件收回，周恩来“方才收泪息怒”。但梁表示自己对共方并无恶意，“究竟折衷方案有何严重错误，至今我仍不大清楚。因为周先生愤激之余，说话语无伦次；而我在惶恐中亦听不清。事后再见面，亦未追问其所以然。”尽管如此，他最后仍真诚地表示：“我真惭愧像我这样人岂配担当国家大事。几天之内，向各方朋友告辞。我便离开南京了。” [17]
　　
　　这一插曲使梁漱溟下决心告别十年现实政治的生涯，重新回到文化研究当中去。　　
　　

三

　　6月，梁漱溟完成了《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断续化了九年功夫，是他继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后又一部重要著作。他可以暂时松一口气，休息一下。重庆北碚北温泉附近有一座缙云山，山顶上有个缙云寺。当年夏天，勉仁文学院一放暑假，他就和谢无良夫妇及勉仁文学院的两个同事上山“闭关习静”，住在缙云寺附近的民居中。
　　
　　从8月4日到9月11日，他闭关的一个多月留下了一本日记。其时，南京、上海都已易手，“北平”即将改回“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整个古老的大陆正经历着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变动，南方许多地方硝烟未熄，国民党残余力量还在作最后的挣扎。作为“问题中人”，而非“学问中人”，梁漱溟毕生的追求都和整个民族的命运休戚与共，所以即使在闭关静修之时，他的内心也不平静，对山下、对外界尤其是局势的变化，他始终未能忘怀，可以说无时不在关心--8月5日， “报载长沙局部和平讯。” 8月18日，“闻福州撤守。”8月28日，“闻兰州撤守。”9月6日，“闻昆明有变，空运已停。”9日，“午后天晴。滇事似缓和。”  这些政局、军事的变化一一载入了他简短的日记中。
　　
　　尽管梁漱溟知道“必要从世俗生命所具之一种贪迷奔逐之势中超脱出来”，才能修成“佛法”，如他8月12日的日记所说，“每日一心不免二用，去道最远，平素未尝不自知，而以此今日修道感觉最深切。” 但真要超脱又谈何容易，他说：“平常余每因极细小不成问题之事而不能入寐”。
　　
　　他感叹自己的“迟钝”，实际上是“放不下”。“因对世事放不下，修持自难得力。然细思所谓放下，只能是放平，而不可能是放弃不管。放平是佛法，放弃非佛法，不独于悲心不合，亦于大手印之不作分别取舍不合也。……佛法在此，世法亦在此”。短短一个个月中，他虽居山顶，人员、书信、电话的往来都非常频繁，他常感到学佛的“功课受妨碍”：
　　
　　8月5日，他给卢作孚弟弟、北碚实验区区长卢子英写信。7日有人来山，他写了“答仲华信”。10日，儿子送来郭垒等五信件，当即作复。13日，“为张德钧事答周通旦信。”15日，“吴汉骥来。吴雨僧不就白沙院长，改推熊东明，作书促驾。”16日，“得张东逊一信。”17日，勉仁中学教师、职员王勤庄等来山，他已和路明书店签定了出版《中国文化要义》的契约，收到此书13、14章的校样。他写信给勉仁文学院的同事李源澄、侯子温。18日，“中学送药来，即以十三、四章校正本付出，并写致朱绍云信，言罗崇高事。” 19日，“致郭垒转吴一信。亚三、子温来信，并送来调饮料之石炭等物，当即答复。又张德钧来信亦复之。功课颇受杂事妨碍。” 20日，“早课后与美国使馆人谈话，此子英昨日来电话所约者，大抵问过去民盟事。朝杰、伏园回来山，事已有成。……陈玉诚有长信。” 21日，“此李东生有电话来。子英来山晤谈。谢炎持孙信来见，即介与子英见面。亚三来信不肯上山，当复之。功课受妨碍。” 22日，“写邓少琴、江东之、马秋帆各信。” 24日，“早课后侯子温来山商决院校各事。唐舜尧、罗崇高、于长茂等同来见。写致吕宗衡信。谷锡五自香港来信，顾孟馀深盼与我一谈。复以不愿走动。”25日，“复张东荪一信，托谷转寄。……写宋乐颜信。收朝杰信。”又写信感谢查济民为勉仁中学捐款。26日，“早课后亚三来山商决学院农场各事件。写邓子琴信。柴东生来信复之。”27日，“亚三走后忽忆及农场新计划未见朝杰参加为怪，即写信问亚三，并写信给朝杰。”28日，“早课后颂天、玉诚来山。对颂天谈中学及农场事。写周太玄转表老一信，托作孚带港；嗣闻作孚已走。得梁仲华一信，复之。” 29日，“颂天派人送十四章稿来。”30日，“写徐树人一信”，他发现“寺前桂花盛开”。31日，“收路明书店信，复之。”
　　
　　9月1日，“子英电话仍不能上山，改约星期日。俗人生活不出二种：一是赶日子--赶忙不及；一是遣日子--消遣无聊。……万、王二先生来山。”2日，“夜十时后已睡矣，忽子英电告重庆大火，灾情极重，求禳灾，盖当正午时燥热，随即起风，火以风助而大也。” 3日，“子英又电告火灾惨状，将率属赴渝救济。写雷人百、文德阳各信问平安。赵、胡来山，功课颇缺。”4日，“子英电话不复上山。”5日，“于长茂来山报告农场事。复亚三、子温信。又写一信致徐女仑，嘱探雷人百家平安否。路明书店寄广告来。”7日，“以下山日期函告子英，并转托致作孚一信（附第十四章稿）。又函告培宽得空来山，商移居事。”9日，“得艮庸信复之。培英来山。得十力先生信。又内人得陈女士信，藉悉武汉北平统制思想之一般。”10日，“姚鸣山来辞行，将北归也。”
　　
　　通过这些不厌其烦的、琐碎的记录，我们不难看出，即便住在山顶上学佛，他与世俗的联系几乎也无一日中断过。在他交往的人中既有张东荪、顾孟馀、孙伏园、卢作孚、张澜、熊十力等著名人物，更多的是普通的同事、朋友、晚辈等，或为国事，或为勉仁文学院、勉仁中学的校事，或为所属农场及其他种种世事，这一切他一概都“放不下”。难怪他总是要做梦，他在日记中不断地记下自己的梦：
　　
　　8月9日，“夜来梦中行业几乎杀盗淫皆有表露，无始习气深如此。” 10日，“夜来梦中不免名利恭敬之念，及苟免自全之心。”14日，“夜间几无时无梦，心不能闲之病极大；人以为我入道必易，实则适得其反。” 15日，“夜来仍苦梦多，醒时疲劳，必经一时间疲劳乃除。”16日，“夜来梦似减轻”。17日，“夜来梦境较悠闲，如游西湖或观剧等；然入寐即入梦，总不能廓然无梦。” 21日，“夜梦未见减少，头脑未见清爽。”31日，“午睡酣沉，但仍不能无梦耳。”9月6日，“夜梦又似初来时一般，午睡亦浮而不沉。” [18]
　　
　　梁漱溟一个多月的学佛实际上并无所成，9月8日，他在下山前夕的大失眠“宣告上山一月之失败”，实际上他在8月19日的日记中已说得很明白：“自皈依上师之日即先曾自己审查一番：一切法中佛法最胜，我岂有疑，然从人类文化发展说，当前需要则在中国文化，而非佛法之时机。同时我于当前中国建国问题及世界文化转变问题，自觉有其责任，更无第二人代得，在我心中亦可说除此事更无事在，所为皈依者，自感慧力不足。” [19]  　

　
四

　　1949年11月，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由成都路明书店出版。在10月所写的自序中，他说这本书主要是阐述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见解，而不是什么“学者专家之作”，“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是他始终追求的理想。他对自己的定位只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20] 他在这本著作中清楚地梳理了中国政治文化的脉络，就中国民主何以难产等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解释，强调了民族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特殊性。他概括指出中国民族性当中自私自利、勤俭、爱讲礼貌、和平文弱、知足自得、守旧、马虎、坚忍及残忍、韧性及弹性、圆熟老到等十个特点，并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他的政治见解实际上都是由他的文化价值观派生出来的。
　　
　　同月，龙山书局出版《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收入他在1941年至1949年间发表的政见性论述文章23篇，其中包括未曾公开发表过的《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一文。
　　
　　   直到这时，包括成都、重庆在内的西南残山剩水依然属于国民党的势力范围，是军统、中统等特务组织横行的天下，重庆《大公报》已于9月17日被国民党当局以“改组”的名义窃夺，但梁漱溟并没有因为尖锐批评蒋介石和国民党而遭到什么意外或干扰，民间出版社照样出版他的著作，效率之高，足以让生活在今天的我们都感叹不已。
　　
　　12月中旬，梁漱溟到重庆鲜特生家，和青年裴治鎔住在一屋。裴是中共地下党中专做国民党中上层将领策反工作的，久闻梁的大名，对他非常尊敬。一天，裴拿着毛泽东新作的那首《闻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读给他听，当读到“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时，他连连摇头，说：“错了！错了！”并说：“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偏激与惰后都不行。唯有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必将统治世界。而真正统一中国的方法也只能是适应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的中和。”并引述了《孙子兵法》中“穷寇莫追”的论点，说明“追穷寇”的错误。[21]
　　
　　值得一提的是，梁漱溟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中国，“虽有人来请我去香港，但我主意已定，不论国共两党胜负如何，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自问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出过力的炎黄子孙，有什么理由跑到香港去呢？” [22]
　　
　　1949年在隆隆的炮火声中结束，年末，梁漱溟所居住的重庆也不可抗拒地迎来了解放。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盛情邀请下，1950年1月，他终于离开生活了三年的重庆，到达北京。他想远离政治中心，仅仅做一个著书立说的观察者生涯结束了。其实，从大局未定之时所写的那些文章来看，梁漱溟基本上是站在共产党一边的。他在《敬告中国共产党》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再恳切地说两句要审慎的话：第一我要说，如果用武力打下去，我不否认有在一年内外统一全中国之可能。但到那时却既没有‘联合’，也没有‘民主’。虽然中共在主观亦许无意于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其事实结果则必致如此。武力与民主，其性不相容；武力统一之下，不会有民主的。第二我更进一层说，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真能统一稳定下去，如像布尔什维克之在苏联那样，我并不不欢迎--我欢迎。不过我担保不会稳定，即统一必不久。”[23]
　　
　　由此不难判断，梁漱溟所追求的社会理想主要是统一、稳定，民主、不民主倒在其次。因此一旦武力能够实现苏联那样的统一与稳定，他对共产党就心悦诚服，他对新政权的拥护也是发自内心的。或许梁漱溟从来就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在1940年代为民主奔走只是为了谋求国家的统一与稳定而已，这也是当年他和民盟其他领袖最大的分歧之一。这一点，他在给张澜和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中都坦白地指出了。当他目睹共产党用武力完成了大一统的事业，他曾在1951年写给林伯渠的信中说过：“今后政治上将一切听从中共领导，并且听从中共朋友对我个人的安排。”[24]从此，他的文化救世论也彻底幻灭了。
　　
　　1953年，毛泽东指控梁漱溟“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事实证明，他“不问政治”确是假的，不过他“不想做官”却是真的，终其一生，梁漱溟都只是徘徊在动、静之间的一介书生，属于那种傻气十足，不为功名利禄所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读书人。由于他对自己的理想、见解异乎寻常的自信和执着，身上自有一股儒者的浩然之气，所以有时候看起来他是那样的不合时宜，1949年如此，1953年又何尝不是如此。
　　
　　                                    
　　
　　注：
　　
　　[1][4] [5][6] [7] [8][10][11][12][15] [17] [23]《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970、786-789、971、790-795、796、971、800、800-801、803-807、809-810、830、805-806页。
　　[2] [3] [18] [19] [24]《梁漱溟全集》第8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74、76、422-428、424、77页。
　　[9] [13] [22]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出版社1988年版，107、109、110页。
　　[14]《批评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辑，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版，54-56页。
　　[16]《柳亚子文集  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340页。
　　[20] 《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6页。
　　[21] 于东《梁漱溟异议“追穷寇”》，1989年3月21日《团结报》。
　　

lixunghuan

至今思漱溟
不肯过海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