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天涯]17岁以前的阅读史（1989－1998）

冬瓜汤

17岁以前的阅读史（1989－1998）
　　
　　一
　　我1981年生人，不智亦不愚，与同龄人应该有着大致相同的成长经历，1987年上学，1998年高中毕业，中间没有留级和跳级；于读书一途，也无殊异之处。将自己童年和少年的读书经历记出，一是纯个人的回想和记录，二是或许可以折射出部分同代人的思想经历。
　　
    最早的有意义的阅读始于一些儿童读本和刊物，给我印象深的有以下几种。
　　
  《故事大王》。如今的图书市场已非常发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却远非如此，可供儿童读的故事刊物是有限的，《故事大王》是其中的佼佼者。它的故事简洁、明亮而富有童趣。除了大人“讲故事”，此种杂志可能更直观地告诉孩子们：“故事”是什么。现在我还记得，暑假和秋假（县城和农村孩子独有的假期）的午后，在树下拿起一本《故事大王》，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尽管那个时候还没有“惬意”这样的形容词——那时候是小学的二三年级。
　　
  《儿童文学》，《少年文艺》。较之《故事大王》，这两种刊物的趣味显得更雅正些，由“故事”上升到了“文学”、“文艺”。现在回想起来，这两种杂志应该是主旨大致相同，面对不同年龄层次读者的。这两种杂志会是那些不满足于“故事”，而有一点点文学想象的儿童和少年的好读物。我现在还记得《少年文艺》上的几篇作品。其中一则写到家中的水管轰隆作响，却留不出来水。“我”通过这轰隆作响的水管，回到了爸爸的童年时期，看到了爸爸幼年的生活，见证了爸爸懵懂的初恋。那种明净的忧伤的气氛深深的感染了我。

　　《童话大王》。此种杂志对于我，甚至对于一代人的印象是很难短短几句说清楚的。80年代生人很难从自己的成长史上抹去“郑渊洁”这三个字。对于我，老郑教给了一种独立、反思、质疑的精神，使我很早就能对教育制度有所怀疑，并不是“被设计”而是“自我设计”自己的道路。但我坚定认为《童话大王》是儿童或少年读物，而不是老郑宣扬的“适合6－90岁人阅读”。老郑教给我们的那些理念，对孩子来说是振聋发聩的，但对一个成年人来说，结论还是轻率了些，简单了些。成年人应该有更深刻，更负责任的思考。而且老郑1996年之后写作的下滑，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由一个一流的、超一流的童话作家自动降格为了一个三流的、未入流的小说家。——当然这无损他对于我少年时期的意义。

　　《我们爱科学》。我固执地认为这是一本非常好的刊物，但不知为何很少人提及。我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但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这是我见过唯一的一本面向少年儿童的科普读物，而且质量非常之高。它用一种很浅显、很生动、很有趣的方式向孩子们解释“科学”。它讲述外太空的星云，讲述地心的秘密，提供给少年儿童另一种想象世界的方式，让他们开始对世界产生了一些终极的疑问，对他们一生产生影响。我国的文学教育十分落后，科普教育也是如此。《我们爱科学》是一个榜样。

　　除了刊物，一些儿童图书，如在上世纪8、90年代影响非常大的《365夜故事》也值得提及。我小时候还看过一套《十三少年历险记》，讲的是黎巴嫩十三个少年惩恶扬善的事情，——实际就是十三个小特工，我在那套书里知道了贝鲁特——写得非常好看，跌宕起伏，后来却再也没见过了。其中一本的一章叫“冗长的会议”，我以为冗长跟酋长是一个意思，但通篇没找到谁是冗长，这困惑了我很多年。

　　安徒生和格林童话自然也读过。但我现在总觉得安徒生童话不是儿童文学。那种感伤、唯美的情感，那种散文化的叙述，总在孩子们的理解范围之外。我很多年没有搞清楚丑小鸭是经过了生活的磨砺变成了天鹅还是它本来就是只天鹅。我小时候倾向于前者，因为这样才有教育意义么。格林童话就容易接受些，拇指姑娘大概是我第一个梦中情人，我还总想养一只穿靴子的猫。不过格林童话有点血腥，好像里面死人不少。

　　现在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学教材，——就像我们的《语文》课本——本应该是这个民族的少年儿童最重要的启蒙书，在我们这里却恰恰相反。少年们思想的开蒙，对文学的想象和感受，几乎完全不来自这个系统。这是语文教育的大问题，已不是我在这里所能讨论。我记得小学要毕业的时候，在一本作文杂志《金色少年》上读到一个小学生写的这样一篇作文，《我最爱读的书——<语文>》。作文中把小学语文课本中的篇名全串到一块儿了，诸如“你带我游览《桂林山水》，让我知道《王二小的故事》”之类。当时我很嫉妒这个小学生能把这么多篇名串在一块儿，很佩服他的“才华”，同时又很不屑，觉得他特傻，《语文》书有什么好的啊！后来回过头想想小学语文所选的那些篇目，真的有不少好文章。我记得就有巴金的《海上看日出》，老舍的《草原》，萧红的《火烧云》等。可是老师们机械、生硬地肢解，却妨害了我对这些作品的接受，进而使我讨厌《语文》课本。对这些作品的重新感受，就是多年后我自己的事了。不仅仅小学语文教育，中学语文教育不也如此么？我是费了很大劲儿才在高中毕业后喜欢上了鲁迅。
　　
　　

冬瓜汤

　二
　　 已经记不得我读过的第一部小说是什么了。大概是一些革命传奇，比如雁翎队什么的。有一本书倒是印象很深——《狗儿传奇》。说不上这是部童话还是小说，讲了一只狗儿的游历和成长。若以小说类型分，它大概属于成长小说之类。叙述人采用了狗儿的视角，笔调非常得抒情优美，很有一种“移情”的作用，看得我泪水涟涟的。

　　在我有了自觉的阅读意识，想要自己找书看的时候，根本没有人能给我指引，不知道要读什么书。初中的语文课，开始多了作者简介，我就开始通过这个线索找书看。有一课叫《宇宙里有些什么》，是一则说明文。老师讲课讲到：作者郑文光，代表作《飞向人马座》。我就找《飞向人马座》看，我们县的图书馆有这本书。正是在这本书和《我们爱科学》中，我知道了黑洞是怎么回事。但当时思想已经不纯洁了，我想一男一女在外太空生活了十几年，怎么没生个孩子。有一课叫《梁生宝买稻种》，选自《创业史》。我就找来《创业史》。看完第一卷后，我很想知道梁生宝和改霞的爱情怎么发展，可惜没有第二卷。还有一课叫《分马》，节选自周立波《暴风骤雨》。于是又看了《暴风骤雨》。小说写的什么现在全忘了，就记得一群好人和几个坏人斗。小说里有很多东北话，当时我不怎么看得懂。后来知道周立波是湖南人，就很佩服他。

　　 没有书读，妈妈的电大教材就拿过来翻了（她算是电大教师）。先是看《现代文学作品选》、《当代文学作品选》。李准的小说我最喜欢，《耕云记》、《李双双》都很好看，赵树理的《罗汉钱》也不错，《锻炼锻炼》不好看，故事太简单。现代文学史上的小说，如叶圣陶的《春蚕》，茅盾的《林家铺子》，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我就不喜欢，觉得那种语言离我太远，半文不文，看不大懂。尤其是叶圣陶的《稻草人》，我现在觉得是很差的童话。这两本书看完了，就看电大的历史教材。我哪懂什么历史规律、阶级斗争啊，就是看故事，然后记皇帝的名，什么唐太宗是李世民，他爹唐高祖李渊，记得很清楚。这样我初中历史就学得很好，高中就不行了，你得分析，得论述，这我就不会。历史教科书毕竟有些枯燥，后来在家里翻到一本《东周列国故事传》，不禁欢呼雀跃。有一次班里举行故事比赛，我讲了里面的曹刿论战。我念成了曹列，居然还得了第一名。初三时学到了《左氏春秋》中的《曹刿论战》，脸狠狠红了几把，幸好我初三转学了，没让伙伴们笑话。

　　 后来妈妈看家里的书不能满足我，就带我去他们学校的图书室。我算是找到宝藏了，用王小波的话说，就是精神家园。平时妈妈怕耽误学习，不常带我去。每逢放假就可以到那儿抱一摞书。在那儿看了《说岳》、《呼家将》，我当时很喜欢这些书，不亚于喜欢《水浒》。后来学文学史才知道这些书有很多封建糟粕思想，不禁很惭愧。最值得说的是在那儿看到了很多当代小说的合集和专集，比如说《1982年中篇小说选》之类的书。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丛维熙的《雪落黄河静无声》，贾平凹的《腊月&#8226;正月》，刘绍棠的《瓜棚柳巷》等等都是我喜欢的小说。王蒙的《春之声》、《布礼》我就不喜欢，那种意识流的手法我不大能理解，读起来费劲，《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还好一些。一些更新的作品也在这时候读到了，比如说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残雪的《山上的小屋》，铁凝的《哦，香雪儿》。读了之后一愣一愣的，余华和残雪对我的阅读习惯是种伤害，心里有种悸动，但也说不出来。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竟也在这时候读到了。妈妈认为这是儿童不宜的书，不让我借。她却自己借来看，于是我偷着也看了。当时并不喜欢，也只是出于好奇看里面的性描写，它多多少少充当了我性幻想的教材。
　　 初三转入了县高中的初三部。县高中也有个图书室，恰恰是那一年对学生开放——后来再没开过——在那儿也读了几本书。记得有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这本书给我的印象也不好，觉得它太沉闷，只有那些性描写吸引我——当然现在我觉得叶兆言是中国最好的小说家之一。这是一本小说合集，有一篇小说写到女同学耳后发梢的白皙，给了男主人公很强的性诱惑。从此后我就开始注意女同学的耳后。可惜后来再没读到这个小说，连名字也忘了。

　　 大概就是1993、94年的时候，路遥正是个炙手可热的名字。我也读了他的大部分作品。《人生》，《平凡的世界》都读了，谈不上什么感触，就觉得挺同情高加林的，还要向孙少安学习。像许多人一样，我也把“人生最关键只有那几步”，工工整整地抄在笔记本上。路遥的写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给了我更多的震撼。这时我才知道作家写作是如此的艰辛，不禁对他们多了些敬畏。

冬瓜汤

　三
　　 到了县高中以后，我就和当时正读高二的哥哥生活在了一起。他给了我除老郑外最大的影响。（许多独生子女或身为老大的同学都羡慕我有个哥哥。的确，在一个人的成长历程中，“哥哥”这个角色或许是很重要的。）哥哥在他的同辈中算是读书和见识都比较广的人，他结识的一些人也都是有些理想，能够独立思考的青年，和我们这些小朋友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我便常常和他们玩在一起。

　　 我有时想，所谓80后的浮躁、现实、中庸，他们和70后的代际差别，是不是跟不同的少年经历，或者说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不同的时代氛围有关呢？十三四岁的少年时期，是一个人生命中很重要的时期。他的信念，他对世界的看法，在这个时候形成雏形。70年代末出生的这批人，少年时期是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还能够感受到80年代理想主义的余韵，因此他们身上还留着些理想主义的影子。而80年代初出生的这批人，少年时期已到了9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大潮已经到来，理想主义已经成立过去式，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功利主义的时代，他们的浮躁、庸俗也从此中来。个体自然有差异，然而似乎这种描述，可以对只相差几岁，总体面貌却大不相同的两代人作一个解释。

　　 哥哥当时结识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他本是政府的一个小公务员，由于读了几本书的缘故，就很有些理想，也很不安分。他办了停薪留职，在县城里开了一家租书铺，兼带卖书。他的想法是提倡一种读好书的风气，团结一群读书和思考的年青人，交流思想，又能对社会作些批评。开始时是效果是很好的，县高中稍微有点自命不凡的年青人，都聚集到了他的周围。每周还开座谈会，第一次的座谈会我也去了，题目叫“毛泽东的功与过”，大家云里雾里，夸夸其谈，不过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哥哥和他的关系最好，我也得以在他那儿免费借书看。后来学生们为了应付考试，终于作鸟雀散。他的书也有些曲高和寡，书铺终于破产了。哥哥和他中断来往后，多年后我竟然又和他有了一段交往，或许我会另外写到。

　　 当时在他的书铺看到了一些政治上的禁书，比如说何博传的《山坳上的中国》。说实话我看不进去，只是犯禁让我感到了快感。还读到了李敖、柏杨的一些书。读了李敖之后，我便也有些自命不凡，有些神经兮兮，常常背诵他的“名言”。一日在厕所便后洗手，我忽然对旁边的同学说：“朋友有两种，一种是可以性交的，一种是不可以性交的。”吓得他落荒而逃。

　　 从他的书铺还借到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以及苏童和池莉的一些小说。慢慢知道了离这个时代很近的文学，于是又读到了王朔。我用了一个多礼拜的日日夜夜，把能找到的王朔的文字全读完了。除了《千万别把我当人》等极少的几篇，篇篇喜欢。他的戏谑、调侃、嘲讽很让我向往，于是开始眯起眼睛学他说话，学他那种不在乎的态度，觉得自己也挺妙语连珠的。

　　 高一的时候我读到了对我人生起到转折作用的一本书。这本书不是名著，我也没有见别的人提及过。但毕竟仁者见仁，或许这本书只是一个契机，触动了我内心本有的一些东西，所以我无需惭愧。这本书就是《新大学人》，作者王东华。（作者是我刚刚百度到的，原谅我的健忘）这本书的主旨、内容我竟大半忘了，只剩下它给我的影响。它大大的提升了我的境界，让我有了种为世界、为人类的心胸，让我开始追求大智慧，而不是小聪明。这种境界是我从来没有过的。那时我正是一个青春期的少年，有一点骚动，有一点伤感，每日沉迷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还写一点诗，那里体会过这种情感、这种境界啊！我沉浸到那种“大”的情感的时候，觉得自己有种使命，我感到了从未感觉的幸福，这幸福让我颤栗。我觉得自己高大起来，也强大起来，真的有了“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后来我也慢慢体会到，智慧——或者说聪明，或者说知识——都是次要的，心胸、见识、抱负是更重要的东西。可是自从少年幸福的颤栗之后，我现在又开始怀疑我是否拥有这种大的心胸、抱负了。

　　 从《新大学人》中我还读到了关于尼采、弗洛伊德、萨特的文字。知道了潜意识和自我选择。接受了“性是第一推动力”（我自己的总结）之后，——或许跟少年的性萌动、性好奇有关——我确立了自己的理想，就是作一个性心理医生。我的理由是这是个无比高尚的职业。（当时我对“高尚”这个词十分迷恋）我在寝室的夜谈会上对室友公布了这个理想后，遭到了大家的一致嘲笑。——我很快也忘记了这个理想。

　　 后来开始想读点尼采。在学校旁的书店买到了《悲剧的诞生》，在一个贩子手里买到了盗版的《查拉思图拉如是说》。一点都没读进去，只记住了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两个名词。不过尼采的文笔确实很好。《偶像的黄昏》这样诗意的书名很让我这样的小青年向往。

　　 初中时看了《水浒》、《西游》，却看不进《红楼》，到了十六七的发情年龄，开始看了进去，而且愈看愈喜欢。高中时我看了两遍，以后是每过一两年就要看一遍。一本书不可能包罗万象，但《红楼》却是开放的。它似乎没有一个边缘，总是可以扩张，扩张到更远或更深。这是一本可以阅读一辈子的书。

　　 高二补课的时候同学递给我了一本《神雕侠侣》。在这之前我一直以好学生自居，不肯看这种“坏”学生才看的武侠小说。可这个时候我成绩已经不好了，又和一帮游手好闲的哥们儿住一宿舍，也不再当自己是好学生了，开始翻开了《神雕侠侣》。一看不可收拾，用了几乎整整两天的课堂时间，把它看完了。真是太好看了！不过高中时再没看过金庸的小说，他的小说都太长了，实在没有时间看。在那些不想学习的日子，我就去租古龙的单本小说看，像《流星、蝴蝶、剑》之类的，一个夜晚就能看完。由于不想学习的日子太多，高中还没毕业，古龙的单本小说竟被我读完了。读了大学之后，慢慢补课，把金庸和古龙读完了。尤其是金庸，每本都读了三遍以上。

　　 武侠小说，在我读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毫无疑问是坏读物。自甘堕落的人才会去读，这已成为一种共识。这种书总是摆在最肮脏的租书铺，和那些黄色小说摆在一起。我前面所提到的哥哥常去的书铺是不会放这些书的。我也一直不敢对哥哥提我在看这些书。直到又过了几年，北大的一个教授开始鼓吹金庸，好多科学家，文学家也宣布自己深爱金庸，这种情况才转变。我也开始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读金庸。这个时候反而不读金庸就很out，很老土，很不特立独行一样——北大的“醉侠”孔庆东不就是金庸的拥趸么。

　　 有种情况是这样的：缺乏独立思考的人对事物的接受往往跟别人对事物的评价有关。拿读书来说，社会上说武侠是坏读物。那些“坏”孩子们就赶紧找来读读，然后挑着那些拉帮结派、打架斗殴的学——我们就是来学坏的么。我少年的时代大家说《黄金时代》是黄色小说，我就拿来找性描写，满足自己的性好奇。如果有一个好的引导，可能是另一番情景。乔峰大斗少林寺的情节是很能让人平添豪气的，这和李白的诗歌有着同样的作用。所以我赞成金庸的小说入选中学课本——你把它当好书，学生就不好意思跟着它学坏了。

冬瓜汤

四
　　 要单独来谈谈少年时代对诗歌的阅读。

　　 除了课本上学到古诗，我在学校受到的诗歌教育等于零。我不记得小学课本上有一首现代诗。（可能我记忆有误，但这种印象也可说明教育给我的影响是什么）初中课本我记得有贺敬之的《回延安》，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还有郭沫若的《天上的市街》。说实话没有一首我觉得好。在妈妈的教材中读到的《王贵与李香香》，倒还有一点意思。1980年代后的诗，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哦，读到过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和叶文福的《将军,不能那样做》。

　　 直到初三读到汪国真，这种情况才有了改变。现在这种表述可能会招人耻笑，因为汪国真的名声已经和蔡国庆、陈红差不多了——比港台的四大天王还差一档次。他是通俗的、肤浅的、矫情的、媚俗的，不错，这些我都承认。但我无可选择，我的环境没有给我别的诗歌营养，——甚至在我们那儿汪国真也是难以寻觅的。汪国真没有伤害我对诗歌的爱，而是培养了这种爱。我经由他抵达了诗歌，然后抛弃了他。所以我感激他，不愿唾弃他以显示我的高明。并且我认为他可能有一些好的诗歌，我不敢下断语，因为我已经有近十年没再读过他的诗了。

　　 但初三时我的确是痴迷汪国真的，我疯狂地找寻他的诗集，几乎会背他所有的诗。每次睡觉前，我总要背诵他的几首诗才能入睡——那种情形彷佛少年人痴迷于流行歌，总要哼唱几句。有一次我在床上背诵，禁不住手舞足蹈，竟从上铺跌了下来。不料地上有一枚图钉，扎进了脚里，害得我一两个星期走路一瘸一拐。

　　 高一的时候读到了普希金，是从上面提到的书铺买来的。我被深深地吸引了，普希金的情诗写的太好了。我直觉比汪国真写得好，但我又说不出好在哪儿，还在日记簿上很认真地对两人进行了比较。现在想想真是亵渎普希金。我读到普希金并不是一个经典的版本，译者已经忘了名字，但我后来读到了可能更经典的戈宝权的译本，却怎么样也接受不了。初次阅读的烙印太深了。

　　 大约我上高二、高三的时候，中央二套广播电台夜晚十一点有一档诗歌节目，大概叫《子夜诗话》，雷抒雁作嘉宾。我几乎每晚都会戴上耳塞听这个节目，但由于白天实在太累，往往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我听到了很多好诗，但由于那时对诗坛完全不了解，作者大半已忘了。记得听到过马克思给燕妮的情诗，还听到过这样的一句：“每一个山峰，座座都不比我低/可我也算，站着的一个。”

　　 对于当代的诗歌，我是处于一种完全隔膜的状态。想想80年代中诗人们就提出了pass北岛，pass舒婷，可我们连朦胧诗的教育都还没来得及接受。高中的课本上有舒婷的《致橡树》，老师给我们讲舒婷跟顾城是一对儿，顾城把舒婷砍死了。老师一下给舒婷搞到地底下去了。这个误会我几年后才清除。忘了在什么书上偶然读到了《我不相信》，觉得他妈的真是太好了，就非常想找这批人的东西来看看，可是又找不到。后来我一个女同学说她姐姐的自考教材里好像有几首这样的诗歌，我让她赶紧给我找来。于是读到了顾城的《弧线》、《一代人》，舒婷的《祖国、我亲爱的祖国》、《双桅船》。仅此几首，已经让我又一次感受到了幸福的颤栗，如夏饮凉水。

　　 有一份报纸需在此提出，就是山西办的《语文报》。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报纸，完全不是教参教辅性质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是人文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先驱。它提供了真正的“语文教育”。我在这份报纸上也读到了一些诗歌，比如说郑愁予的《错误》。

　　 读大学之前，我所受的诗歌教育仅限于此，而且全部是自我教育。其实我到大学也没受什么诗歌教育。自己读了两年朦胧诗，然后想写一点不一样的诗时，才读到于坚和第三代。那感觉糟透了，说不出的沮丧，再不是幸福。这样好的诗歌，竟他妈的现在才读到，还想玩点新的，原来二十年前就被人家玩过了。于是想写诗的心偃旗息鼓了大半。这是后话了。

　　 少年时还有一种诗歌教育不能不提及——如果这算诗歌教育——那就是崔健的歌词。听到崔健时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倒了个个儿。一段时间我脑子里整日是他的旋律，每天没事就在本子上写他的歌词，写着写着就觉得有一些被压抑的东西发泄了出去。这不是读书生活，就不多说了。

冬瓜汤

五
　　 以上的叙述或许太过于琐碎了，然而我相信，就是在一些细节处，才能见一个时代的深度。

　　我发现我所记的竟然没有古书和外国书，或许是我阅读狭窄。但我觉得这跟一种文化虚无的时代风气是分不开的。自五四尤其是四九年后，古书几乎完全被当作糟粕，几乎完全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四书五经这些发蒙读物，竟成了专门研究者的案上之物。还好我们还学了点古诗古文，还大致知道我们的祖先是怎么说话的，不致以为自己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但这种教育的确太少了。

　　外国书其实是读了一些的，初中时读过《复活》，高中时读了屠格涅夫的《罗亭》，读了《茶花女》，读了莫泊桑。但不成系统，说不上有太大影响。我党是文化进化论者，古代的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书自然大可不读，但奇怪的是当下的东西也读不到，十七年的东西倒是大把。读了那么多十七年的书，大学的教科书又告诉我那些书艺术价值不高，这结论真让人气馁。

　　少年时代的读书生活真是好，那种完全无功利，仅仅是图个阅读享受的读书境界现在已经很难实现了。现在总想着“开卷有益”，总想着学点什么，再有个评价，读书的乐趣却少了大半。我十二三的时候，夏天在舅舅家看瓜。携着一本书，躺在瓜棚里，边上还放着收音机。一边读书一边听音乐，渴了就跳下去开个瓜。这种随意读书的情形再没有出现过了。恰恰是在瓜棚里读了《瓜棚柳巷》，还读了《少年飘泊者》。在天空下读书，心境都是敞大的。

　　比起父母的年代，我们已经算有了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可是还是远远不够。我梦想这样的时代：人所能想到的信息，他都可以接受的到。可别说我的少年时代，就是现在，这样的时代还是距离我们太远。我们常说“信息爆炸”，似乎知识多得用不完了，可在我看来，这却还是一个匮乏的时代。人都说读书是需要“童子功”的，看看我少年的读书生活，不禁又一次让人气馁。可毕竟现在还是有了比以前好的环境，许多以前读不到的书都能读到了，所以还是努努力，再读点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