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行教育看我们和诺贝尔奖的距离

匆匆

瑞典皇家科学院4日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两名美国科学家和一名德国科学家。以表彰他们把现代量子物理学应用于光学研究，推动了激光、全球定位系统（GPS）和其他光学仪器技术的进步。
    金秋10月，是收获的季节。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也在这时产生，但诺贝尔奖由欧美科学家一统天下的局面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变。截至2004年，美国共有27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不到5％,美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却占全球获得该奖人数的70％以上。
　　为什么欧美成了诺贝尔奖的得奖大户？除了我们认为的他们舍得投入特别是基础研究投入大之外：早在2001年度美国财政预算草案中，联邦研究和开发经费高达853亿美元，其中约50%用于基础科研；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教育比我们更加注重创新精神的培养。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佑寿曾指出：制约我们获诺贝尔奖的关键因素在于我们缺乏创新精神，特别是有的决策者缺乏创新精神。
　　而这种创新精神的缺乏是由我国的现行教育体制所决定的。在现行教育体制下，衡量一个学校办学水平高低的唯一指标就是升学率。在高考指挥棒的指挥下，学校的一切工作重心都是为了提高升学率，无论学生还是老师，对考试成绩的追求已达一种疯狂的境地，死记硬背成了夺取高分的法宝。
　　即使我国的中学生在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中频频获奖，但那也是在预做了大量高难度的习题后的结果；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他们的创新思维没有得到任何提高，根本无法形成创新精神。正因为这种创新精神的缺乏，也就极大制约了中国科技的创新与发展与创新精神是获得科学成果的重要前提，即以今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澳大利亚科学家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为例：虽然沃伦早在1979年就获得了对幽门螺杆菌的初步发现，但因有悖于当时的医学认识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为人所承认，为了证明致病机理，马歇尔甚至喝下了含有病菌的溶液，结果是大病了一场。这种为了科学实验而不惜用自己身体做实验的“固执己见”的创新精神和为科学献身的精神，为他们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和终获诺贝尔奖。
　　在北京举办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向《易经》“开火”。称“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对《易经》了解不多，但中国传统文化对教育，特别是对创新人才培养的影响不可谓不大。这种文化主要应为儒家文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大一统”思想影响了我们的创新思维。“大一统”强调国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度统一。“大一统”思想的积极意义是强调集体意识，但却抹杀了个人的主体意识和意志的自由。“大一统”思想对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教师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现成结论或知识成品，表现出一元化的价值取向。如关于“雪化了之后是什么？”的回答，标准答案只能是“雪化了之后是春天。”
　　同时，儒家文化倡导的“中庸之道”也约束了我们的创新思维。“中庸”是孔子哲学的基本原则，也是儒家文化极力推崇的宇宙观、方法论和道德境界。“中庸”以和谐统一为前提，讲究无论人还是事物的发展都要适度，并且在适当的限度内发展，没有“过”与“不及”的毛病。“中庸”思想表现在教育层面最突出的现象就是教师对乖巧听话、循规蹈矩的学生偏爱有加，对言语“出格”、思维另类的学生极力打压，并力求将他们改造成符合规范的标准部件。这样一来，规范是规范了，但不知扼杀了多少天才少年？
　　而具有创新思维的人才往往异想天开，如美国科学家都被鼓励以不同于常人的思维方式去思维，并鼓励他们具有创新精神和向各种假设提出挑战。一个事实是：在小学和中学阶段，美国在世界上的排名仅在第28位或30位，落后于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瑞士、法国和德国。但在诺贝尔奖的排名上，美国是世界排名第一，而且，这个第一还将多年保持下去。
　　我们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这个距离不是那么简单的几句话就可以概括的。但如果我们不改变应试教育的教学方法，如果我们不改变传统文化对我们的负面影响，如果我们还像搞计划经济那样去做时间的安排和规定。我想，这个差距还是难以在短时间内得以缩短的。
　　要缩短这个距离，首先从改变压制人的应试教育做起。(稿源：红网)(作者：徐晓)(编辑：潇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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