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赳赳：读书类杂志色相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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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很多人有跟我一样的无奈，在没有更好的成品杂志之前，不得不奉行“凑和”的附议。这让人联想到崔健与FANS间的特有遭遇：
“北京的朋友们你们过得怎么样？”
“凑和！”众人双手捧作喇叭状狂呼。
那么好吧，凑和。读书也不过如此。为读书而生的读书类杂志也不过如此。你如何能说出它们的弊病来呢？这基本上是每一个不弱智的人都心知肚明的，用不着我来挑破。而且，尤其是，那些被挤压在思想犯、清谈犯、口水犯和装逼犯之间的编者和作者们，自有他们的苦衷并且那苦衷是如此令我们信服。
所以，当我们怀念“老书城”、“老书屋”、“老读书”这三类杂志在N年以前（恍如隔世）带给我们的启蒙般的思潮与解渴般的思绪时，是否该扪心自问：是什么让我们当年如此杰出，又是什么让我们而今如此末进？
这也许是个伪问题，一方面西方正将民主变成一场娱乐，而东方正将娱乐当作民主之途，到底谁更正点？在两个向度上，最后仍呈现融合之势。另一方面，现有的读书资源、读书人资源正成为阻碍我们致富的最大潜因素－－教育产业化当不在此列、北大学子当屠夫当为天下先，“读书无用论”正在以一种变种的方式隐形于我们的媒介圈、知道分子中和信息之城，读书族尽成策划总监、编辑部主任和富人的职业经理人，读书人所鼓吹的商业改变世界使自己沦为富人的帮闲并且沾沾自喜。
总之，相当多的出版人在说：做书这门生意。相当多的艺术家在说：艺术这门生意。但却没有一个人敢说：读书类杂志这门生意。
《书城》曾经意在改变，将精英知识阶层作为他们的主力读者，但显然，他们高估了自己的同胞们，那些先富一族既不愿意花时间阅读，而新富一族也不愿意把书本作为他们的知识来源。这本杂志最后成为一个圈子读物和同仁读物，也盖因如此，除了满足自己高水平的皮相观和意淫状况外毫无实干，而这，正是不能卒读的起点。
较之《书城》的活色生香，较之它关起门来自己玩自己，更多的读书类杂志的入世精神令人敬佩，并且，它们的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充当了人们的探照灯：路线、主义、精神、方法论、文化波普、艺术派等等。但当一种填塞物显得过气而呈遗老状时（哪怕其遗老作派是被阉割掉的产物），你仍然会对它撒气，而哪管它本身也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受害者。
《读书》的生存悟性正在于此，如果它在十年前嘎然死掉的话，读书类杂志的历史会改写。但它多活了十年，这十年令它自己也痛苦不堪，这是一本伟大的刊物所能渡过的最后的悲惨时期，它在用残存的理智和说话的技巧保持某种平衡，以便在切入社会肌理时不致于产生过份的触痛感。当美人迟暮时，再也没有温柔乡，许多人读这本鸡肋杂志，不是因为习惯，而是怜惜的一面，这种情感消费使我们在真正认识这本杂志时，产生了某种幻觉，它依然是它，尽管我们知道陈四益的文章和丁聪的插图以及那种故作操守的版式，是多么的时过境不迁！
另一个老女人则是《万象》，天哪！它居然仍然还在卖！它卖的不是自己，而是掌故，换句话说，它就像是：当少年的情欲在尖叫时，而老奶奶在讲叙自己当年的某段老镜头，以兹抚慰。－－谁在满足谁呢？
一位媒介大佬说过这样一句话：“老派在我们当年是个贬义词，意味着保守、陈旧。现在则牛了：小资、中产、大狗之后才是老派。”
“老派”的称号，我赐给《万象》，但绝想我完成对它的言辞切换，在我看来，《万象》是最想将此词从彼岸渡到此岸来，以达成如《良友》般的情深意切的幽暗国度。但这对它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任务，此词的切换首先必须是商业的，但《万象》做不到，它的整个团队只是一个编辑部，虽然在稿约与稿用上，屡有称奇之举，但穷人办杂志只有穷人会来捧场，这简直就是个铁律。
至于《书屋》，那已经是文物，现在的每一期，仅仅是那个文物的宣传单，使其不沦为被人遗忘。对于风骚，它已经无能为力了，还有《天涯》，曾经有史诗般的笔法和雄心，但最后仍转归于隔靴搔痒，带着特立独行的面具而已。
这实际上是一场化妆舞会，游戏规则是：谁露出自己的真面目来必遭惩罚，而一旦不露出自己的性感身躯，又无法引诱那庞大的文人集团，在一重又一重的艳衣与盾牌之外，活着首先是必须，迎合也乃必要，但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已经话不投机半句多了。
宁为鸡头，不为凤尾，读书类杂志与其附丽于清高之凤尾，不如改名换姓做娱媒业的头牌：这年头，有文化的人去搞娱乐，才是真正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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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城》曾经意在改变，将精英知识阶层作为他们的主力读者，但显然，他们高估了自己的同胞们，那些先富一族既不愿意花时间阅读，而新富一族也不愿意把书本作为他们的知识来源。这本杂志最后成为一个圈子读物和同仁读物，也盖因如此，除了满足自己高水平的皮相观和意淫状况外毫无实干，而这，正是不能卒读的起点。
很是经典。

lixunghuan

精英知识阶层和先富一族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